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

（628—726年）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缩小了；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基督教各教派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帕拉瓦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宗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泻湖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前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操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赶走了大批的东罗马公民，但他们对帝国本身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墙挡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农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他们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小的“斯拉夫尼亚” [272]，并且处在东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只要东罗马帝国还有多余和必要的军事力量，它随时可以征服他们。这一形势在680—681年发生了不利于东罗马帝国的变化，当时一支操突厥语的保加利亚人（前匈奴人）被臣服于操突厥语的草原帝国的哈扎尔人向西驱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带。保加利亚人是欧亚平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擅长于驯养动物，又是治理人类的专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夫尼亚”之后，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国家，并成为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保加利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开始了保加利亚国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对内陆“斯拉夫尼亚”政治控制权的竞争，这些“斯拉夫尼亚”正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被具有实力的任何一个强国占领。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两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化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里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三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可挑剔。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操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操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技师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领土受到削减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分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波斯之间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安置水车。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四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

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一些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他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