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与罗马诸帝国
（公元前31—公元22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因此，在旧大陆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般的法则。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却明显存在着局部违背这个一般法则的现象。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统一，也将印度的这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同大夏统一起来。它使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来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乱状况，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纪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纪，从前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所在地，都在巽伽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巽伽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过去的首都华氏城，此时成了巽伽王朝的首都。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中，有一个希腊国王曾一度占领华氏城，但贵霜帝国却从没有向东南方扩张到那么远。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现在处于另一个后起的王朝统治之下。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其拥有的力量堪与巽伽王朝相比。但次大陆的南端，一如过去一样，许多小国政治上仍是分裂的。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建立了国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盘。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的各邦国，是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地。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贵霜帝国的疆土之外。
未包括在任何一个帝国之中的另一块旧大陆文明中心地区，就是尼罗河上游。前面已经提到，法老时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图，在中王国时期已经推进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国时期到达了纳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崩溃以后，纳帕塔成为后继国家之一库什的首都。库什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度过灭亡的危机幸存下来，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把埃及本身置于库什王国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时间，库什王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越过纳帕塔，到达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汇处的右岸，即麦罗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库什王国的首都也从纳帕塔移到麦罗埃。
比起纳帕塔，麦罗埃具有三个优点。麦罗埃地区尚有降雨，而在纳帕塔则完全依赖水利灌溉；麦罗埃有丰富的铁矿石储藏量，为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此外，首都设在麦罗埃的国家，既占有交通之便，又具有农居之利（此地于公元1973年被干旱所毁）。这一地带向西延伸，处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热带雨林之间，从白尼罗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虽然库什王国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独立，没有被第一波斯帝国、托勒密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公元3世纪，库什王国似乎是毁灭于非洲蛮族努比亚人之手。
与此同时，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高原北端，就被来自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的移民占领。也门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处于前述四个帝国的版图之外。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互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相距甚远的两大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三个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罗马帝国与贵霜帝国之间保持商业和文化交往，而并未彼此征战。中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格局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访问罗马以获得承认，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之后，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就得以确定下来，此后这一边界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年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野心勃勃的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绿洲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幼发拉底河以外，唯一能使由罗马人直接进行持久统治的，是公元194—199年间，罗马帝国对西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吞并。
四大帝国由三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行旅之人沿着这些通道来来往往，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还是教士，很少有人走完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地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草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剌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两条路的交叉点，它既是从安息到地中海的通道，也是沿波斯湾阿拉伯海岸诸港出发的通道，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海路风险最大，但又获利最多。途经瓦迪图米拉特，连接红海港口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运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的，或者也许仅仅是由他修整的。这条运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水上直达通道。托勒密帝国具有强大的海陆军力量时，始终控制着红海，并据守着现为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滩头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获非洲象，以用这种象同对手塞琉西帝国的印度象进行搏斗。但在这一时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贸易让给塞巴也门水手。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政府开辟了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线，使自己回避了塞巴人。不知何时，一位在南部海域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风的季节和方向（“希帕罗斯”这个单词也许不是一位希腊历史上的水手的名字，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长们所能驾驭的季风的形象化绰号）。
埃及希腊人对季风规律的发现，使他们从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时间大为缩短，也使他们能够直接驶过曼德海峡和印度南端之间的公海，甚至能绕过锡兰，在印度东部海岸的阿里卡马杜尔建立一个货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马杜尔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从这里进入内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就是说，在将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贵霜的强权之下，一度使印度西北部内地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变得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纪，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学会了径直穿过阿拉伯海的技艺。印度水手可以从印度东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驶过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有些印度船员把船开到克拉地峡，把货物运上岸，然后在暹罗湾和中国海岸将陆路送来的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进行不间断的环形航行，从孟加拉湾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海。