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
（公元前745—前605年）
与同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的异军突起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一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和政治统治“权力机构”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一种变相的流放形式），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土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他去世于一场持续的叛乱期间，这场叛乱从公元前827年延续到前822年。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太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 [138]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系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他们视力所及的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草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对手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提革拉—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首次战役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邦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亚述人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要维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其付出努力是艰巨的。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未遇抵抗而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永久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王国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并占领加沙，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两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和三个大陆邦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太。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太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双重王冠。公元前661年，他们放弃了奋斗。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地方王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 [139]。从公元前661/前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前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25年之后，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而它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治国者的才干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像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像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非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期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贝勒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得到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贝勒 [140]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使他们屈服。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船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比特—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前面已提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邦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述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促使它们走这一步。公元前615年，纳博波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此时亚述人则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沿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倾覆后真正受惠于其遗产的不是诸后继国，而是采用腓尼基字母系统的阿拉米体以及用这种字母系统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半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塞巴人（大也门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草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原因之一。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草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化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化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据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得知于同时代人，它来自犹太、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沿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遭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这或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国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中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受到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中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生畏。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
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 [141]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 [142]徒和俄尔甫斯教 [143]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