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为什么死的是嵇康
《世说新语》第六门是“雅量”，最能体现人的雅量的，自然就是看淡生死。
著名的嵇康之死，就在这一门类。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雅量》）
因为嵇康做过中散大夫，所以往往被称为嵇中散。文王指司马昭，他谥号是文，生前先被封为晋公，后来进爵为晋王，死后晋朝建立，儿子称帝了又追认他是皇帝，所以司马昭有可能被称为晋文王或晋文帝。
这一段文字简单得都不需要翻译，感染力却无与伦比。
问题是，司马昭为什么要杀嵇康呢？
嵇康祖上姓奚，本是会稽（今属浙江）人，后来搬到了谯郡铚县（今属安徽涡阳），因为本地有嵇山，改姓了嵇。或说嵇和稽形似，改这个姓是表示不忘本的意思。
史书上记录了嵇康父亲的名字，但他爷爷叫什么就不知道了。当时人自报家门，动不动喜欢上溯很多代，并报出列祖列宗的头衔，由此可见嵇康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世家。
在那个讲究阀阅的时代，出身一般的人很难出头。但碰到唯才是举的曹操，算是难得的机会。
嵇家搬到谯郡，那里正是曹操的老家。
嵇康的父亲嵇昭，担任了“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秩禄不算高，但属于监察系统中十分重要的职务，尤其是跟最高统治者有特别的沟通渠道；“治书”是强调精通法律和政令；前面加上“督军粮”三个字，则表示和常驻中央的治书侍御史不同，需要经常深入基层真抓实干。毕竟，在那个战争年代，军粮问题一下没处理好，就“汝妻子吾养之”，后果不堪设想了。
嵇昭去世时，嵇康年方三岁，嵇康是母亲和一个年长的哥哥（不是经常被名士们嘲讽的另一个哥哥嵇喜）抚养大的，这位长兄名字没有留下来，但嵇康的诗文中有提及兄弟情谊极为深厚。嵇康少年时生活条件颇为优渥，所以才能博览群书，掌握各种才艺，并养成任诞简傲的性格。看来，父亲积累的资源相当可观，这位长兄混得也颇为不错。而这当然得益于曹操、曹丕父子的政策与恩遇。
嵇康娶了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女儿或孙女（此说法学术界尚有争议）。曹操儿女众多，孙女、曾孙女不知凡几。曹魏的诸侯王大约是历代王朝的宗室里处境最寒酸的，不能直接管控地方，更不用指望兵权，各方面都被严格监管……这门亲事对提升嵇康的地位，恐怕不能说有多少助益。值得注意的倒是，曹林和金乡公主是一母所生，而金乡公主的丈夫，就是与曹爽一党的大名士何晏。
另有一条记录：正元二年（255）正月，镇东将军毌丘俭从淮南起兵讨伐司马氏。据说对毌丘俭的这次军事行动，这一年年过三旬的嵇康也是出了力的，并打算起兵响应。幸亏好朋友山涛阻止了嵇康疯狂的计划。
毌丘俭起兵的一大原因是名士夏侯玄、李丰遇害，李丰依违于曹爽与司马氏之间，而夏侯玄也分明是曹爽一党。
虽然很多研究者怀疑这条记录的真实性，但嵇康写过《管蔡论》，为一千多年来已经被定性为乱臣贼子的管叔和蔡叔翻案。嵇康说，西周初年他们起兵反对周公，也不是造反，而是疑虑周公想要篡位，所以反而是忠于王室的表现。这文章借古讽今的意味很明显，他对毌丘俭大约确实是同情的。
但即使如此，嵇康本来并不注定是司马氏的敌人。因为司马氏取代曹魏，本来就不是血流成河的革命，而更像是同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转移，大量曹魏旧臣轻松转身，就成了晋朝的开国元勋。中层或以下的官员，更不必牵扯到这种政治站队中去，做好自己技术官僚的工作，就不难得到赏识。嵇康的哥哥嵇喜，在西晋的仕途就颇为成功。
几乎所有认得嵇康的人都在强调，嵇康是一个魅力大得超凡脱俗的人。这当然首先得益于他出类拔萃的容貌：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晋尺七尺八寸，折算下来是今日一米九左右。不过古人于数字问题素来不严谨，也许七尺八寸只是形容嵇康非常高。
这短短一段话里收录了三个人对嵇康的评价。
第一个评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萧萧是洒脱大方的样子，肃肃是严正整齐的样子，洒脱和严正，都是美好的风度，但并不特别罕见，可是同时兼具，就真的难得了。
第二个评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个“肃肃”却是拟声词。嵇康身上似乎自带一种天籁，又仿佛苍松下吹来的风，簌簌声响里含着松针的清香，最奇妙的是，明明是徐徐微风，却仿佛有一种牵引着你的力量，带着你超然于尘世之上。
第三个评价来自山涛。山涛比嵇康大将近二十岁，却和嵇康是很好的朋友，因此近距离观察得最仔细。山涛说，嵇康这个人，高峻得像孤松独立，他的醉态、倾倒的样子却仿佛将要崩塌的玉山。
此外，还有个有趣的侧面描写：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
王戎比嵇康小十岁，说话经常像个“迷弟”。
