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

1853年11月29日星期二于伦敦

昨天早晨普鲁士议会会议开幕，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发表了演说。根据电讯判断，演说中谈到东方纠纷那部分所用的措词，显然是有意要消除人们对圣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各宫廷之间存在密谋的怀疑。这一点特别突出，还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根据各种理由，通过同一个曼托伊费尔向他忠实的人民郑重宣布，议会并不负有干预对外政策问题的使命，因为国家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像国王的私人领地一样，是专门由王室管理的。演说中的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对人民的呼吁，这表明普鲁士政府的处境极端困难；一方面俄国和法国威胁着它，另一方面它自己的臣民也威胁着它，而且恰好是在它被昂贵的粮价、极度的商业停滞所困扰，并且回想起可怕的背誓行为[402]将遭到报复而无法安宁的时候。但是，普鲁士政府自己使自己失去了通过议会诉诸舆论来寻求避难所的可能性，议会是国王有意作为一个简单的虚设机构建立起来的，大臣们自觉地把它们当作一个简单的虚设机构，人民也非常肯定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虚设机构。时至今日，已不能使人民相信这些虚有其表的机关应该毫无来由地被看做是“祖国”的支柱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决不能说，普鲁士人表现了头脑清醒和卓有见识的品质（这些品质一度曾经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因为他们以不应该的鄙视态度对待议会，让根据现行宪法选举出来的议会垮台。”

相反，普鲁士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是头脑清醒的，因为他们甚至拒绝承认那些背叛了革命、希图篡夺革命果实的人们表面上的权势，他们叫政府知道，他们是不会受政府的骗术愚弄的，他们认为，如果议会还算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也无非是加在国家的旧官僚机构上面的新官僚机构。

在其他方面平静无事的德国社会生活面上，一再被宗教争论掀起风波，这种情况会使任何一个不太熟悉德国过去历史的人大惑不解。时而是所谓德国教会[403]的残余分子遭到现政府疯狂的、像1847年那样的迫害。时而是天主教派和新教派通婚的问题使天主教教士像1847年那样同普鲁士政府争吵起来。时而是夫赖堡大主教同巴登大公之间爆发激烈的斗争，成为最重要的事件，前者把巴登政府开除出教，并且下令在传道坛上宣读把巴登政府驱逐出教的信件，后者则下令封闭不听话的教堂，逮捕教区牧师，结果使农民纷纷集合，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牧师，赶走宪兵，像比硕夫斯海姆、科尼斯霍芬、格律恩斯菲尔德、格尔拉赫斯海姆（这些地方村长则不得不逃跑）以及其他许多村庄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把巴登的宗教冲突看做纯粹是地方性的冲突，那就错了。巴登只不过是天主教会特意选来进攻新教徒君主的斗争舞台。在这个冲突中，夫赖堡大主教代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巴登大公则代表所有大大小小的新教徒君主。但是，一个一方面以它对一切宗教传统抱彻底、大胆和无比的批判精神而著名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时重新爆发十七世纪的宗教纠纷而使整个欧洲吃惊，这样的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的秘密不过是，政府使任何一个刚刚产生但暂时还在暗中活动的人民反对派起初都不得不采取一种神秘的、几乎不受任何监督的宗教运动形式。而僧侣们也甘心用这种幌子来欺骗自己，他们还以为自己利用人民的热情去反对政府只对自己的团体有利，然而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不自觉地起着革命工具的作用。

伦敦的日报对马志尼起草的宣言用尽平生之力摆出一副惊恐万状和义愤填膺的样子。这个宣言是在被派到路易吉安那——这个地区包括了摩地那、帕尔马和皮蒙特王国一部分领土——去发动起义的第二民族支队的领导人费利切·奥尔西尼那里查获的。宣言号召人民“采取 突然行动，就像米兰人过去做过并且现在还要再做的那样”。宣言又说：“ 短剑如果用来作突然的狙击，它就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并代替枪杆。”伦敦报刊把这一点说成是公开号召“进行 卑怯的暗杀”。我只希望知道，在意大利这个不存在任何公开反抗手段和到处都是密探的国家里，革命运动不利用 突然性怎能指望得到什么成就呢？我希望知道，如果真的战斗起来，意大利人民除了使用还没有被奥地利夺走的唯一武器—— 短剑以外，还能用什么武器去同奥地利军队战斗呢？马志尼远不是想建议意大利人用短剑去对 手无寸铁的敌人进行卑怯的刺杀活动，——他是号召他们用短剑行动起来，诚然，是“突然”行动，但却是公开地行动，是效法 米兰的榜样，在米兰，手里只有刀子的一小群爱国者曾经袭击了全副武装的奥地利卫戍部队的守卫所。

“泰晤士报”写道：“但是，立宪制的皮蒙特将遭到罗马、那不勒斯、伦巴第的命运！”

