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麦斯顿勋爵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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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有两段话是“人民报”上没有的。这两段话是这样的：“东方的纠纷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即使各党派的状况没有改变，至少各党派的首脑人物的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帕麦斯顿勋爵又变成了公众的红人。人人都谈论他，说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英国的人；大家都默认，一旦内阁改组，无疑将由他出任首相，而托利党人、辉格党人、自封的爱国人士、报界以及整个社会舆论，无不大声疾呼要求改组内阁。
帕麦斯顿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致时时有人推测这也许是一种纯粹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用途不在国内，而是像出口货一样向国外销售的。然而，这种推测毕竟是错误的。”——编者注］
鲁杰罗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注：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编者注］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présence d’esprit〔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没有本领搞通某个问题，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词句编出一套漂亮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当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使他自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事可干。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还有下面一句话：“他就是托马斯·卡莱尔笔下那种冒牌的世界领袖人物最好的标本”。——编者注］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bête noire〔可憎恶的东西〕［注：字面的意思是：“黑色动物”。——编者注］，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
有人骂他拿俄国的津贴，但也有人疑心他是烧炭党。1848年，他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免因被控像是沙皇尼古拉的大臣而遭法办；使他深感满意的是，1850年，他遭到了外国大使们的阴谋反对，这个阴谋在上院获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败[296]。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每当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德国人遭到镇压的时候，帕麦斯顿总是在执政，但是屠杀他们的暴君却老是怀疑帕麦斯顿和受害者有秘密的联系，其实暴君的屠杀还是经过帕麦斯顿首肯的。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做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他当做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他的封号来源于爱尔兰贵族），1807年波特兰公爵组阁时被任命为海军部部务委员。1809年任军务大臣，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28年5月。1830年他非常机灵地转到辉格党人方面去，于是他们就让他做辉格党永久的外交大臣。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在派西沃先生、利物浦伯爵、坎宁先生、葛德里奇勋爵、威灵顿公爵等托利党人领导内阁的时期，曾经进行了反雅各宾战争，大举国债，颁布谷物法[297]，外国雇佣军队驻扎在英国的土地上[298]，人民——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默思勋爵的话来说——常常“出血”，新闻被封锁，集会被禁止，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反抗的武器，人身自由和正常的诉讼程序被抛在一边，全国简直可以说处于戒严状态，——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长时期内，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唐·吉诃德，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却一直是这些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员，这乍看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替一国对另一国的空前无耻的暴力行为辩护，这次暴力行为，就是英国正当它宣称和丹麦非常和睦的时候炮轰哥本哈根并劫夺丹麦的船只[299]。关于办外交要保密的问题，他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责任〈谁给了他们责任？〉保守秘密。”
他进一步又说：
“而且一般地说，我也反对把外交活动的情况公开，因为泄露这方面的秘密就会断绝今后情报的来源。”
维多克也会使用同样的词句为这样的事辩护。至于对丹麦所进行的海盗式的侵犯，帕麦斯顿承认丹麦对大不列颠并没有表现任何敌意，可是他还是硬说英国炮轰丹麦首都并劫夺丹麦船只做得对，因为英国要预防丹麦的中立可能在法国的压力下变为公开的敌对。这就是帕麦斯顿阁下公布的新国际法。
在后来的一次宏论中，这位par excellence〔道地的〕英国大臣又极力替外国军队留驻英国这件事进行辩护。把这些外国军队从大陆弄到英国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强力维护
