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1857年3月6日于伦敦
下院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经过四个夜晚的激烈争吵以后，终于以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而平静下来。帕麦斯顿用“惩罚解散”来回敬不信任 ［注：下院在1857年2月26、27日、3月2、3日进行辩论，最后以263票对247票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帕麦斯顿随即解散了议会。——译者注］。他把下院议员罚回老家去。
辩论的最后一个晚上，下院会场内部和聚在附近街道上的群众中间笼罩着极强烈的激动情绪，这不单是由于涉及到的利害关系重大，而且更多地是由于受审判的这个人的特点。帕麦斯顿的统治，不是一个普通内阁的统治。这是一种独裁。自从对俄战争一开始，议会就已几乎放弃了它的宪法职权；甚至在缔和以后，它也不敢重新行使这种职权。它经过一种逐渐的、几乎是觉察不到的衰退过程，已经降到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的地位，它不同于真正的波拿巴御用机构的地方，只在于它那虚饰的门面和高傲的调子。单是组成联合内阁这一点就已表明，各旧政党（议会机器靠它们彼此的摩擦来保持运转）已经化为乌有。起初通过联合内阁反映出来的各政党的这种软弱无力，后来由于战争而体现成为一个人的至高无上，这个人在他半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来不曾属于任何政党，但却一直利用了一切政党。如果不发生对俄战争，那末这些旧的正牌政党的没落本身就会引起转变。议会将由于给它的机体中注入新鲜血液、给至今在议会中还没有表决权和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至少某一部分以政治权利，而获得新的生命。然而战争中断了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战争没有使旧的议会矛盾的中和化有利于群众，而是使这一过程唯独对一个人有利。结果我们得到的不是英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而是帕麦斯顿的独裁。战争是形成这种结果的有力的动力，战争也是巩固这种结果的唯一手段。所以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在英国人民中间，对俄战争比巴黎和平还要更受欢迎。那末为什么英国的阿基里斯（凸角堡的耻辱和卡尔斯的陷落[133]就是在他的荫庇下发生的）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情况呢？很明显，这是因为选择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于是就有他的由于他与美国的误解而签订的巴黎条约，于是就有他的远征那不勒斯，他和波拿巴的表面争吵，他对波斯的侵犯以及他在中国的大屠杀[134]。
下院就这最后一个事件通过不信任案，便是消灭帕麦斯顿所篡夺的权力的手段。所以这次投票不是单纯的议会表决，而是反叛——一种强制恢复议会宪法职权的企图。议会里普遍的感觉是如此，而且不管形成这种杂牌多数的各个派系（包括得比派、皮尔派、曼彻斯特派、罗素派以及所谓独立派）抱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它们说决不是一般的反政府阴谋使它们投票一致，倒都是诚恳的。然而，指责它们搞阴谋正是帕麦斯顿用以自卫的武器。他以argumentum ad misericordiam〔号召仁慈为怀〕，把自己装扮成无原则的阴谋的牺牲品，来掩盖自己地位的虚弱。对于这种像老贝利[135]的罪犯们所惯用的辩词，再没有比迪斯累里先生的斥责更加中肯的了。迪斯累里说：
“首相是世界上唯一不能容忍联合的一个人。然而，他却正是毫无原则的政治联合的典型。请看，他的政府是怎样组成的吧。就在去年，他的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在本院支持一个法案，据我看，那个法案是前届内阁的一位阁员提出的。但是在上院，这个法案却遭到他的一位阁员的反对，并且这位阁员为了给自己那显然与现内阁不一致的行为辩解，竟大胆地宣布说，当他就任阁员的时候，首相并不曾要求他对任何问题承担义务。（笑声）然而，高贵的勋爵却对目前所形成的这种无原则的联合感到大为震惊！高贵的勋爵不能容忍联合！高贵的勋爵只和那些在政治上同他一起投生和长大的人们在一起活动。（掌声与笑声）这个海格立斯（指着帕麦斯顿勋爵）是从小在辉格党的摇篮里长大的，他的政治生活是多么首尾一贯啊！（笑声再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贵的勋爵几乎信奉一切原则，几乎和每个政党结成联盟，而在今天晚上，他高声地发出了反对联合的警告，因为他害怕下院的多数——其中包括若干最杰出的、曾做过高贵勋爵的同僚的议员——会不赞同他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以暴行作为开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将以毁灭告终。先生，这就是高贵的勋爵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曾听到高贵的勋爵对于这样的政策作过什么辩护吗？他有没有提出哪怕一条我们的对华关系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呢？他有没有规定哪怕一条我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能够遵循的政治准则呢？相反，他借词掩盖他那虚弱而摇摆的地位，而说——说什么呢？——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他不是像一个大丈夫或者政治家那样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把辩论中提出的一些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了结和遗忘了的琐细意见颠三倒四地重复一遍，然后转回来说这一切都是阴谋！