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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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4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如果要为联合内阁说句最好的话，看来可以这样说：联合内阁表现了过渡时期的政权的软弱无能，在这个时期中，有存在可能的不是真正的政府，而仅仅是表面的政府；旧的政党正在退出舞台，而新的政党还没有结合起来。
“群贤政府”在它最初三个月的活动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举行了二读，关于加拿大教会预备基金的法案举行了三读。后一法案将使加拿大立法机关能够掌握一部分出卖土地的收入。而这种收入原先是英国国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独占的。这个法案在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时候，一共有三个条款。第三条要求废除这样一条法律：在出卖加拿大土地的进款不到9285英镑的年代中所产生的赤字，应当用国家统一基金来弥补。这一法案在二读时已经通过。但是在3月18日议会作为全院委员会[65]开会讨论这一法案的时候，约翰勋爵却突然要求撤销他提出的第三条。因而，如果加拿大立法机关收回教会预备基金的话，那末，英国人民就不得不每年从自己的口袋里付出将近10000英镑来维持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教派。反对给宗教界任何补助的激进派大臣威·摩耳斯沃思爵士，看来已经成为约翰勋爵的这样一种理论的信徒，即“不列颠的殖民地只有靠宗主国英国人民出钱才能摆脱国教会这种负担”。
在内阁活动的头三个月中，激进派提出了三个决议案。柯立尔先生建议取消教会法庭，威廉斯先生建议使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也适用于不动产，而休谟先生则建议废除一切“纯粹保护性”关税。不言而喻，内阁对这些“激进的”改革表示了反对。不过，联合内阁反对改革的方式是另一种，与托利党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托利党人是断然宣称他们坚决反对“对民主的侵犯”。联合内阁实际上也是这样，只不过借口必须为改革作更周密的准备而已。它是靠改革为生的，就像过去历届内阁靠营私舞弊为生一样。它装出非常热心于改革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想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来拖延改革：一会儿说，“最好等调查出结果以后再说”；一会儿说，“刚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得到它的结论以前什么也不能做”；一会儿说，“政府恰巧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希望自己的紧张的脑力工作不被打断；一会儿又说，“问题值得议会注意，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讨论”，“适当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要很久，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局部性的措施应当暂缓执行，以便改组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制度应当保存下来，以便实行局部性措施。在东方问题上所宣布的“节制政策”，同样也是内阁的对内政策。
当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宣读了联合内阁的纲领并且这个纲领引起了普遍慌乱的时候，罗素的拥护者曾大叫大喊道：“我们应当有一种能够激发热情的东西。国民教育问题就应该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的罗素正在制定一个惊人的组织国民教育的计划。你们等着看吧。”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计划。4月4日罗素大体上说明了他所拟定的教育改革计划。这个改革的基本要点是：授权市议会征收地方税来维持现有的必须讲授英国国教教义的学校。谈到各大学——国家教会的宠儿，任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约翰勋爵希望，“各大学自行改革”。把兴办学校的慈善基金用来营私舞弊，这是尽人皆知的。从以下材料可以了解到这些基金的数量：
“每年得到补充的慈善基金，从2000英镑到3000英镑的有24笔，从3000英镑到4000英镑的有10笔，从4000英镑到5000英镑的有4笔，从5000英镑到6000英镑的有2笔，从8000英镑到9000英镑的有3笔，10000英镑、15000英镑、20000英镑、25000英镑、30000英镑和35000英镑的基金各1笔。”
不需要有特别敏锐的目光就可以猜想到，靠滥用这些基金为生的寡头们在处理这些基金时为什么极为小心谨慎了。罗素建议：
“关于每年进款不超过30英镑的慈善基金的案件由郡的法庭审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目，则由大法官法庭的档案保管官审理。但是，如果没有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枢密院委员会的许可，无论在哪一个法庭上，都不得提起诉讼。”
为了在皇家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赔偿被贪污的本来规定用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慈善基金，就需要得到委员会的 许可。许可！但是，罗素甚至在提出了这个附带条件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心。他补充说：
“如果发现某一学校的行政上有营私舞弊之罪，除了枢密院委员会而外任何人都不得干预。”
这是地道的英国老味道的改革，新事物一个不立，旧事物一个不破。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新的、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这就是英国的寡头立法的“传统智慧”的秘密。干脆点说，这实质上就是使营私舞弊的行为带有传统的性质，为此——不妨这样说——就不时给这些现象加一些新鲜血液使它们新鲜一下。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如果说，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 微小尝试，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的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 微小尝试，而关于教育的法案是回避国民教育问题的 微小尝试，那末，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无疑就是企图对付名叫大不列颠国债的巨大怪物的 最微小的尝试了。
4月6日，在预算公布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下院提出了几个关于国债的决议案。还在这次演说发表以前，“纪事晨报”就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说内阁将提出极为重要的决议案，“据传这些决议案有巨大意义，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谣传，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了。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偿国债。但是，当4月8日议会举行会议，以全院委员会的资格来审查这些决议案的时候，格莱斯顿突然作了修改，而且修改得这样多，以致完全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现在，我们要像迪斯累里先生一样发问：“嚷了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
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各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2．5％。在1822—1823年，1824—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经依次分别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末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3％降低到2．5％呢？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如下：
第一，他建议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海公司有关、总额为950万英镑的各种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利息从3％强行降低到2．75％。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25000英镑。在每年支出3000万英镑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25000英镑，这并不能算是值得特别骄傲的事情。
第二，他建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 库债券的有价证券，总额不超过3000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1864年9月1日以前按利率2．75％计息，自此以后到1894年9月1日则按利率2．5％计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融和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财政机构。但是，格莱斯顿如何能够在保持总额达1800万英镑，利息为1．5％的国库期票的流通的同时又发行利息为2．5％的国库债券呢？按照比国库期票大1％的利率来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这第二个建议不管怎么样，它对减轻国债丝毫也没有帮助。