1688年威廉带着他的荷兰军队从荷兰来到英国而建立的寡头统治。皇家德籍军团的存在使人们完全有根据地“为国家的自由担心”，而帕麦斯顿却以极不郑重的口吻告诉这些人：既然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雇用的外国军队比16000人多得多”，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雇用这16000人的外国军队呢？（下院，1812年3月10日）
当人们由于1815年以后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同样为宪制担心的时候，帕麦斯顿则认为“我们的军队的结构本身就是宪制的足够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下院，1816年3月8日）
当人们从财政的观点抨击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时，帕麦斯顿作出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我们的许多财政困难都是由于过去我们的军队平时编制太小造成的。”（下院，1816年4月25日）
当有人向他指出“全国人民的赋税重担”、“人民大众的贫困”同耗费无度的军事开支之间的尖锐对比时，他提醒议会：这种赋税重担和贫困是“我们〈即英国的政治寡头〉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甘愿付出的代价”。（下院，1820年5月16日）
据他看来，军事专制的危险之存在只能归罪于
“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迷路者；从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来看，他们要求的那种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下院，1820年6月14日）
如果说他把庞大的常备军当作维持国内秩序的万应灵丹，那末体罚就被他当作维持军队秩序的百宝仙方。在1824年3月5日关于惩治叛乱法案[300]的辩论中他为实行体罚进行辩护；1825年3月11日，他宣称体罚是“绝对必要的”；1828年3月10日，他再度建议采用体罚；在1833年4月的辩论中，他支持实行体罚的办法，并且以后每一次他都表现了对这种惩罚制度的热烈爱好。
军队里的任何流弊，只要是对贵族寄生虫们有利，他就不会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关于出卖军官官衔证书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下院，1828年3月12日）
帕麦斯顿勋爵喜欢装扮成一个为宗教信仰自由而奋斗不息的战士；可是他却投票反对罗素勋爵所提出的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301]的议案。为什么他要反对呢？原来因为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支持信仰自由的人”，不能容许人们“在天主教徒遭受着真正苦难的时候”却来替非国教徒[302]“解除莫须有的压迫”。（下院，1828年2月26日）
为了证明他对信仰自由的热忱，他告诉我们，他“为非国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忧虑，希望国教在英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还希望“国教由异教徒出钱维持”。这位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指责有钱的非国教徒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而
“英国国教方面独有穷人缺少做礼拜的地方……如果认为穷人应该从自己的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是荒谬的”。（下院，1824年4月9日）
当然，如果认为英国国教的有钱的教徒应该从自己的巨额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就更荒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303]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别“应该”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讲的：
“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许这些要求以权利为根据……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年3月1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月1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认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而在这种权宜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他想使人保持一种错觉，好像除了解放天主教徒就别无他法来消除爱尔兰的灾难，好像解放天主教徒能医治爱尔兰不住在本地的大地主所造成的苦难，并且能代替济贫法。（下院，1829年3月18日）
这位后来把爱尔兰本地人从自己领地上“清扫”出去的大慈善家，一刻也不能准许爱尔兰人贫困的乌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作“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的议会上的晴朗的天空”。——编者注］。
他说：“固然爱尔兰的农民没有享受到所有英国农民所享受到的全部幸福。〈请想一想，每星期只有7个先令收入的家庭能享受什么幸福吧！〉然而，——他接着说，——爱尔兰农民也有他们的幸福……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没有吃的也只是偶然的事〈6天中只有4天！〉。”
多么幸福啊！可是爱尔兰农民的幸福还不止这些。“他们有一种比他们的英格兰患难弟兄更为乐天的性格。”（下院，1829年5月7日）
像谈论爱尔兰农民所享受的幸福时一样，他在谈到爱尔兰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勒索时，也是那样嘻皮笑脸：
“有人说，爱尔兰地主尽可能地向农民榨取最高的地租。可是阁下，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英国的地主无疑也是一模一样。”（下院，1829年3月7日）
