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地沉没者王衍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世说新语·轻诋》）
太和四年（369），东晋大司马桓温大军北伐，兵锋直指洛阳。
这时距离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已经六十余年。十三年前，桓温曾经收复过这座伟大的都城，但四年前，它不幸又落入了前燕之手。
为了减轻行军负担和后勤压力，就要更多利用水路。桓温的军队从京口出发，先通过人工运河进入淮水，然后继续北上进入泗水，深入北方疆界。
桓温带着僚属们登上“平乘楼”——这是当时对船上有几层楼的大船的称呼。
桓温眺望中原，不禁感叹：“使得神州大地沦丧，百年基业化为丘墟，王夷甫这些人，不得不承担起这些责任。”
桓温的僚属中，有名士袁宏，他小名阿虎，因此也常被呼为袁虎。
袁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国运本来就有时兴盛有时败落，难道一定要说是这些人的过错？”
王夷甫究竟是什么人？桓温为什么要把西晋灭亡的大灾难归咎于他？袁宏又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顶撞领导，要为他辩护呢？
（一）完美的名士
王衍，字夷甫，他是所谓“中朝名士”的领袖，自然也是《世说新语》中高频出现的人物。
王衍有三个巨大的优势。
第一自然是家庭背景好。他出身顶级高门琅邪王氏，是曹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孙，平北将军王乂之子，他有一个大他二十多岁的堂兄，就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
王戎很提携王衍，变着法子夸他，说他“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也动员自己的社会关系夸王衍，如山涛对王衍就有非常夸张的好评。
夸到晋武帝司马炎都听说王衍的名声了，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和王衍相比？”王戎说：“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就是王衍的优秀，超越了这个时代。
要是寒门出身，哪能得到这么强势的宣传？
但光是出身好显然还不够。作为生命力旺盛的大家族，琅邪王氏生儿子的能力非常强悍。族里年纪差不多的兄弟叔侄一大堆，要在家族内部脱颖而出，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
王家重点推王衍，前提是王衍有值得推的独特价值。
第二，王衍长得很“美貌”。虽然王家人普遍生得都好，但王衍显然尤其突出。《世说新语·容止》里，他是频频亮相的人物。
王家人在一起，使人觉得“触目见琳琅珠玉”；王衍和其他人在一起，则“似珠玉在瓦石间”。很多年以后，著名画家顾恺之给王衍画像，又留下了这样的赞语：“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最著名的描述则是下面这则：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
王衍的容貌，既端庄又有魅力，他谈玄极尽精妙，手里拿着麈尾，麈尾的白玉柄和他的手，竟浑然一体。
说到谈玄，就又要说到王衍的第三个优点，他的清谈，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说新语·言语》）
名士们一起到洛水边游玩。——从这则里出现的人物看，这事应该发生在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即八王之乱中间的那段相对太平的岁月。
回来后，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
王衍就举了三个代表：
第一是尚书左仆射裴谈“名理”，字面上说，名理就是“辩名析理”，就是讨论一个概念如此被定义，背后的逻辑何在。魏晋时，这种讨论往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天性和才能的关系，于是又延伸为人才选拔的标准问题。
这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裴谈得滔滔不绝，又意趣高雅。
第二是张华张茂先谈《史记》《汉书》，这段时日能维持相对稳定，张华被认为是定盘星式的人物，同时也是《博物志》的作者，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谈得比较实在，关注历史经验。因为他的谈话内容充满细节，所以显得娓娓动听。
第三就是王衍自己和王戎。他们谈的是延陵和子房。
延陵是延陵季子，也就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季札，当时大家都想他做吴王，可他就是不当。而季札出使列国时的风度和见识，让中原华夏的大贵族，全部都佩服得不得了。
子房是张良张子房。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重要的是，最后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据说是成仙了。
总而言之，别人苦苦追求的荣华富贵，是追着这两个人跑的，但这两个人却不屑一顾，只想着归隐。
谈名理，这两个人身上就体现着最高级的名理；谈历史，这两个人妙就妙在既身在历史之中又飘然于历史之外。所以很自然的，王衍、王戎聊的话题才是最高级的，既超尘拔俗，又玄妙透彻。