如同希腊人渡过阿拉伯海以及更广阔的海域一样，印度人穿越孟加拉湾和更远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战争无关的活动。他们的船不是战舰，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三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与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通用希腊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三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度（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三种变体形式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肥沃新月地带”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肥沃新月地带”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在与母语是希腊语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时，所用的却是希腊语。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那不勒斯人外）以及外亚平宁的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贸易和语言本身具有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这一章内容里，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的视觉艺术以及印度的视觉艺术和社会机构，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视觉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稰叉始罗。稰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路途中的犍陀罗。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而来，以及从亚历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而来。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何以如此强劲，这两股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现，直到今天，仍是未解之谜。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视觉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多数地区。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建设性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但是，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却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与此相比，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在结构上，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极为相似，而东汉与罗马帝国则不甚相似。但在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却都存在政治上权力高度分散问题。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总督或小国君的手中。他们对帝国政府的宗主权，有时只是表面承认，实质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国政府及其附属国的权力，实际上都受到了贵族权力的限制。贵族直接控制农民，也就是说，直接掌握一切租税来源。
从理论上讲，东汉政权是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式的，而实际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为文官的职责与他们作为财产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而他们则把自己的职责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国社会不致崩溃，就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可是过去西汉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实施必要改革的人，却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强烈私利，只会使这种改革依然化为泡影。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公元36年镇压农民起义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更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文官考试也不像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农交给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须纳的税，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北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当时成为紧靠长城的地区。华北注册纳税者数量的下降，导致了人头税、劳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公元9—36年），并非注册纳税者数量减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农民大量潜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园里寻求庇护。作为地主的依附者，他们的经济负担要比作为帝国政府的自耕农轻一些。另一些自由农迁到南方。帝国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去开垦。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官僚地主的权力首次受到宫廷中的宦官的挑战。184年后，道教领导发起的几次农民起义，也打击了官僚地主的势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农民，而是军阀。军阀同样多为大地主。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所出现的问题，与汉尼拔战争以后罗马共和国所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由农民提供的兵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从贫民中招募的职业军队；职业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军队，因为士兵依赖将军付给他们报酬为生。公元220—222年，东汉王朝终于公开分为三个王国，三位事实上早已瓜分帝国的将军成为三个国王。
从原则上讲，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与同一时期的安息和贵霜帝国有共同之处，却与东汉帝国的共同之处不多。从理论上看，东汉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尽管理论上的政体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醉心于权力分散方面，罗马帝国与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类似。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否则，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奥古斯都在罗马传统允许的范围内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罗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公元前31年以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沿袭地中海东部地区先由塞琉西统治、后来（公元前67—前62年）由庞培掌管的先例，试图把罗马帝国作为自治城邦的联合体组织起来。帝国政府试图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它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这种状态到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到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到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的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太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聚居到了前以色列王国的大片地区（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在这一时期，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是扩散到巴比伦尼亚，然后是扩散到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社团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奥古斯都沿着职业志愿军能够防守的地带，将罗马帝国的边疆固定化了。奥古斯都削减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由他本人及其消灭的对手所征募的），减少到防守新的边疆所需求的最少数量。这支军队的数量少到帝国不断减少的人口有可能维持其军力的程度，也少到使其能够被纳税者所养得起的程度。他没有预备队，也没有纵深防御。假使必须集中一支机动兵力来镇压帝国某个地方臣民的起义，或者进行内战，那就只有调遣当时据守帝国某段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边界的边防军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三次起义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两次内战，都需要罗马集中大量的机动兵力来对付。