所以，一个这样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的人，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这还有什么奇怪呢？
第二篇
当改革运动[304]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便脱离了托利党，投到辉格党方面去。虽然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并不是由于英国本土驻扎着皇家德籍军团，也不是由于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是完全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但他在1828年仍然很大方地赞成把选举权扩大到北明翰、里子、曼彻斯特等工业大城市，这是什么缘故呢？
“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拥护改革，而是因为我坚决反对改革。”
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所做的某些让步，可以成为防止“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下院，1828年6月27日）。他一成为辉格党的同盟者，便马上不再装模作样地让人觉得辉格党提出的改革法案目的似乎在于打破威尼斯式宪法的狭小圈子了；正相反，改革会使宪法有力和牢靠，使资产阶级背离人民的反对立场。
“资产阶级将改变态度，他们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他安慰大贵族们，叫他们相信实现改革法案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上院的势力”及其“对选举的影响”。他对土地贵族们说，宪法并不会失去它的封建性质，因为“土地占有制乃是社会结构及国家体制所凭借的伟大基础”。他还用以下一些无意中道出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暗示来解除他们的恐惧，他说道：“有人还责难我们，说我们没有诚意让人民有真正的代表权”；有时又说：“有人还断言我们不过是想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贵族和地主的势力”。他甚至承认：在势必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的同时，“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导的原则”就是“取消选举特权”，即取消托利党人旧有的“腐朽的市镇”的选举特权，以利于辉格党人的新选区。（下院，1831年3月24日及1832年3月14日）
现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勋爵阁下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吧。
1823年，法国军队根据维罗那会议的决定进入西班牙，要取消西班牙的宪法，把人民交给波旁昏君［注：斐迪南七世。——编者注］及其周围的伪善僧侣进行残酷报复，当时，帕麦斯顿勋爵坚决拒绝任何“为了抽象原则而进行唐·吉诃德式的十字军征讨”的主张，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人民”的行动，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当年曾英勇抵抗拿破仑而拯救了英国。他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当时的对手辉格党人所说的话，生动而正确地反映了自从他当上了他当年的政敌的永久外交大臣之后一直奉行的对外政策。他说道：
“有人想叫我们在谈判中就进行威胁，而不管谈判一旦失败我们并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这一点。如果我们老谈战争而实际上想的却是中立，如果我们拿军队来威胁一下就在某种官方文件后面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只是挑逗式地挥动宝剑，而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却抓起笔来大写特写抗议书，那我们就成了爱吹牛的胆小鬼，就会遭到整个欧洲的鄙视，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下院，1823年4月30日）
最后，我们来谈谈关于希土问题的辩论，因为这次辩论使帕麦斯顿勋爵第一次有机会表现了他无论在内阁或下院都孜孜不倦坚定不移地维护俄国利益的无比才能。他像应声虫似的，一句接一句地重复着俄国惯用的什么土耳其人的野蛮、希腊正教的文明、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等等词句。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以外交大臣的身分极力反对任何谴责“海军上将科德林顿的可嘉行动”的企图（由于这种行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被击溃），同时他又承认：“这是同一个与我们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进行的战役”，这是“令人痛心的事件”。（下院，1828年1月31日）
他后来退职后，便大肆攻击阿伯丁勋爵，说他执行俄国命令太慢。
“在履行我们对希腊的义务时，我们的速度和毅力表现在哪里呢？已经快要到1829年7月了，却还没有履行1827年7月签订的条约……不错，土耳其人是被赶出了摩里亚……但是为什么法国人在科林斯海峡的军事行动中止了呢？……由于英国及其狭隘政策的干预，他们的继续挺进被阻止了……为什么联军没有对海峡北部地区采取像对南部地区一样的行动，没有立即占领应归希腊所有的全部领土呢？我认为，联军同土耳其就希腊问题谈判得太多了。”（下院，1829年6月1日）
大家知道，梅特涅公爵当时是反对俄国的侵略行为的，因此俄国外交官受命——请回忆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急电——把奥地利描绘成反对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的死敌，而俄国外交的唯一目的据说就是解放希腊和拯救欧洲文明。勋爵阁下自然也依此行事：
“奥地利由于目光短浅及倒霉的偏见支配着它的政策，所以快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了。”
由于阿伯丁政策的摇摆不定，英国看来已成了
“米格尔、西班牙、奥地利和马茂德组成的那个链条上的主要一环……人民认为，所以迟迟不履行七月条约，与其说是由于畏惧土耳其反抗，不如说是由于刻骨敌视希腊的自由。”（下院，1829年6月1日）