有关王衍的清谈，《晋书·王衍传》里还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著名的典故：
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
雌黄是一种柠檬黄色的矿物，古代书写用纸多为黄色，写错的地方，可以用雌黄将错字涂抹遮盖掉。宋代沈括说，改错字，用粉涂半天也盖不住，贴小纸条盖住又粘不牢，还是雌黄效果最好。
这话今人听起来，好像是说王衍的观点，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后世，“信口雌黄”也确实是用来骂人的。
但从这句的上下文看，这是王衍盛名最著的时候世人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好话。
王衍擅长的是玄谈，喜好的是老庄，根据需要把论据改来改去，按照庄子的标准，确实可以算优点。
精深的大道不可言说，能用语言表达的都是糟粕。人都有固有偏见，庄子叫“成心”，围绕“成心”展开逻辑严谨的论述，其实是在糟粕里越陷越深。《庄子·列御寇》讲：
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王衍被王戎盛赞为“古之人”，当然也就应该“天而不人”“知而不言”的，但他偏偏忍不住要说话，说得还比谁都多。所以，难点在让别人抓不住话里的把柄，既说了话又突破了语言的桎梏，也就是庄子所谓的“言无言”。
《庄子》书里自己概括，庄子的话术，有所谓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简单说，寓言是讲故事。重言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安放到某个大人物嘴里，让人家去说。卮言呢？卮是一种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所以卮言的特点也就是“因物随变”，根据说话对象随时更改。
口中雌黄，正符合卮言的特征。
这种不然而然、无可无不可的话风，代表庄子（至少是魏晋名士理解的庄子）的至高境界，也符合王衍的人生需求。
（二）将无同
前面提到那个善于“谈名理”的裴，是王衍最重要的辩论对手。
裴和王衍，都可以算是晋朝的外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则有点绕。
当今皇后贾南风的母亲叫郭槐，外公叫郭配。
郭配另有一个女儿，是裴的母亲；郭配还有个孙女，是王衍的妻子。
裴又是王戎的女婿，王衍是王戎的族弟。
王衍还有个女婿裴遐，和裴是族兄弟。
所以，裴和王衍两大宗师辩论，既是清谈界顶级学术研讨，也是俩亲戚间的拌嘴。
王衍最推崇的清谈家是乐广，当然，乐广也和贾、裴、王三家都关系密切，这里就不详细梳理了。
王衍似乎自认为不如乐广，曾说：“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和别人说话，我自以为简明而直击主题，但面对乐广，就觉得自己废话太多。
裴和乐广辩论，则似乎占了上风，“乐广尝与清言，欲以理服之，而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乐广走大道至简路线，裴来个掌法虽繁，功力不散，气势上淹没乐广。裴的词锋之盛，也因此被誉为茂密幽深的森林，水草环绕的湖泊。
但王衍和裴辩论，还是略占上风的：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世说新语·文学》）
裴死后的谥号是“成”，所谓裴成公就是裴。
裴写了一篇《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有”，维持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也就是“有”。
自从何晏、王弼之后，天下名士都高唱“天地万物以无为本”，裴这个说法，简直犯了众怒。于是裴被“贵无”派的高手围攻，但没有谁是他的对手。
连天下第一的前辈高手乐广，看起来都败了。
只有王衍出场，才能让裴稍稍落一点下风。
但只要王衍不在，别人用王衍的理论去和裴辩论，还是会被裴啪啪打脸。
看起来，乐广是孙老头，裴是上官金虹，王衍是小李飞刀。
王衍手里，看起来和他的手融为一体的麈尾，不就是他的飞刀吗？
不管怎么说，王衍对裴是很欣赏的：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世说新语·文学》）
王衍有点疲倦的时候，人家请他答疑，他就回答说，你去问裴逸民（裴的字）吧。
崇有还是贵无，一般人认为是根本对立的。王衍倒是一点不怕裴把自己的粉丝带歪。
王衍看待有无的态度，在另一个著名的案例中，体现得更分明：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世说新语·文学》）
阮修，字宣子，出身陈留阮氏，是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孙辈，阮咸的从侄。
阮修的名声好，王衍接见他，问了个问题：“老、庄与圣教同异？”——孔子是圣人，孔子留下来的经典就叫“圣经”；孔子传下来的教诲就叫“圣教”；又因为孔子讲礼，所以圣教也叫“礼教”；还因为讲礼就重视“正名”，因此还叫“名教”……这些词意思都差不太多，但和宗教无关。
阮修回答：“将无同？”
“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所以这句应该翻译成：恐怕一样吧？
这是跟大人物说话，要留有一点余地，阮修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字：“同。”