高贵的勋爵习惯于不提出一条原则而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实际上是偶然情况的结果，事实上它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高贵的勋爵坐在议席上，不必就任何一个能触动国人心灵或影响全国舆论的国内外问题发表意见，现在他终于会发现，如果他要做一个政治家，他必须持有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也会懂得，当他的内阁的粗暴错误被发现、并且所有那些通常影响本院意见的人都一致加以斥责的时候，他不应该向国人申诉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然而，要说这次辩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辩论触及了动人心弦的问题，那也是十分错误的。辩论一晚又一晚地进行，而总不举行表决。在大部分搏斗中，斗士们的声音都淹没在私人交谈的嘈杂声浪中。一晚复一晚，政府派故意用演说拖时间，以便赢得另一个昼夜去进行阴谋和幕后活动。第一天晚上，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布尔韦尔和罗素勋爵的演说也不坏；可是首席检察官 ［注：贝瑟耳。——编者注］对他们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拿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论证去和在另一院发表的论证作比较”，这话无疑是正确的。第二个夜晚被双方的代理人——检察长 ［注：蒙克里夫。——编者注］，怀特塞德先生和首席检察官——冗长的专门关于法律方面的争论占去了。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确曾试图使辩论更加生动，但是没有成功。当这个邦迪埃拉兄弟的实际谋杀者[136]伪善地高声说，他“要洗清他与这无辜流血案件的关系”的时候，会场上对他的悲愤激情的回答是抑制不住的讥笑。第三天晚上更是无聊。先是in spe〔未来的〕首席检察官弗·塞西杰尔爵士答辩in re〔现任的〕首席检察官，其次是法学家施博士想方设法答辩弗·塞西杰尔爵士。约翰·帕金顿爵士大力施展他那俚俗的辩才。卡尔斯的威廉斯将军的发言，下院只静听了几分钟，就不约而同地置之不理了，因为看出了他并不是他们原来想像中的那个人。最后，悉尼·赫伯特爵士发了言。这位皮尔政治学派的文雅后生所发表的演说，的确简洁有力、尖锐、与众不同，不过它多半是讥诮政府派的论点，而没有提出他自己的新论点。但是最后一个晚上，辩论却达到了下院所应有的水平。罗巴克、格莱斯顿、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都各有千秋。
困难在于撇开在辩论中被用做挡箭牌的约翰·包令爵士，而直接揭露帕麦斯顿勋爵本人，要他个人对“屠杀无辜者”负责。这点终于做到了。由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主要将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我们不妨尽可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次讨论的结果。在内阁垮台的第二天和内阁宣布解散下院的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曾大胆地这样断言：
“国民对于究竟应该回答什么问题，将感到为难。在这里得到消息六个星期以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干出的，并且是前任内阁所委派的官员干出的那一系列行动，是否使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了呢？大臣们在圣诞节才初次听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在那以前他们也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地一无所知。事实上，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月球上或者是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现任内阁对它的关系也不可能更少些……难道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应该为了它过去从未做过并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为了它只是与大家同时听到的事情，为了那些不是由它委派的并且它至今未能与之保持任何联系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而被谴责和推翻吗？”
对于这家一直把广州屠杀说成是帕麦斯顿外交杰作的报纸所发表的这篇无耻谰言，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在冗长辩论中很费劲地确定下来并且从来没有遭到帕麦斯顿或其属下辩驳过的事实来反驳。1847年，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那要求准许香港英国当局进入广州城的第一道训令，就是用恫吓的词句写成的。不过，他的火气被他的同僚，当时的殖民大臣格雷伯爵浇了一盆冷水，格雷伯爵给不仅驻在香港的、而且驻在锡兰的海军部队的指挥官们发出了一道最严格的命令，禁止在未得到来自英国的特别许可时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侵犯行动。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在1849年8月18日，即在他退出罗素内阁之前不久，给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了如下的训令：