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作“半世纪以来，给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设下的唯一障碍，就是这样一句话：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为保持均势所必需。而帕麦斯顿在1830年2月5日声称：‘有一种政策把保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完整推崇为维护基督教的和文明的欧洲的利益所绝对必需的原则，我反对这种政策。’他一次又一次地抨击了阿伯丁”。——编者注］：
“就自己来说，我对英国政府的某些急电是不满的；尽管这些急电，无疑地，读起来很动听，措词很优美，大体上还具有同俄国保持和睦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仍不免过分强烈地表示了英国对土耳其的感情，使有关方面看起来很容易觉得这些急电比原作者实际上想说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我希望英国做出坚定不移的决定，也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即在这一战争中无论如何绝对不站到土耳其方面，并且要向土耳其开诚布公地声明这一点……世上有3件最无情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火和苏丹。”（下院，1830年2月16日）
为了使读者对勋爵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并且要波斯放弃它另一部分领土卡潘，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波斯拒绝了，于是俄国便发动反波斯的战争，并获得胜利，迫使波斯在1828年2月签订土库曼彻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波斯应付给俄国200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及阿巴萨巴德的要塞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唯一目的是划定双方沿阿腊克斯河的边界，硬说这是消除两国将来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又拒绝把阿腊克斯河北岸的塔雷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不得在里海驻留舰队。这就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则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关心之少，正像正教徒的神现在对于“圣墓”或著名的“圆顶”所在的寺院的钥匙由谁掌握的事情[305]很少关心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则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对爱拉多［注：即希腊。1833年后它是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译者注］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以致在维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看做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致府镇压叛乱分子”——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否决了。这一试图失败之后，沙皇就向其他大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皇的手脚，其他大国于1827年7月6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约[306]，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一个阿克尔曼条约[307]，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曼帝国，并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企图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的条款，他这一次的活动仍然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进行的。俄国利用这种种谎言与欺骗给土耳其所造成的困难，终于找到了发动1828—1829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而结束，条约的内容在麦克尼耳的名著“俄国在东方的进展”中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提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中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毁掉土耳其的茹尔日沃要塞并把多瑙河南岸数英里地区以内的土耳其人统统赶走……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僧侣的影响……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巨额赔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锡利斯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这笔赔款的抵押……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承认了3月22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苏丹对希腊只有宗主权并从希腊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
[308]
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描绘这些事实的：
“俄土战争是由于土耳其侵犯了俄国的贸易及权利并违反了条约所致，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院，1830年2月16日）
