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王羲之的可乐与苦闷
《世说新语·企羡》中提到，王羲之听说别人把他的《兰亭集序》和石崇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又把他比作石崇，不由得喜形于色。
刘孝标给这条作注：
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这里引用的《临河叙》显然就是《兰亭集序》，但比今天常见的版本，却少了一大半内容，又多了“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以下40字。
那么，究竟是我们今日所见之注，对《兰亭集序》做了删节，还是《兰亭集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习见的版本，反而是后人增益出来的呢？
如果《兰亭集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倒是能解释不少问题：今本《兰亭集序》，文章做得当然比《金谷诗序》好得多，王羲之听说二者相提并论而感到高兴，我们都要替他委屈，而这个版本倒是和《金谷诗序》差不多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正因为这个版本平平无奇，所以唐代以前的文选如《昭明文选》等，不收此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直到唐高祖武德年间编成的《艺文类聚》里，引录的《兰亭集序》还和刘孝标注里的文章大致是一个样子。今天常见的这个版本，是在《晋书·王羲之传》（传说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赞语）里，才横空出世的。
所以，关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伪问题，从唐代开始到当代，争论一直就没停过。
不过不管怎么说，刘孝标所引的这段，是王羲之本人的手笔是没有问题的。文中表达着“信可乐也”的情绪，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所以，注意下时间，是永和九年（353）；注意下地点，是会稽山阴。
永和（345—356）是晋穆帝的年号。
永和六年（350），北方暴虐的后赵政权崩溃，汉人对胡羯民族展开了报复性屠杀，死者数十万，但高鼻多须的汉人被误杀者也不计其数。身在江左的人隔岸观火，就算不幸灾乐祸，自幸灾难没落到自己头上的，总归不在少数。
当然，也有人强调，这是一个挥师北上、光复中原的好机会，比如此时控扼着上游的桓温，就高调这样主张。
桓温的呼吁，被视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声音。在桓温的施压下，朝廷不得不任命大名士殷浩主持北伐，在一系列颠三倒四的操作之后，殷浩失败。永和八年（352）即写作《兰亭集序》的前一年，王羲之给殷浩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天下寒心，固以久矣”，也就是大家对北伐早就没有什么热情。又说：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晋书·王羲之传》）
大意是长江以北的土地，要不要无所谓，但别给老百姓增加赋税和徭役了。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幸福的态度，可谓溢于言表。王羲之进而警告说：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晋书·王羲之传》）
为了北伐，本朝推行的政策已经和秦始皇一样了，再这样下去，你就不怕闹陈胜、吴广吗？
不过王羲之虽然确实是当时名士中比较忧国忧民的人物，却也不会因此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永和九年（353），前线战事继续从失败走向失败，而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则开心地召集了这次兰亭集会。
王导、周那代人，说北伐固然多半只是口号，但对北方故土，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但年轻一辈就不同了。王羲之是公元303年即八王之乱的高潮时出生的，而参加这次兰亭集会的人里，他已经差不多是最年长者。其余人等，如孙绰生于公元314年，那年晋怀帝已经做了匈奴人的俘虏；谢安、谢万兄弟都出生于公元320年，即晋元帝大兴三年；还有王羲之的几个儿子年纪更小，他们都已经完完全全是东晋人了。
也就是说，参加兰亭雅集的少长群贤，他们对北方的了解，更多是来自父辈的描述，就是有点滴记忆，也只是战乱的恐怖，而谈不上什么亲切的思慕了。
南方人不想北伐，北方政权又为什么会放过南方呢？
东晋皇帝是没有多少存在感的，世家大族的势力盘根错节，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如此脆弱，而且极大程度上抑制住了国家的动员能力。看起来，北方的五胡只要有兴致弯弓南下，饮马长江，脆弱的东晋门阀政治根本禁不起冲击。
但辽阔的中原大地上，一个个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骁勇善战的北方人忙于自相残杀，实在腾不出手来，去给南方制造多少麻烦。
所以公元329年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发生前，江左的东晋政权，确实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会稽郡山阴县是当时侨姓世族的聚居之处。
当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会稽郡是一个巨大的概念：领有吴、越两国之地，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
东汉顺帝时，会稽郡以浙江（今钱塘江）为界一分为二。钱塘江北较发达地区为吴郡，钱塘江以南部分则仍称会稽郡，郡治设在山阴县（今绍兴）。
