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琅邪王氏的退却
王敦进入建康，并不急于去朝见晋元帝，而是放纵自己的士兵抢劫。这大概是一种猫捉老鼠的心态，王敦知道，眼看着皇宫、朝廷里的人四散奔走，晋元帝心里的恐慌会有多么严重。很快，王敦就得到了元帝使者带来的消息。
晋元帝说：“你如果还没有将朝廷置于脑后，那请就此罢兵，天下还可以相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朕将回到琅邪，为贤人让路。”要回琅邪封国去的话头，元帝说过其实不止一次，然而这一回，这个失败者的语气里似乎反倒有些要挟的意味。
这个要挟是有效的。攻破建康最重要的要塞石头城后，王敦就对自己此举将获得什么样的评价显得有些担忧。他毕竟也是门阀时代的气氛里成长起来的人，对世家大族的立场和舆论，不得不有格外的重视。王敦确实不希望元帝就此退位，这会使自己显得过于猴急。现在，自己已经可以专断朝政，但要换一个皇帝，却还为时太早。
换太子，倒似乎可行：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世说新语·方正》）
王敦东下之后，驻扎在石头城，他想把太子司马绍，也就是未来的晋明帝废掉。
王敦知道太子聪明，就想借不孝的罪名废掉他。
宾客满座的时候，王敦每每说起太子种种不孝的行为，又总是说：“这是温太真说的。”
温太真也就是温峤，引用温峤的言论，听起来是很有说服力的。温峤当初是作为刘琨的特使到江东的，刘琨是坚守北方的忠臣标杆，温峤的公信力是够的；温峤曾在太子东宫做过官，所以很熟悉太子的情况；又曾在王敦手下任职，所以将自己的见闻告诉王敦，也很自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温峤谈到王敦这次起兵，曾“以附其欲”地说过，说“大将军此举有在，义无有滥”，似乎是很有点同情的。王敦有理由相信，温峤会支持自己。
有次正说着，温峤来了。
王敦便展现出威势来，问温峤说：“皇太子是什么样的人？”
温峤回答：“我这样卑微的小人，不足以估量君子。”这话语气极谦卑，但实际上是拒不回答王敦的问题，也就是表示反对。
王敦的声音和表情都严厉起来，又问：“都说太子好，到底好在哪里？”
温峤答：“太子思虑深刻，追求远大，不是我这样浅陋的见识所能窥测的。但侍奉父母合乎礼节，可以称得上是孝了。”
群臣对温峤的话一致表示赞同，就这样，太子也没换成。
温峤为什么会既对王敦起兵清君侧表面上表示同情，又反对王敦废太子呢？除了他和太子司马绍个人情谊很深外，更根本的原因是，这就是当时各大家族共同的立场，重点是维持现状，不想皇权扩张，也不想改朝换代，连废太子这种带有危险气息的信号，也不想看见。
现在，处境最进退维谷的，反而成了王敦本人。
当时王敦有两个选择：一是进一步提高南北士族的地位，在舆论上取得他们的支持；二是杀掉他们中的一些人立威，从而把权力更直接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王敦身边的人也分成两派。劝王敦选择前一种办法的，例如谢鲲，谢鲲指出，这样甚至可以使王敦之前的行为都抹去叛逆的名声。谢鲲是名士，当然是站在世家大族的立场上说话。王敦知道，即使谢鲲个人此刻说这些话是真诚的，时过境迁之后，一切也都会不一样。晋元帝是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太子确实聪明能干。等太子即位，很可能会想要报复，名士集团则会乐于牺牲自己换取和皇权之间的和谐。自己从一开始就走了豪爽的路线，在名士里非常特殊，而个性化人物，总是很容易收获额外的掌声，然后又更容易被随意抛弃掉。
王敦手下也有很多实干派。按照王导设计的格局，南北文化士族主导东晋政治，南方的“武力强宗”则被排除在权力游戏之外。这些人里很有一部分被王敦吸纳为自己的支持者。他们都鼓动王敦挥起屠刀，进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作为被压抑的群体，对既得利益阶层当然充满仇恨，只有来一次天崩地裂，他们才有出头的机会。
犹豫之后，王敦先退了一步，把大权都交托给王导，自己退回到了上游的武昌。不久后晋元帝去世，晋明帝即位，王敦却又开始步步紧逼。
太宁元年（323），他派人献给晋明帝一颗玉玺，顺便暗示他下诏征自己入朝。明帝不敢不从，于是王敦移镇姑孰。从这里出击建康城，没有大江之限，只需要翻越一些难称险峻的山峦。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就好比一把尖刀，抵住了东晋朝廷的后心。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地图出版社，1962）