王衍很欣赏这句话，就让阮修到自己的部门来上班。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当时称为“掾吏”，阮修说了这么三个字就得到这么一份好工作，世人就称之为“三语掾”。
老庄的根底是“无”，圣教的根底是“有”，所以政治理论上的“老庄与圣教之辨”，上升到世界观层面，也就是“有无之辨”。这明明是不一样的，阮修为什么硬说一样呢？王衍又为什么欣赏阮修的回答呢？
这是历代学者非常关心的话题，相关讨论汗牛充栋。照例，我们这里只取一个最俗气的解释。
魏晋之前秦汉时代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儒家尊重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出身的官员，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大家道德责任感爆棚，相应地，也就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法家不同，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所以，对官员对权贵，一定要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
显然，只有儒家或只有法家，都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只讲道德自律不讲制度约束，大家都知道人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大多数人没那么强的自律能力。尤其是身为官员拥有那么大权力，更加不可能了。
只讲制度约束不讲道德自律，第一是人使起坏来防不胜防，第二是人在太严格的外在约束下，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完全丧失主观能动性，这个体制会失去活力。
所以一定要儒法互补。
至于老庄，老子里阴谋诡计的部分，早已经完全融入法家了；庄子一派，有个很实际的功能，是给权力斗争留个退场的后门。
争权夺利失败了的人，读读《庄子》，会反而产生一种精神优越感，也就安于退场的状态，不想卷土重来，更不会掀桌子了。这对当权者其实也是好事，所以聪明的当权者，并不会去戳穿这种优越感的虚妄，相反满足于这么安置退场者。
这样，儒、法、道三大思想体系，在现实政治中，就构成了一种表面上互相争吵，实质上分工明确而合作良好的关系。
但对于魏晋名士来说，这种关系仍然不够好。
他们最憎恶法家（会公开说），不想接受制度监管；也不喜欢儒家（通常不会公开说），不想寻求道德自律；他们喜欢老庄，但是不甘心喜欢了老庄就退场，和荣华富贵说再见。
从这个角度看，嵇康其实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说什么“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看起来狂狷不羁，但换个角度看，嵇康还是承认，官场规则就是官场规则，不该为谁就发生改变。
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我追求“自然”，我就摆脱“名教”；我羡慕隐士，我就远离官场。隐士比较自由，官场可以富贵，二者不可得兼，挑一个就得放弃一个。
而如果采用“将无同”的理论，就不必如此了。根据这个理论，大可以批评嵇康的境界还是有点低。
你喜欢老庄，反感周孔，可是你真读懂老子、庄子，又真的读懂周公、孔子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吗？
你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但难道没有发现，名教正是基于自然本性创建出来的吗？
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
在山林，内心可以是归隐的；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的。
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睡懒觉，想唱就唱，一边聊公务一边抓虱子，不给人回信（还有把别人托他捎的书信都丢进长江，并且高调宣称“不做致书邮”的——那你当初不能不收人家的书信吗？），到别人的丧礼上混闹，觉得人家是寒人就给人家脸色看，啥公务也不处理……这是嵇康认为进了官场就不能再干的事，后来的名士在官位上，哪一件少干了呢？
但有了他们那套更高明的对《庄子》的理解，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闹，而且是境界是情怀了。
“三语掾”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对话基本一样，但主角换成了阮瞻和王戎。版本会多起来，正说明了这种价值观有多么受到名士欢迎。
对于王戎、王衍们来说，“将无同”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理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最著者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又如钱钟书先生说：
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藉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管锥编·全晋文卷三十三》）
