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山口守

山口守：

您好！信收到。

从您讲课的角度看，这个计划当然挺有趣。但是我最不会讲课（别说讲课了，连在大学里听课我也没有过），又最害怕作报告。今年五月，应王安忆之邀，我去复旦大学和中文系的学生们做了一次交谈。这完全是王安忆为了成全我去一趟上海而苦心安排的。事先我反复强调：是交谈，不是讲课，更不是报告。实际上我只讲了五分钟，算是开场白或自我介绍，然后就是由学生们提问，王安忆和马原帮我一块回答。我想，北大的事，如果也能取此种方式——即严格意义上的交谈，也许我还能应付，否则我怕要晕场的。

其实我对文学很少研究，写的东西也没规没矩的。我总认为我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只能算个写作者。我的写作——在上海的那次交谈中我也是这样说——只有一个动因，即：对我来说生命就像一场冤案，生活总是存在疑难。因而不得不多想一想，把想的变成字，就成了写作。我很少研究写作技巧、文学流派或种种主义，不能对研究文学的人和也想写作的人有什么帮助——倘若大学生们有兴趣跟这样一个人聊聊，不拘范围，不存奢望，尤其不要把场面弄得太严肃、太隆重、太张扬，那样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试试。还有，您说“我们两个尽量少讲，请你们两位多讲”，不知残雪意下如何，我的意思是相反，或者平均。三五个人时，我还会说些话，人一多就不知说什么。

我还在按部就班地“透析”，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时间倒是有，唯精力不济，因而工作效率极低，那个长篇还在二十万字左右徘徊。

我一直以为东京也是北方，整个日本都是北方，怎么也有梅雨季节？真是孤陋寡闻。十月北京再见吧。

祝一切顺利！陈希米也问您好！

史铁生

200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