王敦亲任扬州刺史，直接管辖京师所在之地。王敦的亲兄长王含，升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两个堂弟王舒和王彬，则分别任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这样，加上坐镇中枢的王导，琅邪王氏可以说控制了朝廷内外的大部分重要职务和军事重镇。
看起来，王敦篡位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世说新语·假谲》）
王右军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他做过右军将军。
王羲之的爷爷王正，和王敦的父亲王基是亲兄弟。
王羲之不满十岁的时候，王敦很喜爱他，常常安排他在自己的帐中睡觉。
曾有一次，王敦先出帐，王羲之还没有起床。一会儿，钱凤进来了。钱凤是吴兴郡人，出身大约是庶族或最低级的士族，在王敦身边，扮演着谋主的角色。
于是王敦和钱凤屏退左右开始商谈，忘了王羲之还睡在帐中，就说起叛乱的计划。
这时王羲之醒来，听到了他们谈论的内容，知道死定了，于是伸手到嘴里抠，开始呕吐，把头脸和被褥都弄脏了，假装还在熟睡。
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来，和钱凤一说，彼此十分惊慌，说：“这孩子不得不杀了！”
等到掀开帐子，才看见王羲之吐成这样，就相信他真的睡得很熟。王羲之这才保住了性命。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有智谋。
当然，《世说新语》里这一则的真实性有问题，其余所有书里都说，这个机智的男孩应该是王允之。王允之和王羲之是堂兄弟，同年出生。大概还是王羲之太有名，大家都希望有趣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明明是王允之吐的，却吐到王羲之头上了。
不过王允之也好王羲之也罢，总之都是王敦的同族侄子。王敦谋反的事被听见了，第一反应竟然是杀人灭口，显然说明，王家人对王敦的宏图伟业，并不支持。
甚至于，这个故事安在王羲之身上固然是假，发生在王允之身上也未必是真，王家人对外宣讲这个故事，就是要广泛传达一个信息：造反是王敦个人的事，和我们整个琅邪王氏，并不相干。
这个年代，抢皇帝当并没有什么好处，确保家族始终留在世家门阀的第一方阵里，才是琅邪王氏的核心诉求。王敦已经是不得不反的处境，那就只能放弃他了。
后来王敦果然造反了。当时他已经病重，王导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便率领王家子弟为还没死的王敦举办丧事，这个举动极大地鼓舞了朝廷方面的士气，当然也意味着，王敦失败后，除掉他的个别死党，朝廷是不会株连到王家其他人的。
王敦上次进攻建康时，世家大族心有灵犀，看守要塞的守将主动开门，江北的流民军置身事外，总之一切都非常顺利。虽然时间仅仅过去两年，但一切都不一样了。王敦的军队遭到了各方势力联合起来的迎头痛击。
王敦临死之前，王敦阵营内部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故，史书上有些颇为详细生动而乖张荒谬的记述，但恐怕早已经过各方势力的重重涂抹，也就只能当作故事看看罢了。《世说新语》里没有这些内容，倒是有一段叛乱失败之后的花絮：
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厄，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世说新语·识鉴》）
王敦没有儿子，所以认了自己亲哥哥王含的儿子王应做自己的干儿子、继承人。
王敦一死，王含、王应父子，就成了朝廷最重要的通缉犯。
儿子王应打算去投奔江州刺史王彬（字世儒）。
爸爸王含打算去投奔荆州刺史王舒。
按照当时拿官职称呼人的习惯，所以会称王彬为江州，王舒为荆州。
王含教训儿子：“你干爹和王彬关系怎么样你不知道吗，你竟然想去投奔他？”
王彬是琅邪王氏里个性最强的人物之一，而且和周关系很好。王敦杀害周后，王彬和王敦大吵了一架。
那一架吵得是相当精彩。王彬先哭周，然后痛陈周不该杀，然后骂王敦“谋图不轨，祸及门户”，骂得是“音辞慷慨，声泪俱下”。
王敦火了，说你狂悖到这个地步，我不能杀你吗？
王导打圆场，让王彬给王敦下拜认个错。
王彬说，我最近腿脚不好，看见皇帝都不下拜了，我拜他？
王敦说，我倒要看看是脚痛厉害还是脖子痛厉害。
吵到这里，估计还是王导劝解开了，反正王彬在王敦面前一点没输阵。
所以王含才会认为，我们没有去找王彬求收留的道理。
但是王应说：“这正是我们应该去投王彬的道理，王彬在人家强盛的时候，能坚持不同意见，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看到我们处于衰微厄运之中，也能同情我们。王舒是个照规矩办事的人，岂能做出常人意想不到的事？”
道理王应讲得好，但是王含是爹，还是只能听王含的。
