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第十章 世界 [63]的地平线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和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西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它所崇拜的神癨。但是，引进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癨一道比肩而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成为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成分，其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前辈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区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 [64]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明”。米诺斯文明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除了从地域上与之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明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像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分）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墨西拿海峡的另端。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在那里经营更繁多品种的产品。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 [65]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像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到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却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1 000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处于一个非主流的社会中。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独立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蒙在鼓里，不清楚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或许最终得以为一个主流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这一文明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重要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像法老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突然间地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人手迹的印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河文明题刻文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 [66]，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 [67]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视觉艺术同更为传统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印象。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流域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理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省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省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物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 [68]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草原的两边，而大草原也像海洋一样，是可传导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草原南岸，然后穿过大草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草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时代，大草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诸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草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草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草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 [69]印欧语早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 [70]。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 [71]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下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像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草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入侵者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草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海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草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从南部即今天的土库曼地区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即使不是卢维人，也是印欧赫梯人曾从欧亚大草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过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确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突厥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突厥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大草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的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出现了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大草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炫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像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
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像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带来了希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