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嵇康的朋友圈
东晋初年的庾亮曾对人说竹林之游的事，“中朝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中朝是指西晋，则似乎竹林七贤这个提法，是衣冠南渡之后才流行起来的。这时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也已经去世了。
陈寅恪先生根据这条记载和其他一些材料，认为“竹林七贤”是一个后来才发明出来的组合，阮籍、嵇康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谓“七贤”，是因为《论语·宪问》里的一句话：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说，贤人能够避开乱世，避不开乱世也会避开动乱的地方，避不开动乱的地方也能避开臭脸，避不开臭脸也不至于挨骂。
孔子又说，按照这四个标准，达标的总共有七个人。
具体是哪七个人，《论语》里没记下来，历代注释者说法不一。但是总之，这七个贤者都是隐士。
所以后世讨论隐士都有谁，也要凑七个。
所谓“竹林”，却是从佛经里来的。东晋时僧人喜欢“格义”，也就是拿佛经里的内容和中国传统思想相比附。于是佛教里的“竹林精舍”就被挪过来，成了中国的隐士们饮酒聚会的地方了。实际上，当时嵇康他们聚会，并不在某个竹林里。
这番高见，当然会引发无数后续争论。
大体说来，“竹林”来自佛教的说法，显得证据不足。中国人自古喜欢竹子，魏晋时虽然气候寒冷，但北方的竹林也并没有消失。最多只能说，嵇康他们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和佛教的竹林精舍的传说发生了互相渗透。
但“七贤”是拼凑出来的，却是很有可能的。阮籍和嵇康后世都被推崇，山涛是嵇康的朋友和阮籍的同事（都曾任大将军从事中郎），由嵇康引出向秀和刘伶，由阮籍引出阮咸和王戎。七个人大概彼此都认识，但年龄差距很大，人生选择不一，经常凑在竹林里“肆意酣畅”，实在并不容易。——有日本学者开脑洞，说七个人里有司马氏一党，也有忠于曹魏的，是不是在两派还没有正式“扯破脸”，政治关系还比较暧昧的时候，七个人借着聚会彼此试探，趁机交换一点情报。[3]当小说看不错，当真就不必了。
以嵇康为中心的话，经常和他在一起活动的几个人，大多并不在七贤之列。
从阮咸和王戎的生平履历看，显然很难与嵇康有太多交集。推论刘伶和嵇康关系可能亲密一些，理由也仅仅是刘伶是沛国人，和嵇康算是大同乡。存世的嵇康作品中，没有提到过刘伶，《世说新语》里关于刘伶的故事，他也更多是单独出现的。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
刘伶作风和嵇康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两个人都“土木形骸”，就是把身体当作泥土木块一样看待，毫不珍惜。传说刘伶出门，常常是坐着一辆破车，带着一壶酒，让人扛着一把铲子在后面跟着。刘伶的意思是，“死便埋我”，我喝死了，你把我埋了就得了。
不过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刘伶毕竟还是有钱人，所以能每天带着一个佣人这么招摇过市。就像基督教的圣人，为了苦修，几十年如一日住在一根石柱上，能这么折磨自己，当然前提也是有奴隶风雨无阻给他送饭。
还有就是，同样是不注意形象，嵇康是身高七尺八寸，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美男子，糟蹋完自己，脏兮兮的反而别有风味，也许还格外惹人怜惜。刘伶是个丑陋的小矮子，再一脏，外貌协会第一时间就会把他开除了。所以他的人气当然是不可能和嵇康比的。
不过刘伶也有自己的长处，“任诞”门中刘伶的两个小故事，都比较有名：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在屋里裸体——中国传统，是以裸体为耻的，在屋里也不行。
人家看见了，就讥讽他。
刘伶说：“我把天地当作我的房子，房子当作我的内裤，你们钻我裤头里来干吗？”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喝酒太多，因此生了病，具体说是得了“消渴疾”，简称“渴”，也就是今天说的糖尿病。
糖尿病人当然不宜喝酒，但刘伶向妻子要酒喝。
妻子把酒也泼了，酒器也砸了，哭着劝他说：“你喝得过头了，不合养生的道理，一定要把酒戒了。”这个女人还是很会说话的，你那些朋友，嵇康还有那谁，都在讲“摄生”，你活成这样根本不“摄生”啊！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刘伶说：“你说得很好。但戒酒是大事，我不能随便对待，唯有向鬼神祈祷过了，才能发誓戒酒。快点把祭神的酒肉准备好！”
女人自然也就照做了。
于是，刘伶跪在神像前，说了这样一段：“上天生下我刘伶，喝酒就是我的命。一顿起码喝十斗，酒病还需酒来医。女人从来废话多，男儿谨慎不可听。”
接着，刘伶就把酒往嘴里倒，肉往嘴里塞，转眼就大醉倒下了。
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刘伶的特点，一是放开胆子说大话，二是绕着弯子抖机灵，于是我行我素，一切规矩都不用讲了。
阮籍、嵇康的故事，都是看起来狂纵，但越品读越能感受到其中有苦涩的味道。刘伶却似乎并没有什么难言的苦衷、独特的追求，只是行为艺术玩得真的很欢脱，他后来也循例做了官，虽然不得升迁，但想必他也不在乎。《晋书·刘伶传》特意强调他“竟以寿终”，似乎走得很安详，那年头这是难得的福报了。