帕麦斯顿成为辉格主义在外交部的体现者之后，又把这一观点完善化了：
“可敬的、勇敢的议员〈伊文思上校〉认为俄国从1815年到现在的行为一直是侵略别的国家。他着重指出俄国同波斯及土耳其的战争。但无论是对波斯还是对土耳其，俄国都不是进攻的一方；如果说俄国的势力由于波斯战争而增强，这并不是因为俄国本来就要这样……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也不是进攻的一方。我不想一一列举土耳其对俄国的挑衅行为来使议院厌倦；但是土耳其把俄国臣民驱逐出境，扣留俄国船只，违反阿克尔曼条约的全部条款，并且在得到多次通知之后拒绝赔偿损失——这种种事实，我认为是决不能否认的。因此，如果一般来说进行战争有它正当理由的话，那末俄国就有这样的理由对土耳其作战。尽管如此，俄国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的领土，——至少是在欧洲。有几个地点曾在一个长时期被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只是地点，而多瑙河口根本不值一提！〉，亚洲黑海沿岸也有某些地方被占，但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订有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不得导致它在欧洲的领土的任何扩张。”（下院，1832年8月7日）
读者现在该明白，为什么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的公开会议上要对勋爵阁下说“他不知道帕麦斯顿是代表谁”了吧。
[309]
第三篇
［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在伦敦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英国内阁在当前俄土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会上，一位先生竟敢专门发言批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遭到极为愤怒的听众的呵叱，不得不默不作声。显然，与会者认为，要说内阁里有俄国的朋友，则这个朋友决不是子爵阁下；这时要是有人当众宣布勋爵阁下已就任首相，人们一定会热烈欢呼的。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虚伪的人如此信赖，再一次说明公众多么容易为他的假相所迷惑，同时再一次证明必须揭去这个极力阻挠人类自由事业的狡猾敌人的假面具。为此我们打算以近25年来的历史和一些议会辩论为依据，继续阐述这个老练演员在欧洲时代剧中扮演的真实角色。”——编者注］
远近皆知子爵阁下是仗义保护波兰人的。每年当“亲爱的、十分乏味的”达德利·斯图亚特［注：俏皮话：《dear，dully deadly》意思是“亲爱的、十分乏味的”，“乏味的”一词与达德利（Dudley）这个名字同音。——编者注］引着代表团前来见他时，他从未放过一次机会向他们表示他对波兰命运的哀伤，而斯图亚特也是一位
“值得尊敬的人，他发表演说，执行决议，表决呼吁书，陪伴代表团，随时随地都对相当的人抱着相当的信任，必要时还会三呼女王陛下‘万岁’”。
帕麦斯顿勋爵于1830年11月开始到外交部视事的时候，波兰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武装斗争。而到1831年8月8日，汉特先生就代表韦斯明斯特联合会向下院提出为波兰人呼吁的请愿书，要求“撤销帕麦斯顿勋爵在王国内阁中的官职”。休谟先生在同一天也断定，勋爵阁下的沉默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根本不想为波兰人做什么事情，它想把波兰人的命运交给俄国处理”。帕麦斯顿勋爵反对这种说法，他说，“现存条约赋予我们的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那末，在他看来，现存条约赋予英国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本人回答说：
“俄国领有波兰的权利有维也纳条约作了规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但该条约规定领有波兰要以沙皇遵守波兰宪法为条件。可是，
“仅英国参加维也纳条约这一事实，并不说明我们必须保证俄国不违反这个条约”。（下院，1834年3月25日）
总之，保证条约决不是说保证条约被遵守。米兰人正是这样回答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我们确实向你宣过誓，但请回忆一下，我们可并没有宣誓遵守誓言。”
[310]
不过，维也纳条约有一点是很好的。它使缔约一方的不列颠政府
“有权对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持有自己的意见并表示这种意见……维也纳条约各缔约国有权要求波兰宪法不受侵犯，而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这样，这一点我并未向俄国政府隐瞒过。早在华沙被占领和军事行动的结果明朗化以前，我就预先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俄国政府。华沙陷落后，我再次作了通知。但是俄国政府在这方面仍然抱着另一种看法”。（下院，1833年7月9日）
总之，他事先就冷静地估计到波兰要被攻陷，并且等待这一个适当时机来表示和发挥他对维也纳条约某些条款的意见，因为他已经确信，宽宏大量的沙皇力图以武力剿灭波兰人民只不过是为了给波兰的宪法作一个应有的安排，尽管这个宪法在波兰人民还拥有许多反抗手段的时候就被他践踏过。与此同时，勋爵阁下还谴责了波兰人，说他们不该“采取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无法为之辩解的步骤，即推翻了皇帝”。（下院，1833年7月9日）
“我甚至还可以说，波兰人是进攻的一方，因为斗争是他们先开始的。”（下院，1832年8月7日）
当人们对波兰会被彻底消灭这件事由耽心变为惊恐时，他声称：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要消灭波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试图的任何耽心都是多余的。”（下院，1832年6月28日）
后来有人向他提起他用这种方式发表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设想，但他却硬说人们误解了他，实际上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从政治上说的，而是从人们的生活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俄国皇帝