境界最高的理论，说穿了不过是最贪心的人在为自己的吃相辩护。
（三）清谈误国
当然，王衍和王戎也有区别。
王戎贪婪又吝啬，王衍却不大在乎钱。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
王衍的老婆是个贪财的浊物，王衍本就是高雅的人，又嫌弃老婆庸俗，干脆连“钱”字都不愿意说了。
老婆大概也嫌他清高得矫情，趁王衍睡觉的时候，让婢女用钱把床都围住了。
王衍起来后，发现自己被钱困住了走动不得。
老婆的期待，是王衍喊一声：“把钱都拿开。”那王衍不提钱的戒律，就算破了。
结果王衍喊的是：“举却阿堵物。”把这东西拿走。
“阿堵”本来是当时口语，就是“这个”“这玩意儿”的意思，因为这起事件，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名词。
这事王衍有点矫情，还有人说，他早就“求富贵得富贵”，家里的钱堆积如山（不然怎么把床围住呢？），用也用不完，嘴里谈不谈钱，又有什么分别呢？（王隐《晋书》）但各种史料中，确实没有王衍贪财的记录，倒是有书记载说，王衍的父亲当年借出去不少钱，父亲去世后，王衍就把借据全烧了。
王衍爱的就是“名”。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王衍这辈子，除了不断发表微妙动听的言辞和展示倾倒众生的风度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逃避责任。
他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喜欢谈合纵连横之术的，以他的天分，自然一谈，就会使人觉得他是苏秦、张仪再世。
刚巧当时东北边疆多事，有人推荐他做辽东太守。王衍当然不敢去，于是从此就只“雅咏玄虚”而已。
王衍的官越做越大，儿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于是和皇家亲上加亲。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皇后贾南风的外甥贾谧，一个嫁给了太子司马遹。据说，因为两个女儿一美一丑，还引起了这两个当时天下最有权势的年轻人的冲突。
后来，太子遭贾后陷害被废，王衍明知道太子有冤情，可是不敢为太子申辩一句。反而提出，让女儿和太子离婚，撇清关系。
但旋即贾后就被赵王司马伦杀了，王衍的这次撇清，就成了丑闻，被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不许再做官。
其实赵王伦禁锢王衍，原因可能倒是王衍本来就不想做他的官。王衍为了证明自己不适合做官，还假装狂疾发作，砍伤了自家的一个婢女。
禁锢终身自然是说说，赵王伦很快垮台，掌权的王爷走马灯似的更换，换谁都很乐意请王衍到自己身边来做官。司马家的王爷有一大堆，任是谁大权独揽，都显得有点合法性不足，所以很需要名士的支持。王衍这样“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的顶级名士愿意支持谁，是给王爷面子。
王衍最终选定的合作者，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的爷爷，是司马懿的弟弟，算起来是血统距离当今皇帝相当远的一位王爷。不过，血缘比他近、资格比他硬、权势比他大的王爷们，在之前的争夺中一个接一个死了，情势就对他越来越有利。终于，晋惠帝暴毙，晋怀帝即位，而朝廷的政局，完全控制在了司马越的手里。
东海国和琅邪国是紧挨着的，东海王妃出身于裴家，而裴家和王家自然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衍辅佐东海王越，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
王衍并没有从头收拾旧河山的雄心壮志。他向东海王越推荐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同族弟弟王敦做青州刺史。在他看来，自己留在中枢，两个弟弟分别掌控着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负海之险的青州，也算是狡兔三窟，对琅邪王氏的前途，总是大有裨益。
所以后人读这段历史，便忍不住要感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但当时的局势，实在比王衍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概括的：
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
这时国家的经济完全崩溃，整个北方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朝廷失去税收来源，华夏最精锐的部队，也在残酷的内战中，自相残杀几乎死光了。
而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纵横来去，皇帝所在的洛阳城岌岌可危。
靠权谋诡计和明哲保身赢得的中枢权力，在太平盛世可以威风无限号令天下，现在却好像狂风暴雨中的一缕游丝，抓在手里，又有什么用呢？
危局中，王衍被授予最大限度的军事指挥权，而且竟莫名其妙取得了一次胜利，因此升任太尉。尽管很少掌握实权，但太尉始终是理论上的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天下武官之首，手握天下兵马大权。这是王衍生平拥有的最高级的头衔，所以《世说新语》里也总是称他为王太尉。
