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正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后，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加紧资本向全球输出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状况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反而延续和加剧了19世纪中叶以来列强环伺、中央空虚、地方割据的局面。此前十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试图克服危局走向现代国家的第一个尝试，但随后的军阀混战、外交失败、社会动荡，使国运衰颓、民生凋敝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酝酿着新的社会变革，探寻新的救亡之道。面对日趋深重的主权危机、权威危机和文化危机，自下而上的寻求总体解决的激进革命便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选择。由于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产业工人占人口总数不足1%，即使加上城乡各种非产业工人，其总数也只有全国人口的10%左右，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与西欧及俄国的工人革命的重大区别。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国共两党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阶段（1924—1927年）、共产党在南方数省创建反国民党政府的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战争阶段（1927—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全民族抗日战争阶段（1937…1945年）和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命运展开全面决战的解放战争阶段（1945—1949年）。其间，中国共产党经受过1927年和1934年两次最为严重的失败考验。第一次失败主要源于它尚处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依赖国民党，未能真正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严酷的环境下独立掌控武装力量对于推进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第二次失败则主要和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仍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拼消耗的军事战略有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战略与政策。这些理论、战略和政策主要包括：
（1）“中国革命两重任务论”。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包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才能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2）“枪杆子出政权”的武装革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压迫农民的封建地主阶级，这两个“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故“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3）“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中国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幅员广大，统治集团因内部矛盾尖锐等因素，导致统治阶级在农村地区的统治是薄弱的，“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4）“创造模范党军”的新型军队。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是武装革命，党的组织必须建在军队基层单位（“支部建在连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与对暴力资源的垄断，又由于“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和改造军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5）推行“三大作风”的党建方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农村，绝大多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凝聚党力、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党必须注意增加党的工人成分，同时特别注意在思想上对党员进行教育，为此提岀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这套原则在长期的思想、组织和政治路线斗争与教育中，被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并成为指导党的建设的指针。
（6）形成团结一切积极力量的统一战线。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为策略，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目标，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率领同盟者前进并取得胜利，同时也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的奋斗，以1949年的开国建政为标志而告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一个使命型政党通过党内思想、组织建设高度一体化，党外成功争取最大民意支持，正确顺应和利用国际局势，积极实践新民主主义理论、战略与政策的结果。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政党。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以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为标志，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止，在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然而，在此期间，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路线方针上，中共高层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对国内社会矛盾性质与形势的判断以及党内多年形成的理论思维和政策思想有关。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不久，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接受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反右运动期间和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观点，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议。激进“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渐形成主流。在经济建设上，党内关于经济工作的理性稳健的意见被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受到批判，结果使得以追求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在生产关系变革上，以追求组织规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一大二公”）为目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排斥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给农村生产力带来严重破坏；在政治上，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偏差而召开的庐山会议，不期然变成了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的严厉整肃，从此阶级斗争的话语和手段从社会延伸至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在党内日益加剧，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名存实亡。1966-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趋势发展的极端形式。虽然十年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仍然取得进展，但社会进步的过程相当艰难曲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拨回经济建设轨道，不仅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的总任务，而且开始了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进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方针、政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除党的十二大，后面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并写入报告标题。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目前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中国发展道路的现实逻辑和中国经验的时代意义的总结，其核心是阐明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岀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事业，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内涵，朝着“两个百年”目标，即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全国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建国一百年时建成中等发达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