于是就到了荆州王舒那里，王舒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听说了王敦的造反密谋就吐得满头满被子的王允之的父亲，也就是说，王敦造反这事，他是一直努力切割的。
果然，王舒就把王含、王应父子丢江里淹死了。
王彬倒是听说王应要来，早就秘密准备船只等待的，但终于没等来，王彬也只能引为憾事了。
这个故事不晓得几分真假（王应的形象与正史记录的王敦死后王应的表现很难接上，但正史的那些描述本身又让人怀疑是对失败者泼脏水），不过对琅邪王氏来说，这个故事不失为一个好故事。
只有王含是个蠢货老爹，在各种文献记录里，王含基本都是负责扮演贪婪的蠢货的，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他头上，属于王家的实力挑粪王。
王应却很有知人之明，可以算神童；由此又可推论，王敦能挑中王应做自己的接班人，也算有眼光，虽然是反贼，不失为奸雄。
王舒虽然是被略微讥讽了一下，但他做了国家忠臣该做的事，王家人亲手杀掉了王家的乱党，在朝廷面前，是把家族洗干净了；而王彬的表现，则可以让名士圈看见，王家不缺有情有义有担当的真男子。各色优秀人才很齐全，这样的大家族，才有生命力。
晋明帝时代（322—325）开始，外戚庾氏家族的权势，渐渐大起来，而王导尽管获得的礼遇越来越高，在实际政局之中，却不断被边缘化。等到明帝去世成帝即位，母后临朝，庾家兄弟的权势，更加煊赫起来。
庾亮（字元规）这个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简直就是专门来和王导做对照的。
严肃。勤奋。强硬。蠢。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世说新语·政事》）
一个夏天，王导去石头城看庾亮。
庾亮正在处理公务。
王导说：“天热，工作上的事，可以稍微简化一点。”
庾亮回应：“您遗漏了那么多公事，天下人也并不认为允当。”
这骄傲的回答，真是不给王导面子，也不给南京溽热的夏天面子。
后来两个人大概就很少直接交流了：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世说新语·轻诋》）
庾亮的权势已经超过王导了。庾亮办公的地方，在石头城，而王导是在冶城。[6]
大风扬尘，王导用扇子把尘土拂开说：“元规那边吹过来的尘土，真是把人都弄脏了。”
庾亮这么积极有为地工作，结果是把局面搞得一团糟，把本来不想造反的人也逼得不得不反。尤其是流民帅苏峻的叛乱，破坏力远远超过了王敦之乱，所谓“兵火之后，宫阙灰烬”，堪称掀开了南京城波澜壮阔的城市毁灭史的第一幕。
好不容易叛乱平息，庾亮和庾氏家族的其他活跃分子，后来又策划北伐。
握有巨大权力的人物，提出一个绝对正义的目标，当然没有人有办法反对。于是为了北伐而进行的社会动员，把从高门大姓到万千黎庶都折腾得苦不堪言，然后北伐军一出击，就被北方的胡人随随便便击败了。
所以颍川庾氏很快也就从东晋的政治舞台上出局。
相比而言，琅邪王氏的生命力，就显得要强韧得多。
王导本人不必说了，庾亮想逼苏峻入朝时王导是反对的，王导认为“山薮藏疾，宜包容之”，这么大的摊子，就像高山大湖，该糊弄就得糊弄。庾亮不听，到底把苏峻逼反了，但苏峻打下建康后也是把王导供起来，“以导德望，不敢加害，犹以本官居己之右”，苏峻要让自己的叛乱显得反动色彩淡一点，就得对王导好一点。苏峻身边有人劝苏峻杀王导，苏峻不听，因此这些人和苏峻有了矛盾，王导一看，你们既然有矛盾，那这些人我可以发展啊，于是也不知道怎么做思想工作的，最后让这些人保护着自己离开了建康城。
叛乱平定，王导这么有预见性的老臣，自然还要大大嘉奖。当时晋成帝年幼，所以他和王导说话，方式很特殊。和王导见面，皇帝会下拜，皇帝给王导下手诏，则说“惶恐言”，中书省发给王导的正式诏书，则说“敬问”。
但政治实权方面，王导就不硬往前挤了。他知道，这时候王家的实力，已经不如王敦坐镇上游的时候，用不着霸占着不放然后当众矢之的。
但王家子弟仍然散布在朝廷和地方当体制中坚。还有些具体操作也很耐人寻味，比如王导否决了温峤等人想要迁都的倡议，那就有个重建建康城的问题。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前面提到过的王彬，首都市政建设这块儿，大概油水蛮多的。
台湾学者毛汉光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书中统计，两晋南朝时期见于史籍记载者，琅邪王氏成为五品以上官员者161人，其中一品大员15人，又有为皇后者8人，尚公主者13人，在所有世家大族中，呈现出超迈绝尘之势头（排第二的陈郡谢氏，四个数字分别是70人、4人、1人、3人）。
另外一个世界通例是，败家出艺术——可能是创造出艺术杰作，也可能是把自己活成艺术。而要当败家子，首先当然是有家可败，而天下第一世家，当然有最好的败家基础。
这些艺术人生，在史书中往往只是一闪而过的配角，但在《世说新语》里，却可能是格外撩人兴味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