“七贤”里只有向秀确实是嵇康最亲密的朋友，有限的存世文献中，充满向秀和嵇康互动的记录。
向秀，字子期，同山涛一样也是河内郡怀县人，和嵇康结识，很可能是因为山涛。不过除了躲避曹马之争的那一段隐居生活，山涛的主要精力花在仕途上，后来即使彼此心底仍珍惜这段友谊，他与嵇康一起畅饮玄谈的机会就不太多。向秀不同，他时时在嵇康身边，嵇康是人中龙凤，向秀是伴随着的一抹烟霞。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
这一个著名的场景，主角是嵇康和钟会，但也离不开向秀衬托。
嵇康打铁是一个隐喻，“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炭兮造化为工”，抡着铁锤沉浸在锻造的感觉中，嵇康自己仿佛就是天地造化，这是特别符合庄生齐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一种状态。
嵇康和钟会很长时间里不说一句话，是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对峙。
向秀鼓排也是一个隐喻，排就是风箱，还有更古老的名字，叫“橐龠”。《老子》第五章提到“天地不仁”，于是说道：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之间，岂不像个风箱一样吗？空虚而不枯竭，越鼓动风就越多。话说得越多反而越快穷尽，不如保持虚静的中道。
所以，向秀鼓动风箱的动作，仿佛是对嵇康无言的提醒：不要说话。
然而嵇康终于还是开口了。
很奇怪，钟会和嵇康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老子》中的这句话，却仿佛同时预言了两个人的命运。
另外，关于养生的问题，向秀的质疑和嵇康自己的论述，构成了一个整体。有人认为，向秀之所以反驳嵇康，并不是真有不同意见，“盖欲发康之高致也”，就是要把嵇康的才华彻底激发出来。
托戏而不抢戏，以戏曲行当论，向秀仿佛一个完美的二路老生[4]。而以他的实力，本来完全是可以挑大梁的。
《世说新语·文学》里说到，向秀为《庄子》提供了一个空前精妙的注本，“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但这个注本不幸被有俊才而薄行的郭象剽窃了。[5]
我们今天读到的《庄子》，都是郭象整理注释过的本子。如果《世说新语》的说法属实，这些注释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向秀的，那么向秀就堪称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流的人物了。
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则提到了嵇康、吕安两个好朋友对向秀注《庄子》这事态度的前后变化：
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
嵇康、吕安都更喜欢不守规矩挥洒才华，而向秀看起来却常常是老老实实读死书的样子。嵇康、吕安喜欢拿这件事笑话向秀。
后来向秀把自己打算注释《庄子》的计划告诉了嵇康、吕安，两个人都说：“这书还需要注释吗？只不过是无用之人的自娱自乐罢了。”
嵇康、吕安说的，正是《庄子》书里的观点：鱼筌是用来捕鱼的，鱼已经捕到了，鱼筌就用不着了；捕兽夹是用来抓兔子的，兔子抓到了，捕兽夹也就用不着了。所谓“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
同样的道理，“得意而忘言”，读《庄子》贵在心意相通，已经领悟了真意，做注释就显得很多余。
三国时代，嵇康对向秀是这么说的；一千五百年后的晚清，古代《庄子》研究的集大成著作——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出现了。另一个学者王先谦给《庄子集释》作序，也和嵇康是一样的说法：如庄子读到这部书，恐怕会说“此犹吾之糟粕”吧。
但是，把这个“得意忘言”的逻辑推到极致，何止是《庄子》这书不该有注释，而是《庄子》这书根本就不该写出来。
这是《庄子》的悖论：再怎么嫌弃文字，要想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总还是离不开文字的。
所以，说给《庄子》作注是添加糟粕的王先谦，后来没忍住，自己也写了一部《庄子集解》。
嵇康倒是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但是他看到向秀的书后，就态度大变，赞叹说：“尔故复胜不？”翻译成现在的言语，意义是：你还能再牛逼点吗？而吕安则说：“有了这样的注，庄周可称不死了。”
正因为向秀与嵇康的友谊如此诚挚深厚，所以嵇康被杀之后，向秀的表现，读来也令人格外唏嘘。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说新语·言语》）
嵇康遇害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不愿意做官就是对当前统治秩序的大好形势不配合，而不配合，结果就是死。
向秀终究还是到洛阳去做官了。
以他的位阶，司马昭本来不一定要见他，但司马昭还是想要见一见，当初蔑视自己的权威的人，终于选择了臣服，还有什么比这种会面，更令人快乐的呢？
