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桓温与孙绰
殷浩的失败，证明了朝廷确实完全没有北伐的能力。
接下来，桓温要证明自己有。
桓温总共进行了三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就在殷浩被废后一个月，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军进取关中，讨伐氐族人苻氏建立的前秦。
这次北伐，虽然没能灭掉前秦，但是战况十分激烈，也算重创了对手，证明了晋军不是不堪一战的废物。桓温屯军霸上，让关中百姓牛酒相迎，发出“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感叹，至少从宣传角度说，亮点不少。
第二次北伐是永和十二年（356），桓温进兵河南，在伊水畔击败了羌人领袖姚襄，收复了洛阳。洛阳是晋朝旧都，沦陷四十余年，一旦收复，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可谓提振了士气，凝聚了人心。
于是桓温就给东晋君臣出了个难题：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世说新语·轻诋》）
桓温提出，应该把国都从建康迁回洛阳。
这是从道义上讲，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建议。
但对建康城里的小朝廷来说，这却是个要命的建议。
因为桓温也只是收复了洛阳而已，中原地区还是胡骑纵横，洛阳是个岌岌可危的城市。
到了洛阳，那就只有靠桓温的军队保护，桓温的地位越发提升，甚至所有人的命运，都捏在桓温手里。
我们本来岁月静好，你却要逼我们负重前行，这是要大家伙儿的命啊。
但反对迁都的话，道义上确实说不过去。群臣又都惧怕桓温，谁也不敢说不。
这个时候，名士孙绰跳出来了。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袭封长乐侯。所以这里称他为孙长乐。
孙绰常年在会稽郡隐居，他嘲笑山涛，说这人“吏非吏，隐非隐”，真是莫名其妙，又写了《遂初赋》，表白自己要不忘初心，一直隐居。
于是他就自己打脸了。王羲之做会稽内史，任用他做自己的右军长史，孙绰也就同意了。著名的兰亭雅集，他也是重要人物，王羲之写了《兰亭（前）序》，他则写了《兰亭后序》。
孙绰当时文名很大，但德行却不大被看好。会稽郡还有个名士许询，字玄度，两个人经常被拿来做比较：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世说新语·品藻》）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
两条放在一起看就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许的德行高，孙的才情大。孙的自我评价也是如此，并且他对此还挺得意，承认我有才就行，有点缺德就缺德呗。
孙绰性格有很轻佻的一面，又喜欢夸张地表现自恋：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世说新语·文学》）
孙绰写成了《天台赋》，给范荣期看，说：“你把这文章摔地上，可以听见金石撞击的声音。”可见他对自己行文的铿锵有力，是多么自负。
范荣期能当他的朋友，当然也是个嘴贱的：“金石声是金石声，但你发出的声音，恐怕不是宫商正音。”还是说他不符合道德规范。
大人物去世，孙绰都要写悼念文章，温峤、王导、郗鉴、庾亮这些东晋名臣，孙绰都写过诔文，但往往借机炫耀自己。所以这些人的后人、朋友，难免情绪比较复杂：一方面不免喜欢孙绰悼文里的金句，要将之刻石纪念；一方面则唯恐不能和孙绰保持距离。
所以孙绰就成了《世说新语·轻诋》里的常客。
刘惔去世，孙绰诔文中“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一句，当时人认为是名言，但是：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世说新语·轻诋》）
褚太傅指褚裒，他是太后褚蒜子的父亲，大名士，是个很不会聊天的人。虽然名士重清谈，但名士大到他这份上，不会聊天也没关系，人家夸他“皮里阳秋”，肚子里有一部《春秋》，褒则褒，贬则贬，都是有账的，不会聊是无招胜有招。
这里说“褚太傅南下”，有个背景：永和五年（349）褚裒北伐（很大程度上是在桓温的压力下被逼的），一败涂地。更糟糕的是，当时北方大乱，百姓二十万口从黄河两岸逃到长江边上，希望能够归附东晋，但失败后的褚裒已经无力接应，结果这些人为异族掠杀，“死亡咸尽”。南下回到京口后，又听到阵亡将士家属哭声一片。褚裒无能，但也不是没良心，所以此时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是很不好的。
孙绰见褚裒，说到刘惔去世，孙绰就哭，背表达“这个人死了，可真是国家的不幸啊”的意思的诗，这当然是表现自己和刘惔关系好。
结果褚裒就怒了，所以非常难得地，肚子里的《春秋》笔法竟然发为毒舌评论：“刘惔这辈子，何等怼天怼地的做派，能跟你混一块吗？你拗这个造型给谁看呢！”