有人对王戎说起嵇康的儿子嵇绍，这个年轻人超然挺拔，和别人在一起，真的仿佛鹤立鸡群。
王戎答了一句：“你是没见过他父亲。”
第二，是嵇康的文艺才能。
嵇康的诗文，被惜墨如金的《三国志》赞许为“文辞壮丽”。音乐方面，《广陵散》千古绝唱不必说了，还有《风入松》、“嵇氏四弄”等名作，论文《声无哀乐论》则使嵇康成为中国音乐理论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嵇康没有书画作品流传至今，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还是总愿意提他一笔。
《世说新语·雅量》还有一处侧笔写到嵇康。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面对想要篡位的桓温，在决定东晋命运的生死关头，谢安“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让桓温慑于他旷达高远的气度，赶紧撤去伏兵。
这句“浩浩洪流”，是嵇康《赠秀才入军》第十三首中的一句。
所谓“洛生咏”，也叫洛下书生咏，并非一首诗的题目，而是一种吟诵诗歌的方式。有学者推测，嵇康的诗作非常流行，洛阳太学里的书生争相传诵，而这种诵诗的声调，又成为天下士人模仿的对象。就这样，一直传到“衣冠南渡”，再传到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这里。
照这么说，司马昭杀了嵇康，可是一百多年后，嵇康的诗作却为司马家的政权续了命。
第三，嵇康的名望和他的“养生”也大有关联。这一层《世说新语》没怎么直接关注，不过有一篇东晋人所作的嵇康传记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孙绰《嵇中散传》）
嵇康的《养生论》部分内容比较玄妙，但也有非常通俗易懂的地方。有点扫兴的是，至少好懂的部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格局并不高。
《养生论》一开头就驳斥了两种流俗之见。一种认为，人可以修炼成仙，长生不老；另一种却认为，人活不过一百二十岁，这是自古以来的共识，更老的，就属于妖妄。
于是嵇康提出自己的观点，成仙是不可能的，但只能活一百二十岁，那也太短了。“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只要找到合理的养生方法，长命则千岁，短命的也有几百年，这是大有希望的。
《养生论》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恐怕不仅是因为文采斐然说理透彻，而是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嵇康真的掌握了活个千儿八百年的奥秘。嵇康的其他作品里，也经常谈及自己在服用奇奇怪怪的药物。嵇康的哥哥嵇喜也为弟弟作过一篇传记，我们可以认为兄弟俩境界相差太远，嵇喜无法理解嵇康的精神世界，但作为近距离的生活观察者，文中提到嵇康“性好服食”，是完全可信的。
社会上一直流传着嵇康和一些神秘的隐士交往的传闻。有人说，嵇康曾追随一个隐士入山修炼，得到一种神秘的“石髓”。隐士自己吃了一半，像饴糖一般甜；嵇康拿到另一半，却都变成了石头。——这恐怕是嵇康遇害后，有人为了圆谎而编造的传说。
这些故事一直传到唐朝初年，被修《晋书》的史官珍而重之地写进正史的《嵇康传》里。
以今天的眼光看，上述理论和事迹里透露出来的欲望和见地都很庸常，和今天的养生专家也没多大分别。不过，庸常的人永远是大多数，长得很帅的艺术家且还是养生专家，从“吸粉”的角度看，属于市场下沉创造规模效益，影响力也许还能增加若干个数量级。
虽然嵇康魅力无穷，但嵇康为人处世的作风，不多的几种记录，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世说新语·栖逸》）
这里说到的嵇康写给山公（涛）的信，自然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封信里，嵇康讲到自己绝不可以为官，嵇康说自己受不了的七件事（“必不堪者七”）是：
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不应该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第二，我怕带下属。我情绪一来，就要弹琴唱歌，射箭钓鱼，身为领导带着一帮下属，在他们面前还这样不合适（“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第三，我怕见领导。穿上官服，一本正经坐着，腿脚麻痹了不能动，身上痒了却不能去抓虱子，这个我受不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第四，我怕写信。