司马昭问：“听说你有箕山隐居的志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
箕山是传说中上古贤士许由隐居的地方，山上还有许由的墓。传说，尧曾经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却像受到侮辱一样跑到水边去洗耳朵——和政治有关的话题听到耳朵里，就把耳朵给弄脏了。这时许由的朋友巢父牵着牛过来，明白了前因后果，巢父说，真的清高就不该让自己清高的名声传播在外，你这一洗耳朵，水也脏了，我的牛还怎么喝呢？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喝水了。
所以“箕山之志”，是视荣华富贵如粪土，潇洒归隐的代名词。
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不过是狷介之士，没什么太值得羡慕的地方。”有所不为叫狷，耿直强硬叫介。向秀虽然说巢父、许由（其实说嵇康）不值得羡慕，但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表述评价他们。
于是，司马昭非常感叹。
司马昭在感叹什么呢？想必不会是仅仅为了向秀的说话技巧。作为一个凭着一时心意，就可以决定面前的人的命运的人，看见向秀这样既不得不屈服，又企图捍卫自己的最后一点尊严，司马昭会不会有一种俯视众生的快感，或者感谢命运对自己的眷顾？司马昭最终没有戳穿向秀，而他本是可以轻而易举再羞辱向秀一番的，或许，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感动吧？
不管司马昭在想什么，每一个经历过黑暗时代而活下来的读书人，恐怕都没有资格嘲笑向秀的软弱。
那种情形下，向秀不想死的话，就必须出山做官。他还能说什么呢？正如向秀还写过一篇《思旧赋》，众所周知，那篇文章，刚开头，就煞了尾。
“七贤”之外的人物，吕安无疑是嵇康最亲密的朋友。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世说新语·简傲》）
两个人好到一旦思念对方，哪怕相隔千里之远，也立刻吩咐车驾出行的地步。
有一次，吕安上门，刚巧嵇康不在，嵇康的哥哥嵇喜出门迎接。
嵇喜被认为“有当世才”，也就是可以在仕途上取得成功的人物，所以吕安完全看不上他。吕安是高干子弟，你努力追求的却刚好是人家生来就有的，人家关注的你却没有，自然就落在人家的“鄙视区”里。
吕安没有进门，只是在嵇康家的门上题了一个“凤”（鳯）字。
嵇喜还以为吕安是把自己比作凤凰，还挺高兴。
其实，“鳳”由“凡”和“鸟”组成，吕安嘲讽他是凡俗傻鸟罢了。
这个故事里，吕安的表现倒是和阮籍一模一样，欣赏嵇康但看不起他哥哥。显然，吕安的作风是放达、任性、简傲又充满才思，完全符合名士的标准。
从各类记录里，可以看见嵇康谈玄时有吕安，打铁时有吕安，嵇康之死是因为吕安，后来向秀怀念嵇康时，也特地提到吕安……但竹林七贤里却没有吕安。
这可能是因为，凑竹林七贤的名单，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事实上的人际关系，而是要照顾到政治正确。
吕安被处死，后来一直也没有翻案。
嵇康遇害，但后来儿子嵇绍在山涛的帮助下出仕为官，相当于晋朝官方也默认嵇康可以平反，再后来嵇绍为保护晋惠帝而死，“嵇侍中血”简直成了对忠臣的礼赞。更重要的是，据说嵇绍看见当时还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时曾说了一句：“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司马睿后来以宗室疏属的身份成了东晋第一个皇帝，要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这句话很重要。
阮籍为司马昭写过劝进表，名列七贤的其余五人则都在司马家的天下做了官。
竹林七贤的说法，最晚东晋初年就流传开了。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七贤”组合，虽然不符合官方导向，但也并没有什么违碍。吕安却仍然是敏感词。
吕安曾有文集传世，但后来慢慢也就亡佚了。只有那封很可能导致了嵇康遇害的书信，流传至今。
但这封信却往往被阴差阳错地记在赵至名下。
赵至，字景真。关于这人，《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条：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世说新语·言语》）
嵇康对赵至说：“你的眼睛黑白分明，有白起之风，遗憾的是器量狭小了些。”故老相传，白起的眼睛，特点就是黑白分明，而这是见事分明的表现。
赵至说：“一尺长的尺就能审定浑天仪的度数，一寸长的竹管就能测量出乐音的高低。何必在乎器量大小，只要问见识如何！”
这回答，透出赵至强烈的自信，而从他的谈吐看，能随口运用天文和音乐方面的知识，也表现出很高的文化修养。
可是赵至本来并不属于嵇康他们这个名士圈子。不管真诚还是虚伪，七贤的人设都是“我不想做官可是人家非逼我做我好痛苦”；而赵至活得郁闷压抑，原因却寻常得多：我想做官可是我没有机会。
因为赵至出身于“士家”。
士族和士家一字之差，地位却有天壤之别。
曹魏采用一种世兵制度，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兵源，父亲是当兵的，儿子仍然要当兵。这样的家庭，就叫作“士家”。
