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395—634年）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遭受来自欧亚大草原匈族人冲击的国家中，西罗马帝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受匈族人西侵的影响，过着游牧生活的撒马利亚民族和过定居生活的东日耳曼民族被迫向西迁徙。以此方向为突破口，大约在406年左右，匈族人侵入西罗马帝国边疆。到了476年，甚至连当时在西部仅仅徒有虚名的帝国政体，此时也已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不在于蛮族入侵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归咎于帝国内部的衰弱。这种衰弱同时体现在社会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西罗马帝国的弊端和导致中国汉朝灭亡的弊端同出一辙。在与大土地所有者和军事首领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帝国政府失败了。地主们把农民的“剩余”产品从政府的金库中转到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而军事首领则轻而易举地集结军事力量，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
在西部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因为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耳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在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各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在米兰，奥古斯丁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洛斯通过拒绝向狄奥多西一世行圣餐礼而向其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毁过一个犹太教堂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 [255]与贝拉基派 [256]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运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 [257]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的三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蚕食的过程。就像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不列颠，哈德良人工防御土墙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操日耳曼语的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遭受蛮族占领和罗马人反击损失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而且是帝国西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535—561年间的罗马—哥特战争已经标志了东罗马帝国的瓦解。在这场战争中，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被消灭了，但遭受损失最大的却是当地的意大利人。5世纪，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尽管耸人听闻，但只是偶然的和短暂的。476年，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解体是平静的，而东哥特人的入侵就如同日耳曼民族大迁移那样，战争是在两支蛮族之间进行的。直到535年意大利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经济上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完整。535—561年间的战争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意大利人最终在东罗马统治下，重新统一了国家，然而仅仅七年之后，568年伦巴第人便闯入了意大利。从568年起，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了，这是自公元前264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次政治分裂。公元前264年，古代罗马人完全征服并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伦巴第人比东哥特人更为野蛮，已经饱受535—561年战争蹂躏的意大利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灾难，在对意大利缓慢的征服过程中，伦巴第人在那些仍然为东罗马军队坚守的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耳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 [258]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耳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里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宗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耳曼人的极为不利的条件。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耳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地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时，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第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比较勉强，其改宗的进度也较缓慢。
到了586年，西哥特人被局限于西班牙已长达80年之久。507年，克洛维在武耶击败了他们，并把他们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驱赶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部，仅据有比利牛斯山脉东端和罗讷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样，克洛维到了他死的那一年，即511年，已经统一了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普罗旺斯此前已经被东哥特人从西哥特人手中夺走。克洛维在法兰克人聚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他的王国。531—534年，克洛维的继承者吞并了图林根和勃艮第。522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巴伐利亚。墨洛温人正在建立以北高卢为中心的一个新帝国，来填补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政治空白。如果6世纪末叶，克洛维的后代没有把墨洛温王朝的疆土作为私有财产，在相继的几代里加以不断瓜分的话，那么法兰克帝国也许可以取代西罗马帝国。这些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劫掠了高卢，并使分裂的法兰克领主们丧失了战斗力。
在6—7世纪交替之际，东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在西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控制权。它还控制着地中海的所有岛屿，不仅包括西西里岛，而且还包括西北非。西北非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因为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海把它与非洲其他地区隔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还控制着意大利东北部的滩头基地，这个滩头基地以拉韦纳为基础连同威尼斯泻湖中的岛屿。就围绕罗马城的东罗马领土的飞地而言，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它留给了教皇，让教皇尽力防御，保护这块远离东罗马领土的地区。在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时，幸存的罗马统辖之地 [259]并不比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疆域 [260]的规模更大。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修道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修道规章。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阵痛之中。然而，本尼狄克的修道规章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第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第人兵临罗马城下时，格列高利还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位于肯特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修道规章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巴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巴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此地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的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
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