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一）

　　1858年12月29日于柏林

俄国革命的伟大“首倡者”（用马志尼的说法）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又向前跨出了一步。11月13日，掌管废除农奴制事务的御前总委员会[442]终于签署了一封给皇帝的奏折，其中陈述了建议据以实行农奴解放的基本办法。这封奏折的基本原则如下：

第一篇，农民立即停止为农奴，而进入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延续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们享有帝国所有其他纳税臣民所享有的一切人身权和财产权。农奴的依附关系及其一切后果，永远被废除，对过去的主人不付任何赔偿；因为如奏折中所说，农奴的依附关系是沙皇波利斯·戈东诺夫任意推行的 ［注：这种说法决不正确。波利斯·戈东诺夫（1601年11月2日敕谕）剥夺了农民在帝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他们固定在他们由于出生或居住所隶属的领地上。在他几位继承者的统治下，贵族对农民的权力迅速扩大，不久所有的农民便真正成为农奴。但是这仍然只是贵族方面非法的越权行为，到1723年彼得大帝才使它合法化。农民没有摆脱把他们束缚在领地上的羁绊，现在又被变成贵族地主的个人财产；地主获得权利把他们单个地或成批地，随着土地或不随着土地出售，由于这个缘故，他本人便开始向政府对农民及其赋税负责。后来，叶卡特林娜二世大笔一挥又把新得到的西部和南部各省中的四五百万比较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但是，在俄国的官方文件中是不便提到有关彼得一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这种事实的，于是要倒霉的波利斯·戈东诺夫来为他的所有继承者的罪孽负责。］，后来由于滥用职权才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然是由君主的意志产生的，也就可以由君主的意志废除。至于为废除它而偿付赎金的问题，用奏折中的话来说，这种用缴钱换取权利的办法，会构成俄国历史上真正可耻的一页，因为这些权利是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

第二篇，农民在负有暂时义务的十二年当中，仍然继续固定在领地上；但是如果地主不能供给他至少5俄亩土地自己耕种，他可以自由离开领地。如果他能找到人耕种他的份地，并替他向官府完纳赋税，他也可以同样自由离去。

第三篇和第四篇，每个村社得保有社员的住房及其庭院、畜舍、菜园等等，但每年须向地主缴纳这些财产估价的3％的租金。村社有权迫使地主接受由两个地主和两个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对这些财产进行估价。只要村社愿意，它可以付清估价，把自己的家园赎回归自己所有。

第五篇，地主应该给予农民的份地是这样规定的：在固定于领地上的每个农奴平均有6俄亩以上的地方，每个成年男性农民可分得9俄亩耕地；在土地较少的地方，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分给农民；在固定于领地上的农民太多，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不能使每个成年男性农民至少分得5俄亩的地方，把土地划分成5俄亩一块的份地，而那些抽签没有抽到份地的农民，可向村政府领取身分证，随意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去。至于柴草，地主应该按照事先规定的价钱由自己的树林子里向农民提供。

第六篇，为了这些利益，农民应该给地主服以下的徭役：为领到的每一俄亩份地，要给地主做10天用马的工和10天不用马的工（如果领到9俄亩份地，一年就得出180天工）。按照这个标准，每个地方行政区（省）的农民徭役的价值可以用货币定出来，因为一天徭役的价值只等于自由工人一天劳动的价值的三分之一。在过了头七年以后，这种徭役的七分之一，此后每过一年又有七分之一，可以折成谷物代役租。

第七篇，家务农奴，即那些不是固定于一定领地，而是固定于地主宅邸或服侍地主本人的农奴，必须为他们的主人服务十年，但是领取薪资。不过他们可以随时赎买自己的自由，男子须缴300卢布，女子须缴120卢布。

第九篇，地主仍然是村社的首脑，有权否决村社的决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准许向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提出申诉。