“不要让广州的高级官员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国政府迄今表现宽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软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因此，1856年帕麦斯顿勋爵任首相时所发生的炮轰广州的事情，早在1849年帕麦斯顿勋爵任罗素内阁外交大臣时，就已在最后一次发到香港去的训令里有了先兆了。那时以来的历届内阁都不曾稍微放松那项严格禁止香港英国代表迫使中国当局准许他们进入广州城的命令。罗素内阁的格兰维耳伯爵，得比内阁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和阿伯丁内阁的纽卡斯尔公爵都是如此。最后，到1852年，一直做广州领事的包令博士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据格莱斯顿先生说，包令的任命是帕麦斯顿的盲目工具克拉伦登伯爵一手包办的，事先并未告知阿伯丁内阁或征得他的同意。当包令第一次提出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时，克拉伦登在1854年7月5日的训令里对他说，他是对的，但是他应该等到为实现他的目的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已经具备时才动手。当时英国正和俄国作战。当“亚罗号”事件发生的时候，包令正好得悉已经媾和，并且的确给他派去了海军。于是就找借口与叶总督发生了纠纷。1月20日，克拉伦登得到全部情况的报告后告诉包令说，“女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西马糜各厘爵士和你所采取的做法。”这个措词如此简单的赞同意见并未附有任何进一步的指示。正相反，哈蒙德先生在给海军大臣的信中，以克拉伦登勋爵的名义向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表示了政府赞扬“他行动的 温和，以及他尊重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态度”。
由此可知，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自策划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今他希望打出什么旗号去愚弄联合王国的选民，这个问题我希望留到下一篇通讯里去回答，因为这篇通讯已经超过它的限度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6日
载于1857年3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7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33]马克思是指英军于1855年6月18日（俄历6日）和9月8日（俄历8月27日）两次突袭塞瓦斯托波尔工事的第三号棱堡（即所谓大凸角堡）未成而言。马克思暗指下面这一事实：在突袭凸角堡的时候，英国军队对自己的最高指挥失去了信心，害怕俄军的霰弹火力，所以有很多次不是在进攻中不肯前进，就是临阵逃脱。
1855年11月，曾参与固守土耳其卡尔斯要塞并负责领导其防务的英军，在经过长久围困以后，把它拱手交给了穆拉维约夫将军指挥下的俄军。——第155页。
[134]马克思指的是1855年底英国和美国因在中美洲互相竞争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起因之一，是英国企图在对克里木战争保守中立的美国招募志愿兵补充自己的军队。两国的关系还在更早的时候就由于对克雷顿－布尔韦尔条约的解释发生分歧而紧张起来了。克雷顿－布尔韦尔条约是英美两国在1850年为了确定对原拟在尼加拉瓜境内开凿的连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的管理办法而签订的。1855年，美国政府为了对付英国想在中美洲莫斯基托海岸扎根立足的企图，而对同年5月拿下尼加拉瓜并自封为该共和国总统的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给以支持。英国方面提出了强硬抗议，美国以威胁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答。然而这个冲突在1856年10月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即美国政府对沃克的冒险活动给以事后的谴责，而英国政府由于考虑到英国资产阶级同美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放弃对莫斯基托海岸的领土要求。
远征那不勒斯——见注68。
和波拿巴的表面争吵——马克思说的是1856年巴黎会议以后英国和法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法国同俄国有所接近。但是英法的分歧性质并不严重，也不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因为英国政府正忙于镇压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对波斯的侵犯——见注74。
在中国的大屠杀——马克思说的是1856年10月英军炮轰广州的暴行（见注100）。——第155页。
[135]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守护楼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第155、481页。
[136]邦迪埃拉兄弟是意大利人，是奥地利军队中的军官和争取意大利摆脱奥地利压迫的斗士。他们在1844年6月前往卡拉利里亚发动反对那不勒斯波旁家族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但是由于被人出卖而被处死。詹姆斯·格莱安此时正任英国内务大臣，他有命令给英国邮政主管机关：把意大利流亡革命者的信件交由警察机关拆阅，以便将其内容转告奥地利政府。英国广大民主阶层对此行为深感愤怒，认为邦迪埃拉兄弟就是因此牺牲的，因为这两个人是“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同流亡在英国的马志尼保持着联系。——第15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