“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消灭居住在被瓜分的波兰王国里的几百万人”。（下院，1836年4月20日）
当议院在援波运动期间打算进行干预时，帕麦斯顿就说他应该负起他的大臣职责。可是当人们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时，他却冷冷地说，
“议院的任何表决丝毫打动不了俄国，使之取消决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华沙陷落后俄国人的残暴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帕麦斯顿却建议议院要对俄国皇帝尽量温和。他说，
“他对辩论时使用的某些词句比任何人都感到遗憾”（下院，1832年6月28日），“当今俄国皇帝是一位思想高尚的人”，“如果说在某些场合，俄国政府对波兰人曾经过于残暴，那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俄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遭到忽视的证明，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那种场合，这位皇帝不过是经不起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受自己自发情感的支配”。（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波兰命运业已决定，而土耳其帝国由于穆罕默德－阿利的叛乱而势将崩溃的时候，帕麦斯顿却要议院相信，“局势的发展一般令人非常满意”。（下院，1832年1月26日）
当有人提议接济波兰流亡者时，
“他极为不愉快地表示反对给这些人金钱补助；因为，尽管自然的、自发的情感会使每个慷慨的人都同意这样做，但给这些不幸的人任何金钱补助都是和他的职责不相容的”。（下院，1834年3月25日）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位如此心慈的人却让不列颠人民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镇压波兰的开支。
勋爵阁下竭力要向议会隐瞒有关波兰惨剧的全部官方文件。但尽管如此，仍有人在下院作了声明，这些声明充分说明了他在那严重关头所起的作用，而他对这些声明却从未试图加以反驳。
波兰革命爆发后，奥地利领事并没有离开华沙，而奥地利政府甚至决定派波兰代理人瓦列夫斯基先生前往巴黎，授命他同英法两国政府就波兰王国的复兴问题进行商谈。土伊勒里宫［注：即法国宫廷。——译者注］宣称，“如果英国同意这个计划，它愿同英国共同行动”。帕麦斯顿勋爵拒绝了这项建议。1831年法国驻圣詹姆斯宫的大使达来朗先生正式提出英法共同行动的计划，但遭到勋爵阁下十分明确的拒绝，并接到勋爵阁下的照会，照会中说，
“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友好调停会遭到俄国拒绝。各大国不久以前就拒绝了法国的这项建议。在调停遭到俄国拒绝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宫廷的干涉只能带有强制性质，但圣詹姆斯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之间的亲切友善关系不允许大不列颠国王陛下进行这样的干涉。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对付一位有不容争辩的权利的君主并指望获得成功，这样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这还不算。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在下院作了如下声明：
“瑞典动员了它的舰队，要想采取于波兰有利的牵制行动，并收回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被夺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我驻斯德哥尔摩宫廷的大使接到勋爵阁下反对这一计划的指示，于是瑞典停止了它的军事准备。波斯宫廷也为着同样目的调派了军队，由波斯皇太子率领，已向俄国国境进军了三日。驻德黑兰宫廷的大使馆秘书约翰·麦克尼耳爵士马上就去追赶皇太子，尽管他同大本营有三天路程的距离，到底还是被他赶上了；他按照勋爵阁下的指示并以英国名义威胁波斯说，只要皇太子再向俄国边界进一步，英国便立即参战。在阻挠土耳其恢复战争一事上，勋爵阁下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
伊文思上校曾要求把有关普鲁士抛弃它那在俄波战争中中立伪装的材料提供出来，帕麦斯顿勋爵在反驳这个要求时说，
“大不列颠大臣们对这一斗争不能不深感遗憾，这一斗争如能结束，他们将极为满意。”（下院，1831年8月16日）
当然，他想看到这一斗争尽快地结束，而普鲁士和他也有同感。
后来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亨利·加利·奈特先生曾把勋爵阁下对波兰起义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概述：
“只要问题一涉及俄国，勋爵阁下的行动就表现出奇异的不彻底性……在波兰问题上，勋爵阁下总是让我们失望。不妨回忆一下：当人们坚决要求他运用个人的影响做些于波兰有益的事情时，他满口承认波兰的事业和我们的不平的正义性，但却对我们说：诸位现在千万要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要派一位以自由主义思想闻名的大使去，诸位可以相信我们会妥善安排一切；要是诸位激怒了我国大使将与之办交涉的那个强国，只会妨碍进行谈判，所以我请诸位听我劝告，现在要保持镇静；请诸位相信，这样做会大有好处的。我们相信了这些保证；自由主义大使也去了；至于他是否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判，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了。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勋爵阁下的漂亮话而已。”（下院，1840年7月13日）
所谓的波兰王国从欧洲地图上消逝之后，波兰的民族独立性还剩下一个幻影，这就是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在法兰西帝国崩溃后的一片混乱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不仅是想征服华沙大公国，而是干脆把它没收；自然，他当时是力图把它连同被波拿巴划归大公国的克拉科夫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曾一度领有克拉科夫的奥地利很想把它收回。沙皇一看，他不能把克拉科夫弄到手，但他又不甘把它让与奥地利，所以就提议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自由城市。为此维也纳条约第六款曾规定：
