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
（395—628年）
388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统一罗马帝国。3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同样再度瓜分了罗马帝国。260年，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打败并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经常分裂（其中有些分裂是自愿进行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但每次分裂之后，帝国最终还是重新获得统一。395年，人们毫无理由期望这一年的自动分裂将长久维持下去，然而，这一次帝国东西部的命运则是截然不同的。
406年以后，为逃避匈奴人，讲日耳曼语和伊朗语的民族向西进军，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并逐渐占据上风。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455年，罗马又遭汪达尔人的洗劫。在476年前的很长时间里，西罗马帝国政府就已经十分虚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拉韦纳（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避难首都）被他的军事首领鲁吉人奥多亚塞废黜。罢黜西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形式上重新获得统一。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474—491年在位）成为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尽管沿多瑙河下游的边疆所受北方的压力，要比帝国在黑海和北海之间的其他欧洲大陆边疆大得多。此外，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近邻，并不是好战的蛮族集团，而是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发展水平的波斯帝国。
显然，395年后罗马帝国两大部分命运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它们各自边疆所受压力程度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它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悬殊，以及君士坦丁堡政府相对成功地采用适宜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危局，这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君士坦丁堡政府很快认识到，不仅无法挽救西罗马帝国，同时，牺牲掉它也是必要的。东罗马帝国为挽救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大规模干预行动，是468年出动海军远征，攻击西北非的汪达尔占领军，但遭到惨败。君士坦丁堡政府认可了西罗马帝国政府476年最终灭亡的既成事实。488年，通过对东哥特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消灭奥多亚塞行为的默许，使这伙一直掠夺骚扰东罗马帝国西北部省份的武装匪徒祸水它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自封为君士坦丁堡政府统治此地的副总督。这种安排对双方都很适宜。508年，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法兰克军事首领克洛维授勋，表彰他打败西哥特人的功绩，尽管克洛维征战中立的第一功，是清除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力量。直到518年，东罗马政府才将保有叙利亚和埃及置于比获得意大利更优先的地位的权力。它的外交政策从其宗教政策中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提及。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后继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也是爱国的。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军事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公元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修造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代替了君士坦丁一世最早建造的土城墙。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造的长城更为宏伟，它从海岸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腹地包围其中。阿纳斯塔修斯使得与波斯帝国的疆界安全稳固。他在德拉修筑了比尼西比斯要塞更坚固的城堡（363年，约维安曾经被迫把尼西比斯割让给波斯帝国）。阿纳斯塔修斯还在塞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修筑城堡，以保卫前身为亚美尼亚王国的罗马领土。
5世纪，西罗马帝国极其虚弱，甚至连精明强干的皇帝（例如马约里安，457—461年在位），都没有办法阻止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而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却十分强大，它得到了充分显示其能力、活力和治国方略的机会。从414—518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幸运还在于它有杰出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及其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阿卡狄乌斯（395—408年），与他哥哥和西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395—423年在位）相比，显得格外出色。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却不太出色，他在位时间长达42年（408—450年）。然而，他却不理朝政，因而由他姐姐普尔喀丽娅于414年开始执政，并直到她453年去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在幕后操纵朝政大权。普尔喀丽娅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和芝诺比阿同样性格坚强，但她的治国才能却超过后两人。普尔喀丽娅的丈夫马西安，以及马西安的继承人利奥和芝诺，都是出色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更为杰出。从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的胜利，到1453年君士坦丁十一世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罗马努斯门，罗马朝廷中杰出的皇帝辈出，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可以与其中最为出色者相提并论。
在后人眼中，查士丁尼一世比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稍高一筹。查士丁尼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他是行伍出身的查士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一世原为弗拉克的农民，应征为士兵后地位不断升迁。甚至在查士丁518年引退之前，查士丁尼也许就已开始参与查士丁的政事。查士丁尼本人在位年代从527至565年，所以，他实际上执掌了47年的大权。因此，518年东罗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转变，决策者也许就是查士丁尼，而非查士丁。查士丁尼为自己是讲拉丁语的少数人之一而自豪，因为东罗马的通行语言是希腊语。他渴望重新统一原东西帝国的全部版图，或许只是高卢除外。
533—534年，西北非被征服，查士丁尼一世的杰出将领色雷斯人贝利萨留，消灭了汪达尔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国家。非洲战役一举成功，但后来为使这块重新征服的领土平定下来，却十分艰难并旷日持久。为了根除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治，战争持续了26年（535—561年）。这场罗马与东哥特人间的战争，使意大利变成一片荒凉废墟，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使之充盈的国库，并且，由于赋税繁重，一直繁荣富裕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省，迅速陷于贫困萧条之中。同东哥特人进行战争的教训，并未吓住查士丁尼一世，他又于550年对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领地发起进攻，直到554年占领了那里的一个滩头堡后才停止进攻。
查士丁尼的征服战争，使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四周以及从顿河、奥龙特斯河和尼罗河入海口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取得了海上优势，但同时又给东罗马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仅仅是468年的一次海上战役，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利影响。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后果，反过来证明其君士坦丁堡前任的谨慎是十分英明的。在他之前的皇帝们，除向西方发动过一次军事冒险之外，都扼制住自己干军事冒险的傻事。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是短暂的。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七年之后，伦巴第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持久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非亚（神圣智慧）大教堂。
希腊世界最初的标准建筑式样，是带一个三角山墙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正厅外面饰有圆柱（柱子或者只建在房前，或者建在四边）的房屋，被用作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男女神癨的殿堂庙宇。随着圆柱从房外移入屋内，在后亚历山大时代这种房屋变为教堂。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神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和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非亚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完全可与雅典的帕台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 [254]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完美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非亚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生动的物体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是为了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非亚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与东罗马帝国并立的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像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还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东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左右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的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嚈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第五纵队（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珊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那里，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财产共享，并包括共妻（人们对此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点）。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士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士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嚈哒人那里，并于498年或499年，依靠嚈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共产主义继续被实施。但是，528年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士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约40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四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像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陷入与东罗马帝国的一场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王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娄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610年登基）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像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像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莱里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奥登纳图斯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败俱伤的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