三国孙吴时，吴郡又被分割成吴郡和吴兴郡。
这样就产生了东晋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并称“三吴”。
永嘉南渡，北方士族到江东之后，为了避免和原来的吴地士族产生激烈冲突，选择了到本来相对落后，还有较多未开发土地的会稽郡来圈地发展。
在这里，他们一来积累了巨额财富，二来也确实领略到了山川丘壑之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顾长康就是大画家顾恺之，王子敬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这两句话都说得太精彩，也不难懂，就不翻译了。
魏晋名士都爱读老庄，老庄鼓吹“自然”，而浙东的山水，就把“自然”活灵活现曼妙无比地展现在面前。
也不知道是老庄说透了这里的山水，还是这里的山水活画出老庄。
所以在这个地方，山水玄言诗兴盛起来，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而王导去世之后，庾氏兄弟的执政作风，也促成了会稽更快发展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
史书评价庾亮，说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俨”。又这样评价庾氏兄弟：“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可见，他们虽然也愿意谈谈玄学，但确实不喜欢放诞。
按照这种风格主政，朝廷无疑会更注重规矩，也就会让那些任诞简傲的名士，在建康城生活不习惯。
相比之下，会稽郡的生活显得随意舒适得多，王羲之一直不愿意去中央任职，多少也为此：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晋书·王羲之传》）
参加兰亭集会的究竟有哪些人，固然有不少争论，但当时会稽山阴名士荟萃，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作为一种关于这四百年大分裂历史的泛泛之谈，这个说法很有理论高度和认识深度。
然而具体到东晋中期的江左，政治也许确实混乱（但不动荡），社会还真谈不上痛苦。
前面已经说了，对江左社会来说，这些年即使有零星战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妥妥的偏安，不去放眼天下，就是太平岁月。
南方经济发展势头不错。北方人一直对长江以南怀有偏见，渡江后不得不定居于此，于是就慢慢发现，北方的生产技术和南方的气候环境、土地资源相结合，获得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北方。而既然是偏安，也就意味着这些收益可以不用投入军备这个无底洞，而是用于再生产或享受生活。
普通民众的日子，坏处是看不到阶层跃升的机会，门阀大姓欺男霸女的事也绝不会少干；好处是徭役和兵役尽管从法规上看仍相当沉重，但大规模社会动员既然少了，实际操作中力役恐怕还是有所减轻。而且在世家大族的包庇之下，很多人从国家的统计数据中消失，从而也就可以逃避这些（苦差事）。当时隐匿人口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山涛的孙子山遐，是个难得的严格执法的人，他做余姚县令，八十天的时间，就发现了隐匿人口万余人。这引起当地大族极大不满，纷纷去主管部门控告山遐。山遐向领导请求让自己再干一百天，但到底还是被马上撤职了。
看起来，山遐已经发现但还没有统计出来的人口数，应该还有不下万人。而这仅仅是一个县的隐匿人口数而已。
从国家财政和国防的角度看，这是个很致命的问题，但说到稍有不虞就家破人亡的概率，比起秦皇汉武的盛世，这个时代反而要低很多。葛剑雄教授在《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指出，东晋的百姓平均寿命不短（当然是古代标准），生育意愿也比较强，因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达到4‰乃至5‰，即东晋百余年间，南方人口数可能从1000万增长到1700万。
士族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受益者，生活当然更要好得多。就以王羲之为例：
他小时候不善于言辞，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他爸爸王旷是最早倡议晋元帝渡江的大臣之一，伯父是晋元帝登基时都要拉小手坐一起的“江左管夷吾”王导，自然会有各路名士为他炒作：
首先是周。王羲之十三岁的时候，参加一次盛大的聚会，最重要的一道菜品是烤牛心，周亲自割了，第一个分给坐在末座的王羲之。
然后是同族伯父王敦，当时做王敦主簿的陈留人阮裕名气很大，王敦就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阮裕也很配合，称王羲之和王承、王悦是“王氏三少”，王承是渡江名士第一，王悦是王导一看见就开心得眉开眼笑的宝贝大儿子，这三个人并列，王羲之的位分当然就起来了。[7]
控制着忠于朝廷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的郗鉴，到王家来挑女婿，挑中了东床坦腹的王羲之。
王羲之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极为清选的秘书郎，然后被征西将军庾亮聘请为参军，庾亮临死前，还特意推荐王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朝廷都爱王羲之的才器，频频召王羲之到朝廷来做官，王羲之总是不断推辞。最后，扬州刺史殷浩亲自给王羲之写信。
殷浩（字渊源）曾长期隐居，导致舆论说：“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现在已经“起”了的殷浩，为了请王羲之入朝，也采用了同样的句式：“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你到朝廷来做官（出），大家就认为国家兴盛（隆）；你在家隐居（处），大家就认为有改朝换代的风险（替），所以你怎么忍心不出山呢？
