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桓温与孙绰

殷浩的失败,证明了朝廷确实完全没有北伐的能力。

接下来,桓温要证明自己有。

桓温总共进行了三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就在殷浩被废后一个月,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军进取关中,讨伐氐族人苻氏建立的前秦。

这次北伐,虽然没能灭掉前秦,但是战况十分激烈,也算重创了对手,证明了晋军不是不堪一战的废物。桓温屯军霸上,让关中百姓牛酒相迎,发出“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感叹,至少从宣传角度说,亮点不少。

第二次北伐是永和十二年(356),桓温进兵河南,在伊水畔击败了羌人领袖姚襄,收复了洛阳。洛阳是晋朝旧都,沦陷四十余年,一旦收复,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可谓提振了士气,凝聚了人心。

于是桓温就给东晋君臣出了个难题: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世说新语·轻诋》)

桓温提出,应该把国都从建康迁回洛阳。

这是从道义上讲,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建议。

但对建康城里的小朝廷来说,这却是个要命的建议。

因为桓温也只是收复了洛阳而已,中原地区还是胡骑纵横,洛阳是个岌岌可危的城市。

到了洛阳,那就只有靠桓温的军队保护,桓温的地位越发提升,甚至所有人的命运,都捏在桓温手里。

我们本来岁月静好,你却要逼我们负重前行,这是要大家伙儿的命啊。

但反对迁都的话,道义上确实说不过去。群臣又都惧怕桓温,谁也不敢说不。

这个时候,名士孙绰跳出来了。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袭封长乐侯。所以这里称他为孙长乐。

孙绰常年在会稽郡隐居,他嘲笑山涛,说这人“吏非吏,隐非隐”,真是莫名其妙,又写了《遂初赋》,表白自己要不忘初心,一直隐居。

于是他就自己打脸了。王羲之做会稽内史,任用他做自己的右军长史,孙绰也就同意了。著名的兰亭雅集,他也是重要人物,王羲之写了《兰亭(前)序》,他则写了《兰亭后序》。

孙绰当时文名很大,但德行却不大被看好。会稽郡还有个名士许询,字玄度,两个人经常被拿来做比较: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世说新语·品藻》)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

两条放在一起看就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许的德行高,孙的才情大。孙的自我评价也是如此,并且他对此还挺得意,承认我有才就行,有点缺德就缺德呗。

孙绰性格有很轻佻的一面,又喜欢夸张地表现自恋: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世说新语·文学》)

孙绰写成了《天台赋》,给范荣期看,说:“你把这文章摔地上,可以听见金石撞击的声音。”可见他对自己行文的铿锵有力,是多么自负。

范荣期能当他的朋友,当然也是个嘴贱的:“金石声是金石声,但你发出的声音,恐怕不是宫商正音。”还是说他不符合道德规范。

大人物去世,孙绰都要写悼念文章,温峤、王导、郗鉴、庾亮这些东晋名臣,孙绰都写过诔文,但往往借机炫耀自己。所以这些人的后人、朋友,难免情绪比较复杂:一方面不免喜欢孙绰悼文里的金句,要将之刻石纪念;一方面则唯恐不能和孙绰保持距离。

所以孙绰就成了《世说新语·轻诋》里的常客。

刘惔去世,孙绰诔文中“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一句,当时人认为是名言,但是: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世说新语·轻诋》)

褚太傅指褚裒,他是太后褚蒜子的父亲,大名士,是个很不会聊天的人。虽然名士重清谈,但名士大到他这份上,不会聊天也没关系,人家夸他“皮里阳秋”,肚子里有一部《春秋》,褒则褒,贬则贬,都是有账的,不会聊是无招胜有招。

这里说“褚太傅南下”,有个背景:永和五年(349)褚裒北伐(很大程度上是在桓温的压力下被逼的),一败涂地。更糟糕的是,当时北方大乱,百姓二十万口从黄河两岸逃到长江边上,希望能够归附东晋,但失败后的褚裒已经无力接应,结果这些人为异族掠杀,“死亡咸尽”。南下回到京口后,又听到阵亡将士家属哭声一片。褚裒无能,但也不是没良心,所以此时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是很不好的。

孙绰见褚裒,说到刘惔去世,孙绰就哭,背表达“这个人死了,可真是国家的不幸啊”的意思的诗,这当然是表现自己和刘惔关系好。

结果褚裒就怒了,所以非常难得地,肚子里的《春秋》笔法竟然发为毒舌评论:“刘惔这辈子,何等怼天怼地的做派,能跟你混一块吗?你拗这个造型给谁看呢!”

