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民报”编辑
[269]
阁下！
本月3日“晨报”发表了附在本信之后的“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一文，同时却拒绝刊登我对这位“外国通讯员”的答复。阁下如能把这两篇文章——俄国人的文章和我对它的答复一并刊登在“人民报”上，我将不胜感激。
忠实于你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9月7日于伦敦
“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
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日，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俄国，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的。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
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像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察局密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是像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一位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的名字已与诬告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点，他不必有什么遗憾了。”
关于在星期六“晨报”上发表文章的一个外国通讯员
“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完全正确。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而表示大惊小怪。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认为在1853年有必要对1848年巴枯宁本人已表示满意的解释吹毛求疵；正是“愚蠢的朋友”，才“重新把俄国推向”它从未摆脱过的“专制制度的怀抱”，另外还把一个日常惯用的拉丁谚语叫做法国谚语。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要别人相信，似乎一家报纸刊登了它的外国通讯员写的一篇报道而编辑未作任何评价，就是“支持”他的报道。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保守派报纸”抬作“革命感情”的典范，这种感情曾经在最紧张的关头发明了lois des suspects〔嫌疑犯处治法〕，甚至怀疑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阿那卡雪斯·克罗茨这样的人生就一副卖国贼的“骨头”；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敢用巴枯宁的名义去攻击第三者，而不敢用自己本人的名义为巴枯宁辩护。
最后请让我对陈腐谚语的爱好者声明，我同他以及巴枯宁的诸如此类的朋友的争论就到此为止。
卡尔·马克思
1853年9月4日于伦敦
载于1853年9月10日“人民报”第7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69]马克思给“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起因于1853年9月3日“晨报”发表了戈洛文的匿名短评“应该怎样写历史”，这篇短评是为回答1853年8月30日马克思给“晨报”编辑的信（见本卷第321—323页）而写的，文中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了新的攻击。在发表这篇短评以前，8月31日的“晨报”刊登了阿·卢格的信，公开把有意散布侮辱巴枯宁的谣言的罪名加之于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回击了戈洛文，这样也就揭穿了卢格的诽谤性捏造。同这篇声明有关的情况，马克思在1853年9月3日（原信误写为9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作了叙述。另外，这封信还附有为回答“应该怎样写历史”的作者而拟的初稿。——第32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