这个重要文件的内容就是这样，它间接地反映出了亚历山大二世对俄国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观点。我省略了专门谈村社组织的第八篇，以及只不过说明有关这种改革的官方文件应该采取的法定形式的第十篇。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封奏折实质上只不过是总委员会今年春天向帝国各地各种贵族会议提出的纲领的继续和发展。那个纲领——它的十条完全相当于奏折中的十篇，——实际上只是一个纲要，草拟它的目的在于向贵族指出行动的方向，并指望他们对它加以补充。但是，贵族愈深入这个问题，他们的反感就愈大；极有意义的是，八个月以后，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充实这个纲要，制定出那个本来是设想为贵族的自发行动的计划。

关于上述文件的来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来看它的内容。

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443]。的确，请设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444]；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samoderjetz　vserossiiski ［注：“全俄罗斯独裁者”，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这封奏折中所涉及的头一个当事人就是贵族。如果贵族不肯庆祝自己的8月4日，那末政府十分坦率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将被迫这样做。奏折的每一篇对于贵族说来都包含着痛心的物质损失。贵族运用他们的活人资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农奴租出去，或者让他们出门随意谋生而缴纳一定的年金（obrok ［注：“代役租”，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这种做法再好不过地既满足贵族的腰包，又符合俄国农奴的漂泊生活方式。这是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第一篇就规定要毫无补偿地取消它。不仅如此。根据第二篇，地主不能分给5俄亩耕地的每个农奴，可以自由行使权利，去他所想去的地方。根据第三篇至第五篇，地主对他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失去自由处理的权利，而被迫把它分配给农民。的确，农民现在也占有着这些土地，但是还是处在地主的控制之下，并且必须执行完全由地主所规定的各项徭役。可是今后土地实际上应该属于农民，他们成为土地的永久持有者，他们获得完全赎买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的徭役虽然规定得很多，但毕竟是要由法律加以严格限定的；更糟的是，农民可以按照（对他们）很有利的价格通过赎买来摆脱这些徭役。甚至dvorovye ［注：“家务农奴”，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即地主家中的仆役，也应当领取工钱，并且如果愿意，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还要更糟糕的是，农奴应该获得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这就是说，他们将有他们至今从来不知道的控告主人和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主人的权利；虽然地主在其领地上仍然是农民的首脑，对他们保有一定的司法权利，可是使大部分俄国贵族得以积蓄金钱去供养巴黎时髦女郎和在德国温泉疗养地肆意赌博的横征暴敛将要大大地缩减。然而，为了判断这种收入的缩减可能对俄国贵族发生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财政状况吧。俄国所有土地贵族向各信用银行（由国家设立）借了共计4亿银卢布的债款，为此给这些银行抵押了大约1300万名农奴。俄国农奴总数（不包括国有农奴）为2375万人（按1857年人口调查）。显然，银行的主要债务人是较小的农奴主，而较大的农奴主则很少负债。1857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大约有1300万名农奴属于拥有1000名农奴以下的地主，而其余的1075万名农奴则属于拥有1000名农奴以上的地主。由此可见，后者大致是俄国贵族中不负债的，而前者则是负债的。这种算法也许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说来可以认为是相当正确的。

按照1857年的人口调查，拥有1个到999个农奴的地主是105540人，而拥有1000个农奴以上的贵族则不超过4015人。这样，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俄国全部贵族中有十分之九都对信用银行，也就是说对国家负有大量债务。但是，大家知道，俄国贵族此外还欠了私人、银行家、商人、犹太人和高利贷者许多的债，并且大多数贵族负债都非常沉重，以致对他们的地产只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那些还在与破产进行挣扎的贵族，被最近这场战争的沉重牺牲完全拖垮了，因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要担负沉重的捐税，出人出钱出徭役，而且还无处销售他们的产品，于是不得不按极端苛刻的条件去借债。而如今要他们毫无补偿地把大部分收入完全放弃，并且对剩下的部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处理，即不仅要缩减它，而且今后还要把它继续保持在缩减的限度以内。