为什么不呢？难道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革命不是撒丁国王 ［注：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出卖的吗？难道皮蒙特国王阻碍意大利成为共和国比不上普鲁士国王阻碍德国成为共和国吗？马志尼宣言从道义方面来看，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它的政治价值，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我看来，马志尼无论在他对皮蒙特人民的看法上，还是在他对意大利革命的理想上都犯了错误。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实现无须凭借欧洲的纠纷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只要依靠突然行动的意大利密谋家们的单独发动就可实现革命。

诸君从各家伦敦报纸上已经知道，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最受尊敬的大名鼎鼎的伦敦市政厅这个机关的贪污事件，同时也考察这个机关的全部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结束。下面就是委员会的报告所举出几个事实。

伦敦市政厅的收入，即使有几项除掉不算，总数共达40万英镑，官员的薪俸总额非常可观——共107000英镑，即占总收入的25％以上。法官薪俸的支出规定为14700英镑，其中市首席法官得3000英镑，法庭顾问得1500英镑，郡法院的法官得1200英镑。总务官得1892英镑，秘书得1249英磅，代表伦敦市政厅出席各议会委员会的官员得1765英镑。市长官邸和市政厅的高级官员每年各得1250英磅。执权杖侍从官得550英镑，执剑侍从官得550英镑；典礼官得450或500英镑，典礼次官得200或300英镑。此外，这些要人们还领70英镑的服装补助费，14英镑的靴子补助费，20英镑的三角礼帽补助费。本诺克先生在他的证词中说：

“伦敦市政厅所属各机关的支出总额大大超过合众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总额；也许更惊人的事实是：伦敦市政厅本身的经费和它的财政管理费用超过了它所得到的租金、赋税和经纪人缴纳的款项的收入总额。”

约翰·罗素打算开给英国人吃的改革药丸的伟大秘密终于揭晓了。他建议：一、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种限制早就名存实亡了）；二、重新划分选区，办法是废除城市若干小选区，另成立较大的选区；三、在农村选区把财产资格限制由20英镑降低到10英镑，即降低到城市选区现行限制的水平。但是他拒绝提出第四条关于把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5英镑的建议，因为，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这样做的结果，

“现在的选民们实际上就会被剥夺投票的权利，因为被准许参加投票的那个阶级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所有其他阶级的总和，这个阶级只要团结一致就足以占上风了”。

换句话说，甚至赋予小业主和商人阶级的大多数人以选举权就会把少数人的选举权剥夺掉。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理由。可是，目前只模糊地显出一些轮廓的新的改革法案，其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这一条，甚至也不是他提出的所有各条的总和。最重要的是，关于这个法案的消息传出以后所遇到的普遍的十分冷淡的反应。警察局的每一个报告都比这个“ 伟大的措施”、这个新改革法案、这个“群贤内阁”的集体创作更吸引公众的注意。

厄内斯特·琼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只要宣布建立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宣布建立以工人议会为首的全国组织的第一句话一传开，就会在有产阶级中间引起惊慌，就会迫使伦敦的资产阶级报纸把注意力投向这一句话。“泰晤士报”马上就懂得了这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并且首先登载了有关宪章派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召开的报道。“泰晤士报”的所有同行也开始不断发表社论，评述工人运动和早被认为已经没落的宪章派所提出的工人议会。“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不下四篇文章。可是，报上关于这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曼彻斯特群众大会的报道，根本没有正确说明它的性质和会上讨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提出自己的报道是合适的。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大会深信，各个单独的工人团体分散地争取保持合理的工资水平和争取劳动解放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大会认为，只有依靠一个全国组织并受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的群众运动，才能保证给予那些现在正遭到同盟解雇或正在举行罢工的工人们以应有的帮助，才会使工人们有可能在将来把劳动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和全国组织的建立并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干预现存的工联和工人团体的事务；这个组织的活动，目的应该是把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集中起来，集聚起来，联合起来。2．为了实现上述决议，亟需尽快召开工人议会；这个议会应该由每个城市的工人在专门召集的公开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这个议会的义务应该包括下面几点：组织一个机构，通过在全国最广泛地征求签名的方式，来帮助现在正在举行罢工或遭到工厂主同盟解雇的工人；制定一个领导工人阶级对企业主进行斗争的专门的行动计划；提出各种措施，使工人能够从资本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不必非举行罢工才能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3．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本着上述目的与各城市和各区进行联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召开工人议会，起草并公布代表们开会所必需的各种文件，同时拟定提交代表讨论的各项问题。”