屯田制下，士家的收入里要缴纳给国家的份额，是普通人家的许多倍；为了防止前线士兵叛逃，士家的妻子、儿女被集中在特定区域内生活，享有的自由更少，有极大可能被丈夫的表现连累而受到惩罚；士家的婚姻由有关部门统一安排，基本内部消化，而不和平民通婚……就是说，士家的地位，不要说和士族大姓相比，就是比一般平民，都远远不如。
赵至的祖上，是代郡望族，但是战乱年代成了军人，然后法律上的身份，就成了士家。
赵至的母亲一直记得祖上的荣耀。赵至十二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在路边看一个县令新官上任，母亲问：“你的先世，也不是微贱人家，你以后能这样吗？”赵至说：“能！”
于是，家里就咬牙送赵至读书。
赵至十四岁的时候，到洛阳的太学观览。太学讲堂西侧，有许多石碑，上面有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的儒家经典，这就是著名的“三体石经”。
刚巧那时候，嵇康在学习、抄写石经古文。
赵至立刻就注意到嵇康，这倒是一点也不奇怪，嵇康这样的人物，不论出现在哪里，总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赵至鼓起勇气，在嵇康离开的时候，追上嵇康的车子，问嵇康姓名。无疑，这个少年身上也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匆匆一面，赵至就给嵇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的日子，赵至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离士家生活的狭小空间。一旦年满十六岁，他就会正式成为一名士兵，然后也许就在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战事中肝脑涂地，改变人生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他必须赶紧逃走，但是，作为士兵的儿子，他一旦逃走，却会连累父母。于是赵至假装发疯，用火烧灼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变成一个官方统计中因为失去价值而被抹去的人。
然后，赵至终于成功逃亡了。又经历了许多波折，他找到了嵇康，而嵇康也就让他追随在自己身边一年多。《世说新语》里那段对话，大约也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这样的事，嵇康也许干过不止一次，有学者甚至猜测，嵇康就是因为经常赞助流亡者才变穷的。而这种行为，用官方语言表述就是“招纳亡命”。《三国志》里说嵇康“尚奇任侠”，而招纳亡命就是最典型的任侠行为，而且通常认为会这样做的人都别有所图。后来司马昭要杀他，这或许也是罪名之一。
嵇康遇害之后，赵至改名换姓，又在各处游历，希望成为一名官吏。他“论议精辩，有纵横才气”，确实有突出的行政才能。终于，赵至在偏远的辽西郡取得了成功，并以上计吏的身份，回到洛阳。
因为不能暴露身份，赵至只能悄悄去见自己的父亲。这时他的母亲已经亡故，但父亲希望儿子去寻求更好的前程，就隐瞒了这事，只是告诫他不要回来。
转眼到了西晋太康年间（280—289），赵至靠自己出色的表现，已经成为全国都小有名气的良吏，他再次回到洛阳，这才听说了母亲的死讯。
赵至一直记得十二岁时和母亲的对话，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而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相反，由于自己的远离，连膝前尽孝的义务，都没有做到。
赵至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无边的幻灭，他连连呕血，很快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
这可能是孝子多如营销号的魏晋时期，最动人的一个关于“孝”的故事。但是众所周知，赵至这种出身，也注定从来和“孝廉”这个身份无缘。
赵至当然是一个特例，甚至于可以说，和许多类似出身的人相比，他其实还是幸运的。那个年代，有无数和他同样卑微但不像他这样有才华和幸运的人，为了一线渺茫的希望而奋斗终生，或者明知毫无希望，却仍不得不艰辛地劳作。
有了这万千黎庶的血泪和汗水蓄成的海洋，才托起了魏晋名士徜徉的生命之舟，让他们可以愉快地躺倒，随便打个滚，就成了魅力无限的魏晋风度。
【注释】
[1] 据《晋书》记载，王戎的儿子万子，死的时候已经十九岁，而且是得肥胖症死的，称为“抱中物”，实在不合适。这个故事，《晋书》说发生在王衍身上，也许确实更加合理。
[2] 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黄公酒垆，王戎说的，其实是“黄垆”，也就是黄泉下的垆土。但对这个词的解释，其实对理解王戎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影响。
[3] 冈村繁：《冈村繁全集 第三卷：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 二路老生，亦称里子老生，是戏剧演出中的配角行当。
[5] 当然，郭象是剽窃了向秀的注释还是发展了向秀的注释，是一千七百多年来一直聚讼不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