在南方，罗马帝国发现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缘，有着“天然的边疆”。两大沙漠之间，沿尼罗河而下，直通努比亚下游有条狭窄的通道，并不难据守。在欧洲大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恺撒，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扩张到莱茵河；奥古斯都又把边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封锁了莱茵、多瑙两河上游之间的缺口，在莱茵河上游的柯布伦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间，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墙。将不列颠岛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国之后，又构筑了类似的从东岸到西岸的人工土墙。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从泰恩到索尔韦一带的人工土墙；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东尼·庇护皇帝修筑了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河间的人工土墙。同中国长城的长度和体积相比，罗马人的这些人工土墙既短又不牢固。罗马人的土墙，对不列颠的大海和欧洲大陆两条大河提供的天然壁垒来说，只是补充而已。可是，河流壁垒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虽然在可以航行的季节里，罗马帝国的小舰队游弋于两条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两条河结出厚厚的冰层时更是如此。况且，莱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线，是黑海和北海之间最长的界线。
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把边界从莱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来缩短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河流边界。但是，由于帝国的人力在前两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中大为减少，因而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如能顺利完成，必将导致必不可少的兵员的锐减。公元6—9年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对莱茵河与易北河间三个罗马军团的歼灭，使奥古斯都的这项计划无法实施。发生上述事件后无法继续进行易北河边界计划，表明此时罗马帝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一点恰与汉尼拔战争之前和战争中人力资源的丰富形成强烈对照）。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还在继续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征服和兼并，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与汉武帝一样具有扩张野心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却无法将帝国的东部边界向前扩展，即使已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边，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未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了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这种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不顾穷人的需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前面已经提到，汉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公共职责。在东汉政权统治时期，这个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这种道德沦落而垮台的西汉时期，更加露骨和无耻。尽管如此，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
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埃特鲁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的增长及其临时在位者的任职期限，根本不能适应罗马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行政管理要求。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承包军需品和征集赋税。这些团体拥有管理当时希腊世界所有的行政专长。他们雇佣了有教养的奴隶和自由民来完成这些管理任务。
奥古斯都从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那里受到启发，竭力使这些私人团体无法靠损害罗马政府、罗马公民及附属国的利益，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但他照样沿用这些组织。他大规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恺撒户”，作为他个人的行政管理基础。对于那些靠公共承包得利的前罗马贵族“当权者”及其门客，奥古斯都给予了补偿，即从他们中间招聘两个级别最高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职位。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最后，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不得不承担一项奥古斯都原来没有为它设想的任务。对于构成帝国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一直没有打算直接实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对它进行监督。因此，开始时帝国机构的人员数量一直很少。奥古斯都和平的缔造者没有预见到，帝国各个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向邻国发动战争的历史特有的主权被剥夺之际，就会丧失对由他们的社团组成的地方政府的兴趣。公元2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个虚假的表面的黄金时代），地方政府开始陷入混乱，帝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进行干预。
公元1—2世纪期间占据了旧大陆文明中心大片地区的各个帝国，在公元3世纪又遭到一场灾难的突然侵袭。
罗马帝国经受住并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本身，是在此之前那个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的出人意外的结局。在罗马帝国这个令人绝望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并于监禁期间死去。就像公元220—222年的中华帝国一样，帝国本身分裂成为三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罗马的财政达到崩溃的极限，以致一度以货代款，贸易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因为，这里公元前7世纪就发明了造币，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使用金银作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个小国国王在法尔斯突然篡夺了帝国皇权，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类似政变的重演。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皇帝阿斯提亚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附庸居鲁士取而代之。而在公元224年，波斯附庸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国新主人们，把下了台的前任们称之为“鸡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对他们的轻蔑。然而，实际上安息帝国松散的结构被第二（萨珊）波斯帝国接了过去，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与阿萨息斯在安息帝国最后阶段衰朽不堪的行为相比，萨珊对其邻国的行为更加富有进攻性。但是，在运用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的权威方面，萨珊也不比阿萨息斯强多少。
萨珊对罗马帝国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引起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罗马政府迫使萨珊皇帝纳尔萨，把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过去侵占的全部罗马领土退还回来，并达成关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五个亚美尼亚省份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协议。萨珊成功的侵略，结果又走向了反面。阿尔塔薛西斯从阿萨息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那里夺取了帝国，他又通过征服贵霜帝国而扩大了新建立的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也许只不过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于贵霜帝国之上，却没有完全消灭它。因为，位于喀布尔河谷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幸存下来，或者重新出现。贵霜帝国这个残余部分，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袭，直到11世纪才最后灭亡。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三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外，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两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