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

（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所沉迷。由于这种沉迷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投入，因而显得特别累赘。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观念——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不可能持久地和平共处，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政治合作的间歇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然而，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士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独自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8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陆上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帝国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只是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 [181]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弱点就在于其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对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在公元前490年，梭伦曾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除斯巴达外，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公元前336年，当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的时候，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二世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

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 [182]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像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