对于像俄国这样的贵族说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很容易预料到的。除非他们愿意看到他们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完全垮台或立即破产，而在将来溶化在那个完全仰赖政府来决定等级和地位的官僚贵族阶级中，他们就一定要对这个解放农民的企图进行反抗。他们的确也在进行这种反抗；显然，如果他们目前的合法的反抗对君主的意志无能为力，他们将不得不诉诸别的更有效的手段。

（二）

　　1858年12月31日于柏林

俄国贵族对沙皇解放农民计划的抗拒，已经开始以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亚历山大二世在巡游各省时亲自向贵族发表演说，有时用温和口吻呼吁以仁爱为怀，有时用劝说方式多方开导，有时则声色俱厉地威胁命令，但是这些演说的效果如何呢？贵族像奴隶那样俯首帖耳地聆听这些演说，然而他们的内心感觉是：这位特地来向他们大声疾呼、哄骗劝导、说服告诫、威胁命令的皇帝，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位能为所欲为的全能的沙皇了。因此，他们便敢于根本不做任何答复，不附和沙皇的意见，并且在他们的各种委员会中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一再拖延，也就是说，做出在实质上是否定的答复。他们使皇帝无路可走，只好像罗马教会那样：compelle　intrare〔强迫进门〕。但是这种单调沉闷的、执拗的缄默终于被圣彼得堡的贵族委员会大胆地冲破了，该委员会采纳了委员普拉东诺夫先生所起草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权利请愿书”[445]的文件。贵族公然要求召开贵族议会，来与政府共同解决不仅是这一个巨大的迫切问题，而且要共同解决所有一切政治问题。尽管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先生拒不接受这个文件，他把它退回给贵族，并且愤怒地向他们指出集会呈递请愿书不是贵族份内的事情，他们只应该限于讨论政府给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效果。舒瓦洛夫将军以委员会名义转入进攻，威胁要亲自把文件呈交皇帝，从而迫使兰斯科伊先生收下了它。这样，1858年的俄国贵族就正如1788年的法国贵族一样，宣布了Assemblée　des　Etats　généraux〔三级会议〕的口号，或者用俄国人的话来说，宣布了Semski　Sabor或Semskaja　Duma ［注：“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杜马”，这两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的口号。这样，贵族在为了私利而企图完整地保存金字塔的陈旧社会基础的同时，自己攻击了它的政治重心。此外，esprit　de　vertige〔谬误精神〕——年老的法国侨民这样称呼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们，以致大部分贵族都被卷入资产阶级开办联合股份公司的狂热中，而在西部各省，小部分贵族还尽力表明自己在领导和保护时髦的文字宣传。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1858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180种，可是还有109种新报纸宣布将于1859年出版。另一方面，在1857年创办了16个公司，其资本为303900000卢布，而在1858年从1月到8月又增添了21个新公司，其资本为36175000卢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实行的改革的另一面。不应该忘记，俄国政府曾经多次在农民眼前造成自由的fata　morgana〔幻景〕。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统治初期，曾号召贵族解放农民，但是没有成功。在1812年号召农民参加oplchenie ［注：“义勇军”，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民兵）时，曾允许他们以废除农奴依附身分来酬答他们的爱国行为，这个许诺虽是非正式的，但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当时曾说，对于保卫住神圣俄罗斯的人，决不应再以奴隶视之。甚至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也曾有一系列敕谕限制贵族对农奴的权利：允许农奴（1842年的敕谕）与其主人签订有关服役期限的契约（这便间接地允许农奴起诉控告主人）；以政府名义（1844年）保证农民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保证农奴（1846年）在他们所依附的领地需要拍卖时有权赎买自由；允许依附于这种领地上的农民（1847年）在该领地一出售时立即把它全部买下来。使政府和贵族都大为吃惊的是，突然发觉，农奴对此很有准备，真的接二连三地买起领地来了；不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只是虚有其名的所有者，因为是他自己的农奴出钱帮他摆脱了债务，这些农奴当然采取了各种预防办法来为自己确实保证自由和领地的所有权。当这些情况一经发现，被农奴这种机灵和干练的表现以及西欧1848年的革命爆发吓得魂不附体的政府，不得不寻找补救办法来阻止实行那势必逐渐把贵族撵出领地的法令。但是要废止敕谕已经为时太晚，因此另一道敕谕（1848年3月15日）便把以前只属于村社的购买权扩大到每一个个别的农奴。这个措施不仅破坏了一个个村子的以及一县境内数个村子之间的那种在此以前使农奴能够为购买领地筹集资本的联合，而且，它还附了一些特别的条件。农奴可以购买土地，但是不能购买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人；换句话说，农奴在购买他们所附属的领地时，并没有购买他们自己的自由。恰恰相反，他们仍然是农奴，而且全部交易只有得到原来地主的同意才能有效！除此以外，有许多所谓按照自己农奴的信托而持有地产的贵族，由于那同一道敕谕，得到权利并且受到鼓励去破坏这种信托关系，收回对地产的全部所有权；同时还无条件禁止了农奴在法庭上进行任何诉讼。从那时起，农奴除小学以外都不得进其他任何学校，对解放的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但是上一次战争又迫使尼古拉采取普遍武装农奴的措施，并且像往常一样，以使他们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诺言来推行这项措施，——政府委托自己的下级官吏在农民中广泛散布了这些诺言。