以上出现的人物，周、王敦、阮裕、郗鉴、庾亮、殷浩……彼此关系是非常复杂甚至尖锐冲突的，但全部力推王羲之。
而王羲之除了书法无双无对之外，到底有什么长处，解决过什么难题，做出过什么业绩？反正史书上不大找得到。
这就是琅邪王氏的“佳子弟”与生俱来的人生平台。各大门阀斗而不破，对别人家政治上没什么实际竞争力的下一辈，反而谁都乐于说好话。
所以宗白华先生盛赞的汉末魏晋六朝士人的“艺术精神”，具体到东晋士人这一段，构成其底色的，恐怕并不是积郁难抒的浓黑的现实痛苦，而是生活安逸之后，因为无所事事而内心格外细腻敏感，所以抽象到宇宙人生层面的微茫的忧郁与惆怅，或一地鸡毛的叽叽歪歪。
还拿王羲之来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相信今天常见的《兰亭集序》是他本人的手笔，那令他痛苦的问题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也就是生死问题。他虽然喜欢服食修炼，却又认为人终究难逃一死，那么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就都显得虚妄。
如果看《晋书·王羲之传》或《世说新语》，则会发现令王羲之痛苦的事也可以说非常卑琐而无聊。
王羲之特别讨厌太原王氏的王述。——王述拜爵蓝田侯，所以《世说新语》里往往称他为王蓝田。
其实王羲之和王述之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只不过一个琅邪王氏一个太原王氏，又是同一年出生的，就被好事者拿来相提并论了。
本来只是有点瞧不起你，你竟然和我齐名，那我可要加倍瞧不起你了，这种心态，倒是一点也不奇怪。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世说新语·忿狷》）
王述和一只鸡蛋较劲闹得洋相百出，一般人大概只是觉得好玩，王羲之却要说：“你爸爸那么牛，要是有这毛病，都一毛不值，何况你这货呢？”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世说新语·仇隙》）
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前任就是王述。或者说，王述因为母亲去世要守丧，王羲之才得到了这个职务。
王述仍然在会稽郡住着，出于礼貌，王羲之也应该去拜访人家。
但王羲之到任后，经常放话说我要去王述家吊丧，但结果就是不去。
甚而有一次，王羲之到了王述家门口，说明了身份，等王述按照礼节哭着出来迎接时，他却转身走了。
所以，也就难怪王述怀恨在心了。
后来王述官运亨通，升任扬州刺史，也就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
王羲之得到消息后，反应很激烈，派一个参军向朝廷申请：会稽郡独立，单设一个越州，以后不归扬州管了。
战乱年代，会稽内史可能带“督五郡军事”的头衔，那时提出把会稽当作一个独立的区域，还有点道理。但现在和平时期，王羲之可没带这个头衔，所以无理取闹的感觉就很强烈。
他派出去的那个参军也不大会说话，所以这件事就闹了大笑话。
而王述派从事也就是负责监察的官员去找王羲之通报，你到任之后，有多少违法乱纪的行为我已经掌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东晋时就是这样，关系好的时候，都是膏粱子弟谁还不认得谁，干啥都没事。但要是有人铁了心要抓你毛病，那是一抓一个准。
于是王羲之就只好称病离职了。
据《晋书》说，王羲之还气得骂儿子：“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难道不如王述吗？官做得没他大，都怪你们没出息，谁也比不了他儿子王坦之！
骂完儿子，王羲之又跑到父母坟前赌咒发誓，写了一篇感情非常饱满的誓言，表明自己以后绝不再当官的志向：“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这是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也就是兰亭集会两年后的事。
官都不当了，王述发现的不法行为，当然也就没人追究了。“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对王羲之不继续出来违法乱纪，还是表现得挺惋惜的样子。
后世有人为这事批评王羲之，说他外似旷达而内实狭隘。不过换个角度看，本来不该有冲突的两个人，硬能把关系搞成这样，真挺艺术家的。
而那些胸怀改天换日的豪情壮志的枭雄，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算计当然要精密得多。
【注释】
[1] 《荀子·劝学》里说“蟹六跪而二螯”，这个“六”显然应该是“八”，《大戴礼记》中也有《劝学》，基本就用《荀子》的内容而改六为八。蔡谟的曾祖是大学者蔡邕的从子，蔡邕也作过《劝学篇》，已失传。有学者推测，“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可能就是蔡邕《劝学篇》里的句子。
[2] 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 研究文集——以六朝建康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 惠帝永兴元年（304）讨石冰，怀帝永嘉元年（307）讨陈敏，永嘉四年（310）诛钱。
[4] 西晋末期，把扬州和荆州的交界地区分割出来，增置江州。所以就行政区划而言，重要的是扬州、江州、荆州三个州；但以地理范围论，则仍可以泛泛称为扬州地区和荆州地区。
[5] 《晋书·卞壸传》作：“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形容卞壸和戴渊的词，掉了个个儿。
[6] 《晋书·王导传》说这是庾亮已经移镇武昌之后的事，那么“庾在石头”一句便不成立了。也有学者牵合两说，认为石头是指湖北石首。
[7] 王承是前辈，怀疑这里应该是王承的儿子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