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七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成为它的避难之城。七个外围大国中的四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宗主国统辖领土之外，公元前11世纪，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占据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而公元前506年的秦就像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七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七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如果可能的话，诸侯国君必须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换。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土地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的习惯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腹地，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初创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兼并。
齐国不仅击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君是胜利者。另一方面，晋国的国君的权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实际上把晋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晋国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像公元前489—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是韩、赵、魏三国的弱点。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八个互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以被证明有个人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三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夺霸权。像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得胜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三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发财发迹，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马其顿的希腊继承国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国互相征伐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中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特意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都有歧视商人的倾向，商人是同一时代中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是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机遇的。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各国间的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华夏地区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作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像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大草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像三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的边缘地区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兼并的吴国。同年（公元前333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8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拥有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面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她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华夏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毁灭性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其中的第一次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第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已经汉化的长江流域。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