当官了交际就多，人家给你写了信，不回复就是“犯教伤义”，勉强回复几封，很快就感觉顶不住了（“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第五，我怕吊丧，但官场社交最重视吊丧，这个问题无解（“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第六，我怕见俗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前全是白痴而不能骂（“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第七，我怕处理公务（“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又说，自己有两种习性，一定会导致严重后果（“甚不可者二”）：
第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批判商汤、周武王，瞧不起周公、孔子，朋友圈里说说问题不大，当官了还这样，等于公开宣扬，问题就严重了。
第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看见不顺眼的恶心或邪恶的事，就忍不住要说。不当官眼不见心不烦，当官了就要正面起冲突。
所以嵇康拒绝了山涛举荐自己为官的好意。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件事更早的记载，只说“康答书拒绝”，倒并没有要和山涛绝交；从信的内容看，虽然对山涛说话不大客气，但也到不了绝交的地步。
所以，《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个后人所拟的篇名，很可能是不准确的。这么处理冲突更强烈，戏剧性更突出，更吸引眼球罢了。
无论如何，从这封信里我们所见到的嵇康，真是愤世嫉俗、狷介孤高到极点了。
而体现嵇康性格的最生动的案例，就是《世说新语·简傲》里说，钟会邀集了一批名士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对钟会等人的到来视而不见。直到钟会离去时，嵇康才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而钟会的应答也足够机敏：“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但关于嵇康的性情，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
看来嵇康的涵养深得很，并不是“轻肆直言”的样子。
当然，嵇康遇害的时候，王戎也才二十多岁，他怎么会和嵇康相交二十年的？所以王戎这话颇有疑点。但这也并非孤证。一来，嵇康喜好老庄之道，而喜怒不形于色确实是符合老庄理想的。二来，嵇康写过一篇《家诫》，教导自己的儿子应该怎样做人，讲的全是一些谨小慎微的道理。鲁迅先生对此解释说，嵇康骨子里对礼法精神很认真，所以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对，希望儿子不要像自己。但细读《家诫》，会发现嵇康不是泛泛强调要守规矩，而是说到官场人情，有很深的洞察。
譬如说，嵇康强调，和领导打交道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别人一起去拜访的时候，尤其注意不要最后走，领导留宿，更是不要答应。因为这种情况下，领导很可能跟你打听同事之间的秘密，那真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更糟糕的是，即使你什么也没说，以后同事里有啥不能外泄的事被领导知道了，你也会被认为是那个告密者。
如果是一个日常怼天怼地的人，即使意识到应该守规矩，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观察力。
说到嵇康谨慎，还有更过硬的证据：最终导致嵇康遇害的吕安事件，嵇康一开始也是息事宁人的态度。
吕巽、吕安兄弟俩本来都是嵇康的朋友。后来，哥哥吕巽强奸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吕安想告发哥哥，来找嵇康商议，而嵇康“深抑之”，就是阻止吕安这样做。然后嵇康又去找吕巽，让吕巽承诺也不要找吕安的麻烦。因为嵇康的想法是“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这实际上也是尊重世家大族、礼法之士们千年不变的初心：深宅大院里玩得再脏唐臭汉没有关系，保持门口两只石狮子干净，也就是外面架子还不曾倒了。
调和这两种对立的记述，或许嵇康是一个理智上深谙游戏规则，大多数时候行为上也能避免和这种规则冲突的人。但他不像那些因此如鱼得水而热衷利用规则牟利的人，相反正因为懂得透，所以才憎恶深，故而他才那么决绝地要远离官场。
但政治倾轧不是你想躲开就躲得开的。嵇康调解吕氏兄弟的冲突失败，哥哥吕巽内心不安，却反过来告发弟弟吕安殴打母亲。吕巽和钟会关系很好，钟会又得宠于司马昭，一来二去，结果是“徙安边郡”。