十分自然，在这一切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认真着手解放农民。他努力的结果，他的计划要点，既然已经成熟，现在公布出来了。十二年的考验将伴随着沉重的徭役，而以后会进入何种状态连政府也不敢详细描写，对于这样的考验，农民会说些什么呢？对于组织村社管理机构、法庭和警察来消除俄国每个村社自古固有的全部民主自治机关，以便仿照1808—1809年的普鲁士乡村立法建立一套地主世袭政权的体系[446]，——这种体系是那全部生活都由村社管理、毫无个人土地私有观念、认为村社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所有者的俄国农民所极端厌恶的，——农民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自从1842年以来，农奴反对地主及管家的起义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现象，甚至按照内务部的官方统计，每年大约有60名贵族死于农民之手，在上次战争期间，起义有很大的发展，而在西部各省起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政府（那里曾经策划密谋，一俟外国敌人——英法军队逼近国境，就开始起义！），那就未必可以怀疑，即使贵族不反对解放农民，企图实现委员会的建议也会成为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爆发大规模起义的信号。但是，贵族必定要反对；皇帝在国家大计和权宜办法之间、在对贵族的畏惧和对愤怒的农民的畏惧之间徬徨，必然会踌躇不前；而由于怀着巨大期望而愤激到极点的农奴，认为沙皇是在他们一边，但是被贵族束住了手脚，这时必然要开始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徬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2月29日和31日

载于1859年1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3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442]指的是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见注396）。——第716页。

[443]马克思提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1789年8月3日夜间，法国立宪会议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庄严地宣布废除一系列当时实际上已被起义农民取消了的封建义务。但是随后颁布的法律只无偿地废除了个人徭役。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法国立宪会议于1789年8月20日通过的。宣言的主要一点就是宣布自由、财产等等是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719页。

[444]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1846年当选以后，随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废除书报预检制度，等等）。——第719页。

[445]马克思指的是“圣彼得堡省世袭领地地主农奴管理条例，圣彼得堡贵族委员会拟订”。马克思把这份大约于1857年12月5日出现的文件比做1628年5月28日英国议会向国王查理一世呈递的“权利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大大限制国王的权力。——第722页。

[446]1807年在普鲁士曾实行一次改革，它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保留一切义务和地主对农民的法庭和警察权力。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底，但是地主们竭力阻挠它的实现，百般反对在农村中实行自治的改革。在1808年，他们获得了占有农民土地的权利。虽然在1811年曾允许农民有权赎买封建义务，实际上农民由于苛刻的赎买条件并不总能利用这种权利。在普鲁士，农民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过程拖延了许多年。——第725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