孙绰哭着对褚裒说:“您得照顾我!”

这是褚裒代表刘惔看不起孙绰。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世说新语·轻诋》)

孙绰兄弟在谢安家过夜,聊着聊着就嘴上没有把门的了。

谢安的夫人,是刘惔的妹妹,她把这些都听见了。

第二天谢安问妻子:“昨天的客人怎么样?”

刘夫人回答:“我去世的兄长门前,可没有这样的客人。”

“友谊的小船”眼瞅着要翻也好,小儿辈大破贼也罢,谢安都跟没事人似的,这时候,谢安却被搞得满脸羞愧。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世说新语·轻诋》)

经常和刘惔在一起的王濛去世,孙绰也写了悼念的文章,其中提到,我们俩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王濛的孙子王恭(字孝伯)见了,撂了一句:“我爷爷根本不认得你好吗?”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世说新语·方正》)

这条被归入“方正”,但实际上和前面几条是差不多的意思,也是“轻诋”:孙绰为庾亮写了诔文,说了很多自己和庾亮交往的事。文章拿给庾亮的儿子看,庾亮的儿子送还说:“我爸爸和您的交情,没到这份上。”

但这个被群嘲的孙绰,在桓温逼迫迁都的问题上,发挥了特殊作用。

所谓“我优也,言无尤”,既然被小丑化了,那么我说点实话,你们就不能怪我了。

一般人说大实话的时候,难免措辞比较土,但以孙绰的文采,说出来的却是音韵铿锵、言辞华美,展现着极高文学技巧的大实话:

……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晋书·孙绰传》)

大意是:咱们的中宗元皇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不就靠的长江天险吗?讲大道理咱们要恢复中原,算实际利益咱们就在南边待着就完了。中原都破坏成那样了,想念家乡的老一辈也差不多死光了,所以天凉的时候咱叹息一声就够意思了,我们并不想陷入北方大陆的罗网之中。

于是孙绰提出这样的主张:皇帝就不用回洛阳了,我建议派一员名将坐镇洛阳,把北方贼寇全部扫平,然后皇帝再回去。咱们的皇帝还“富于春秋”(当时的皇帝是晋穆帝,两岁即位,到永和十二年是十四虚岁),可以慢慢等。

这就把皮球给桓温踢回去了。

不谈理想而谈实际情况,那么不但皇帝不能回洛阳,桓温坐镇洛阳,一样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桓温让人去给孙绰带话,按照你自己写的《遂初赋》,你不应该在会稽山阴隐居的吗?这么喜欢操心国家大事算啥意思?

但要说桓温真为这事很愤怒,倒也不见得。

换个角度看,东晋君臣这么不重视合法性问题,那也就意味着,桓温只要功业足够大,改朝换代也是可以的。

所以桓温又开始策划第三次北伐。

当然,其间颇多波折,一转眼就是十多年过去,皇帝从晋穆帝司马聃换成了晋哀帝司马丕,又从司马丕换成了司马奕,等到桓温再次出兵的时候,已经是太和四年(369)了。

桓温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此前桓温已经移镇姑孰,所以大军北征,要从建康城外经过,很快就到了位于今天南京市栖霞区的南琅邪郡。

这里有一个小城,叫金城。

桓温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做过琅邪内史,在这里种了许多柳树,自然,这些柳树将成为后世所谓“六朝烟柳”的一部分。

三十多年过去,柳树都已经十围粗了。——这个说法是夸张形容,两手大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是为一围。

于是就出现了极有名的一幕: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桓温慨然说:“树木的变化都如此之大,人怎么经受得起时光的消磨呢?”攀执着柳树的枝条,眼泪流了下来。

这是老贼的文艺范。刘惔、殷浩们自诩我辈第一流,可是他们逼逼叨叨了那么多,而今安在哉?桓温只此一句,胜过名士们清言无数。

顺带说一句,《世说新语》里这一条,没提这次北征的时间,但不论是从行军路线还是桓温的情绪看,都只能是他已经步入暮年移镇姑孰后的第三次北征。所以《世说新语》的表述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晋书》之类的正史,转述这条时,以为这是桓温从江陵出发的第二次北伐。从江陵到洛阳,那就没有经过建康金城的道理,因此引发了种种不必要的疑问。这是在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原则:《世说新语》是小说,唐修的《晋书》是正史,但《世说新语》是产生年代较接近东晋的文献,《晋书》却是初唐才修成的书。判断一条资料的价值的时候,后一个区别有时比前一个更重要。


二十九、桓温与殷浩三十一、桓温与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