孙绰哭着对褚裒说：“您得照顾我！”
这是褚裒代表刘惔看不起孙绰。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世说新语·轻诋》）
孙绰兄弟在谢安家过夜，聊着聊着就嘴上没有把门的了。
谢安的夫人，是刘惔的妹妹，她把这些都听见了。
第二天谢安问妻子：“昨天的客人怎么样？”
刘夫人回答：“我去世的兄长门前，可没有这样的客人。”
“友谊的小船”眼瞅着要翻也好，小儿辈大破贼也罢，谢安都跟没事人似的，这时候，谢安却被搞得满脸羞愧。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世说新语·轻诋》）
经常和刘惔在一起的王濛去世，孙绰也写了悼念的文章，其中提到，我们俩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王濛的孙子王恭（字孝伯）见了，撂了一句：“我爷爷根本不认得你好吗？”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世说新语·方正》）
这条被归入“方正”，但实际上和前面几条是差不多的意思，也是“轻诋”：孙绰为庾亮写了诔文，说了很多自己和庾亮交往的事。文章拿给庾亮的儿子看，庾亮的儿子送还说：“我爸爸和您的交情，没到这份上。”
但这个被群嘲的孙绰，在桓温逼迫迁都的问题上，发挥了特殊作用。
所谓“我优也，言无尤”，既然被小丑化了，那么我说点实话，你们就不能怪我了。
一般人说大实话的时候，难免措辞比较土，但以孙绰的文采，说出来的却是音韵铿锵、言辞华美，展现着极高文学技巧的大实话：
……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晋书·孙绰传》）
大意是：咱们的中宗元皇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不就靠的长江天险吗？讲大道理咱们要恢复中原，算实际利益咱们就在南边待着就完了。中原都破坏成那样了，想念家乡的老一辈也差不多死光了，所以天凉的时候咱叹息一声就够意思了，我们并不想陷入北方大陆的罗网之中。
于是孙绰提出这样的主张：皇帝就不用回洛阳了，我建议派一员名将坐镇洛阳，把北方贼寇全部扫平，然后皇帝再回去。咱们的皇帝还“富于春秋”（当时的皇帝是晋穆帝，两岁即位，到永和十二年是十四虚岁），可以慢慢等。
这就把皮球给桓温踢回去了。
不谈理想而谈实际情况，那么不但皇帝不能回洛阳，桓温坐镇洛阳，一样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桓温让人去给孙绰带话，按照你自己写的《遂初赋》，你不应该在会稽山阴隐居的吗？这么喜欢操心国家大事算啥意思？
但要说桓温真为这事很愤怒，倒也不见得。
换个角度看，东晋君臣这么不重视合法性问题，那也就意味着，桓温只要功业足够大，改朝换代也是可以的。
所以桓温又开始策划第三次北伐。
当然，其间颇多波折，一转眼就是十多年过去，皇帝从晋穆帝司马聃换成了晋哀帝司马丕，又从司马丕换成了司马奕，等到桓温再次出兵的时候，已经是太和四年（369）了。
桓温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此前桓温已经移镇姑孰，所以大军北征，要从建康城外经过，很快就到了位于今天南京市栖霞区的南琅邪郡。
这里有一个小城，叫金城。
桓温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做过琅邪内史，在这里种了许多柳树，自然，这些柳树将成为后世所谓“六朝烟柳”的一部分。
三十多年过去，柳树都已经十围粗了。——这个说法是夸张形容，两手大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是为一围。
于是就出现了极有名的一幕：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桓温慨然说：“树木的变化都如此之大，人怎么经受得起时光的消磨呢？”攀执着柳树的枝条，眼泪流了下来。
这是老贼的文艺范。刘惔、殷浩们自诩我辈第一流，可是他们逼逼叨叨了那么多，而今安在哉？桓温只此一句，胜过名士们清言无数。
顺带说一句，《世说新语》里这一条，没提这次北征的时间，但不论是从行军路线还是桓温的情绪看，都只能是他已经步入暮年移镇姑孰后的第三次北征。所以《世说新语》的表述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晋书》之类的正史，转述这条时，以为这是桓温从江陵出发的第二次北伐。从江陵到洛阳，那就没有经过建康金城的道理，因此引发了种种不必要的疑问。这是在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原则：《世说新语》是小说，唐修的《晋书》是正史，但《世说新语》是产生年代较接近东晋的文献，《晋书》却是初唐才修成的书。判断一条资料的价值的时候，后一个区别有时比前一个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