“徙”是一个多义字，流放叫徙，贬官也叫徙。从有限的史料推断，吕安大约是被贬官，因为年轻气盛又露才扬己的吕安得知自己被“徙”之后，给嵇康写了这样一封信：
若迺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与稽茂齐书》）
“平涤九区，恢维宇宙”云云，简直就是在说，要发动军事政变，改变司马氏专权的局面，把朝政还给曹魏的皇帝。
如果是一个囚犯，恐怕很难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是担任了一个边郡上握有一定军权的职务，使用这样的口气更合适些。
吕氏兄弟的父亲吕昭，曾任镇北将军领冀州牧，吕家在军中大概多少还有些根基，所以这番话显得格外严重。
因此司马昭震怒，把吕安抓回来，投入狱中。
而吕安既然对嵇康说：“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嵇康当然也就成了他的同谋。
这时候，嵇康可以选择与吕安划清界限，但嵇康拒绝这么做。
你可以理解为他忠于曹魏，所以甘以身殉；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这场政治斗争本来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当初没有让吕安去控告吕巽，才导致后来发生的这一切，嵇康本来就觉得心中有愧（这在给吕巽的绝交书里表达得很清楚），这时再在这个吕安已经注定要死的关头抛弃吕安，他无论如何做不出。
至于是不是要和司马氏作对，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你说我是，那就是吧。这也就是嵇康的《幽愤诗》中说的：“实耻讼免，时不我与。”当然，嵇康开始确实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事件有多么严重。毕竟，说自己打算发动军事政变，这是一个过于荒诞的指控。嵇康相信自己可以很快被赦免，所以《幽愤诗》的最后几句是：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他希望将来自己可以过一种更加低调的生活，颐养天年。但是，他等来的却是将受刑东市的消息。
《三国志》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记录：“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陈寿和嵇康是同时代的人，又以落笔审慎著称，嵇康之死和钟会有莫大关系，应该是确凿的事实。
钟会想置嵇康于死地，是非常好理解的。钟会出身名门，自幼聪明绝顶，养成了极度虚荣和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相伴随的则是强烈的忌妒心。嵇康与钟会斗机锋的几个例子，都有学者怀疑真实性，但嵇康这样一个出身平平的人物竟然在名士圈享有无与伦比的声望，钟会对嵇康妒火中烧，甚至不需要直接冲突来添油加醋。
当然，是否处死嵇康最终还是要由司马昭来决定。而司马昭的心态，另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喜爱嵇康的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司马昭杀嵇康，是因为嵇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司马昭的忌惮。这很可能高估了嵇康。
一个几乎成了套话的说法是，当时统治黑暗，司马氏大肆杀戮名士，实际上如何挥舞屠刀，司马氏大有讲究。如为了对抗司马氏专权，发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叛”当然是从司马氏的角度来说的，实际上是淮南地区忠于曹魏的力量三次对司马氏展开军事反击。第一次的领导者王凌，第三次的领导者诸葛诞，后来都恢复了名誉，唯独第二次也就是传说和嵇康有关的那次的领导者毌丘俭，司马氏从来也没有想过为之平反。原因很简单，太原王氏、琅邪诸葛氏都是当时有巨大影响力的世家，即使出了叛臣，也不宜深究，河东的毌丘家族却不值一提。
害死嵇康后仅仅一年，钟会因为谋反被杀，之后司马昭忙不迭地宣布不会因此牵连到钟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有官爵者如故”，这就是颍川钟氏作为顶级名门的特殊政治地位。
而嵇康的家族，卑微到嵇康的爷爷都不够格在史书上留下名字。嵇康是靠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才在名士圈里享有那么高的声望的。
名声足够大，杀你会引起相当大的社会震动；出身足够低，杀你却不至于触动那张复杂的关系网。当需要杀一个人立威的时候，不杀你，杀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