但一场胜利改变不了什么，司马越最终决定把皇帝抛弃在洛阳，自己率领几十个王爷，半数朝臣和最后的几乎全部部队，去东方讨伐叛军。这个公开的理由不确定有几分属实，也许只是洛阳一带已经找不到吃的，这大批人想到东方就食。甚至于，也可能是东海王和他的核心班底内心已经绝望，既然家乡在东方，就算死也要回到家乡。
王衍也在这支队伍之中。
结果东进的途中，司马越病故，于是王衍被推举为全军主帅。毕竟他是这支队伍里威望最高的人，再说，谁让你是太尉呢？
王衍的第一反应自然还是推辞：“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他说自己从小就不想做官，只是因命运的安排才到了这一步而已。现在局势这么危急，怎么可以让一个并无军政才能的人处在这个位置上呢？
其实他的后半句话，倒是实话。但这支队伍里有许多名士，都一向是以王衍为偶像的，同样热衷玄谈，同样擅长逃避，同样毫无军事才能。
所以，一辈子面对各种重担飘然闪过的王衍，这次终于闪不开了。
于是这支十多万人的队伍，在王衍的带领下继续前行，并终于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
石勒是羯族的首领，奴隶出身，他是一名天生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家，以及凶残的屠夫。
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这个恐怖的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十万人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
石勒故意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不知道那一刻，王衍手里是不是仍握着他的白玉柄麈尾，是不是仍在努力保持着“神情明秀，风姿详雅”的仪态。
毕竟，他还指望这样的仪态能够救命。
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晋书》在正史中是以不惮使用小说笔法著称的，它精心布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晋书》称，其实这不是石勒和王衍第一次相遇。很多年前，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啸”本是名士的标志，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总之这啸声却引起了路过的王衍的注意。王衍说：“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
现在两人再次碰面的时候，彼此的人生，都已经全然不同。
石勒显得很愿意和王衍谈谈，竟“与语移日”，就是聊了好几个钟头。
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王衍照例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自然一切与自己无关。为了活命，他还拍石勒的马屁，劝他称帝。
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但王衍的风度倒也不是没有打动石勒，石勒觉得动刀子杀他这样的名士不合适，便选择了把王衍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
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岁。
应该说，石、王二人早年的偶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他们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王衍亲口忏悔。
回到开头引的那一则“轻诋”。这些唐代史官的态度，和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桓温，显然一脉相承。
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清谈误国。”
袁虎不同意这个说法，也是自然的。他也是名士，东晋时王衍仍然是许多名士的偶像，这么一口大锅扣下来，当然谁也不乐意。
今天回头看，西晋覆灭那场天塌地陷的大灾难，究竟该由谁来负责？历史学家还在不断提出新说法，但王衍这些占有巨量社会资源，把持重要政治权力，却拒不负责的名士，肯定不会是雪崩时无辜的雪花。
翻一下王衍的履历，做过中领军、尚书令、司空、司徒、太尉……这才有所谓“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这样的人，才说得上“清谈误国”。
这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道理：第一，若论及“清谈误国”，应该去找相当于王衍这个位面的人；第二，一般人爱聊个闲天的，听到人骂“清谈误国”，千万不要幻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和您没有关系，就算确实有人指着鼻子这么骂你，也只需要回一句“不敢当，不敢当”，就可以了。
【注释】
[1] 宣帝即司马懿，这是《晋书》第一篇，有开宗明义的性质。而且唐太宗为了表示对《晋书》的重视，亲自为这一篇写了评语。
[2] 千里湖，位置约为今江苏溧阳市东南十五里处，现已不存在。
[3] 盐豉，大豆烧熟发酵后加盐做的调味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