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
（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三个操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926—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三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农民的经济困难为投资者提供了机遇。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责任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要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却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各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五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像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三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两次，而且这两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用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用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三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同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征服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固有的价值。也许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邦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当时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自约867年后，东正教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头，但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这种字母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 [296]（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有名无实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而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