在所有发言中最精彩的是琼斯先生的发言。现在我摘引其中的几段：

“企业主通过伦敦‘泰晤士报’的嘴声称，他的利润不干你们的事。说什么你们应该只数一数你们的人头，而不是数他的利润。人头一多，即使想多得也是少得。他把这称之为供求规律。他说，调节你们的工资的只是这个规律。是这样吗？不！既然在他的利润很高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要求提高工资，那末在他的利润下降的时候他们也不应该降低你们的工资。然而，即使工人的数目一个也没有减少，他也会对你们说：‘生意不好，日子难过，我的利润减少了，我不能照数给你们发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劳动并不是受供求规律的调节，而是受高棉价和低利润规律的调节。供给的规律可能有道理，但生活的规律更有道理。需求的规律很厉害，但饥饿的规律更厉害！我们说，如果资本的一种形式——货币——有权获得利润，那末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劳动——也有权获得它；而且劳动有更大的权利，因为劳动创造货币，而不是相反。什么是利润呢？这就是扣除了全部生产费用以后剩下的资本。你们到现在为止所领取的工资，只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这一份勉强维持活命的工资根本不是劳动的报酬。它只不过是维持活人这架机器处在适于工作的状态所必需的费用。可是除了维持这部由肉和血做成的机器的费用以外，你们总该有一点剩余。你们需要有精神和脑子的食粮，就像你们需要有口和胃的食粮一样。企业主害怕你们得到较高的工资；这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工资，最近7年来资本增加了100％以上，而你们只不过要求从你们劳动所得的100％中拿出10％来增加你们的工资。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向受教育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民不会再当奴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那时你们会不同意干这许多个小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到工厂地狱去挑那奴隶劳动的重担；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会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校，而不是上工厂；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你们的妻子都呆在家里，而孩子们又上学，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工厂，那末现在促使工资水平下降的那些过剩劳动力就会摆脱他的控制，劳动就会成为镶嵌在人类自由的王冠上的无价之宝。可是现在问题不同了。现在问题已经不只是要在企业主的利润中得到多少份额或者增加10％的工资，现在问题是不许把工资降低20％。生意是好是坏，形势不会因此有多大变化，生意好，企业主们要掠夺外国人民，生意坏，他们就要掠夺本国人民。对你们说来，问题很快就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饿死还是活下去的问题，是在工厂地狱里活还是在工厂大门口死的问题。资本家们，这些西方的哥萨克，首先越过了工人权利的多瑙河疆界；他们实施了受黄金支配的战时法律，他们从他们那些叫做垄断组织的炮垒里向我们的队伍发射饿死的炮火。各城市相继宣布戒严。失业现象挖着战壕，而饥饿把云梯架到劳动的城堡上去了，贫困的大炮猛烈地射击着劳动的战线。资本家的大联合一天比一天扩大，他们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全国的规模。你们准备抵抗这个运动吗？你们的运动却是混乱不堪。既然同盟解雇工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你们还在继续分散行动，那末很快就会发现，你们将开始冲进彼此的禁区：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将在同一个地点碰上另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在本来应该作为同盟者握手言欢的地方，你们将像仇人相逢；在本来应该彼此帮助克服各自的弱点的时候，你们将互相削弱预定为某一方而作的帮助。威根的采煤工人们离普雷斯顿、斯托克波尔特、曼彻斯特、奥尔丹不远，但是，他们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而遭到了失败。威根的工厂工人也罢工了。他们对他们的兄弟，煤矿工人的失败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认为，那些人很幸运地脱身了。如果互相挡道，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把自己的运动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种利益的小圈子里了。你们的雇主们的运动正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你们的反抗也应该成为这种全国性的反抗。在现在的情况下，等待着你们的是无政府状态和死亡。你们不要以为我对工联的明智有异议，不要以为我在攻击它们的行为和不可侵犯性。

但是，引着小孩学步的带子，对大人来说，会成为绊绳。在工人运动的幼年期起过作用的各自单独行动的做法，到了工人运动的成年期便成为致命伤了。让各行各业都来参加吧，我们需要它们的帮助。不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委托给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地区，应该把它委托给工人的议会。”

[404]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29日

载于1853年12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4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402]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违背了他在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对人民的呼吁中所许下的关于建立宪制的庄严诺言。——第572页。

[403]在1848—1849年革命发生以前的时期，德国各宗教反对派——所谓“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自由公理会”——的代表们企图建立全德国的国教。1844年在德意志各邦建立的“德国天主教”，其宗旨是反对天主教中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德国天主教徒”否认罗马教皇的领导，反对天主教的许多教义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它反对在天主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伪善的和神秘主义的派别——虔诚主义）的影响下，于1846年从官方新教会中分离出来的。这两个宗教反对派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它要求全国政治统一的愿望。“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的公理会在1859年合并。——第573页。

[404]马克思所引的1853年11月20日曼彻斯特宪章派群众大会的决议及琼斯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全文都发表在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上。——第579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