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与她对佛教的容纳

（220—589年）

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识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

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用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不顾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220—222年分裂为三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三个征战的地方国之一吞并了其他两个国家。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像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草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形势相似。就像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政权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失去信誉，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入知足无为的私人生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像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己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者，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带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自然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各自的独具特色的思想都是同语言和文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受其他语言影响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属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喀什和他的家乡库车学习过大乘佛教，又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八年里，他在许多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我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超脱尘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或两种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未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教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像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能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五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统治家族进行的这种自我强制性汉化，以及北魏王朝试图征服中国南部的一系列尝试的最终失败，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此前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得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水稻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到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罗马人最后要保卫这一地区免遭蛮族入侵者则更为困难。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五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越南北部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水稻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明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四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三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然而，三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采纳了朝鲜形态的大乘佛教的中国版。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