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
（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并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由置身于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当地人起义并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一个苏美尔人——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权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人—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蛮族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具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没，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努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30至38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像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即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 [72]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 [73]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这回巴比伦也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 [74]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0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阿莫里特人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乐意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城邦卡内什城外一个亚述人居住区的记载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生机勃勃。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革命，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国。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控水权，就像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像苏美尔一样，混乱的状态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紧迫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 [75]（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重新统一埃及的人，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和平与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维护和保持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 [76]（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像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雕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雕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25年就垮台了。无论如何，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正蓬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铭文的印章。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章，但印度河印章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语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支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 [77]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来到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 [78]（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在巴比伦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可以这样推测，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尼亚、喜克索人 [79]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不能冠之于像遥远的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达到的那种文明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