最后，第三，让我们谈格莱斯顿的决议案的最主要和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5亿英镑的资本。Hic Rhodus，hic salta！ ［注：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句话源出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这个人吹嘘自己曾经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人们就对他说了这句话。）——编者注］由于议会有一个决定，禁止 不在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所以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折合方法供三厘证券的持有者选择，以便把三厘证券换成其他一些根据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证券。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有几种兑换方法，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其中一种：
1．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可以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者的利息在1864年以前是2．75％，自此以后至1894年是2．5％。如果年利二厘五的3000万英镑的国库债券换回来3000万英镑的三厘证券，那末在头10年内就可节省75000英镑，而在以后的时期内则可节省15000英镑，总共节省225000英镑。但是这样一来，政府就得把3000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清。因此，这个方案丝毫也并不能使国债减轻多少。
2．第二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82英镑10先令的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在1894年1月5日以前将按3．5％的利息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从现在的每100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不是3英镑，而是2英镑17先令9辨士。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从每100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将会减少2先令3辨士。如果5亿英镑全都用这种办法来兑换的话，那末国家每年偿付的利息就只有14437500英镑，而不是现在的1500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562500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562500英镑，议会就要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都极不可靠的不稳定时期保证利息超过2．8％！然而，另一方面，格莱斯顿先生至少也会赢得一点好处：到40年期满之前，他再用不着替目前受到12个月前预告的规定所保障的三厘证券操心了。格莱斯顿将只同议会可以按名义价值收回的三厘五证券打交道。格莱斯顿建议不要规定发行这种三厘五证券的限额。
3．第三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新的110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1894年。当格莱斯顿先生在4月6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他没有限定这种将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前两个办法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愿用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110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5亿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125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的基本金额却会增加5000万英镑。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莱斯顿先生第二天就修改了自己的方案，建议把新的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3000万英镑。由于规定了这个限额，他的第三个办法从对国债的影响来看便失去了意义。这个办法只能使这笔国债的基本金额增加300万英镑而已。
现在诸君知道，所谓“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规模最大的财政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最普通不过的骗术：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额，提高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额，设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规定有偿年金和无偿年金的区别，把转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级。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另一方面，一个经济学家从这种乍一看来使人眼花撩乱的兑换、调配、折合当中所发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属于财政政策方面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属于简单算术或者纯粹词句方面的东西。
没有疑问，格莱斯顿先生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他的建议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恐怕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话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复杂和更奥妙的安排来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只有人类的天才才能发出的最稀有的议论之一，我发现，在提出的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这个杰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记得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的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证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这种二厘五证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券。为了实现有限制地发行二厘五证券，他把利率降低了0．5％，另一方面则规定10％的奖励，以求实现降低利率0．5％的目的。为了摆脱那种受到必须在12个月前预告的规定“保障”的棘手的三厘证券，他宁愿在今后40年内用法律明文来束缚住自己。简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末有两代人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机会。
联合内阁在下院的处境，可以从关于表决的统计数字中看出来。在全院委员会会议上表决关于梅努特[66]问题时，内阁只获得了30票的微弱多数。在表决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时（这个法案还没有举行三读），出席议会的议员共有439人，内阁获得了甚至还不到30票的多数。在讨论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的法案时，在罗素收回他所提出的第三条建议之后，内阁是因托利党人投票赞成而得救的，而它的支持者则投票反对。获得多数几乎全是靠保守党人。
我不再谈内阁的内部分歧了，这些分歧表现在关于加拿大法案的辩论中，表现在各官方报纸关于所得税问题、首先是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热烈争论中。没有一个问题联合内阁不能像盖札那样给以回答。盖札是匈牙利的国王，他加入了基督教，但仍然奉行他先前信仰的多神教的仪式，当人们问他，这两个教他究竟信奉哪一种时，盖札回答说：“我家东西多，可以有两种信仰。”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12日
载于1853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64]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同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原文相同的那一部分被略去（见本卷第60—63页，从“1．每100英镑……”起至“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机会”止）。——第56页。
[65]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由下院议长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主持会议。——第56页。
[66]指1853年2—3月下院讨论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的教育制度问题。这个学院于1846年创办，它的目的是把爱尔兰天主教僧侣吸引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以此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6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