“克拉科夫市及其所属地区永远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
维也纳条约第九款规定，
“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宫廷都应尊重，并要求别国永远尊重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所属地区的中立。任何军队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借口开进这一地区”。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刚刚结束，俄国军队马上出乎意外地开进克拉科夫，占领该城达两月之久。然而这种行为当时被看做因战争关系而采取的临时必要步骤，而且在那种动乱时期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1836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以所谓必须强迫克拉科夫当局交出五年前波兰革命的参加者为借口再次占领克拉科夫。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最高权力为三国驻当地的领事所掌握，警察局被奥地利密探控制，参议会被封，法院被解散，大学由于附近各省学生不许前来而陷于停顿，自由城市同周围各国的贸易也中断了［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这几句话作“勋爵阁下仍以他在1836年及1840年所断言的‘很难使我们的抗议具有实效’为依据拒绝对此提出任何抗议。但是，当奥地利把克拉科夫完全侵吞时，他却认为抗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编者注］。
1836年3月18日有人就克拉科夫被占领一事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说，这种占领不过是暂时的。他对他的北方三盟国的行动的解释是这样宽容和偏袒，以致连他自己也感到必须适可而止，必须截断自己流畅的讲话，来作如下庄重的声明：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袒护那些我应当予以批评和谴责的步骤。我所以要提这些事实，只是因为这些事实即使不能证明强占克拉科夫是对的，那末也许可以使之得到一些谅解……”
他承认维也纳条约规定上述三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但是，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它们已经不然而然地对我国的公正与坦率作了应有的估价，因为它们预计到我们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但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认为，有一个比“不提抗议”更好的办法使克拉科夫保全，于是他在1836年4月20日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派一个代表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去做领事，因为那里已经有北方三强国的领事。英法两国领事同时到达克拉科夫将是一件大事［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一件大事”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至少会使勋爵阁下不会到后来声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会在克拉科夫进行的阴谋”。——编者注］。子爵阁下看到下院大多数都赞同这一建议，就向议院郑重担保说，政府有“想派一个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夫的意图”，从而迫使帕特里克·斯图亚特收回自己的建议。1837年3月22日，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向他提起他的这个诺言，勋爵阁下却回答说，他“改变了自己的意图，没有派领事级的代表到克拉科夫去，现在也没有这种意图”。于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声明，他要提出建议，要求对这种奇怪的声明作一个书面解释；但是子爵阁下干脆就用下面的办法使这项提案无法通过：他不出席议院会议，使会议不得不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他就这样始终没有作出解释，说明他为什么或根据什么理由不履行他的诺言，并且顺利地挡回了每一个想从他那里弄到有关的书面材料的尝试”。——编者注］。
1840年，“暂时”占领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克拉科夫的居民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请愿书，就中提到：
“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居民的灾难深重，因此下面署名者和他们的同市居民现在只有指望英法两国政府能给以强有力的、文明的保护。他们现在的处境使他们有权呼吁维也纳条约的每个缔约国进行干涉。”
1840年7月13日有人就克拉科夫的这一请愿书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声称：
“在奥地利和不列颠政府看来，克拉科夫的撤兵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谈到维也纳条约遭到破坏的问题，他的话是：
“即使英国打算动武，也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勋爵阁下说了这话以后的第三天就同俄、奥、普三国签订了使英国军舰不能进入黑海的条约[311]，——大概是为了使英国在这一地区也无法实现任何行动吧。这恰好是在勋爵阁下恢复了英国同上述列强的反法神圣同盟的时候。谈到英国贸易因克拉科夫被占领而受到的损失时，勋爵阁下推诿说“向德国输出的总额并未减少”。这个论据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公正指出的那样，同克拉科夫毫无关系。关于他在这一问题以及派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夫一事上的真实意图，他说，
“可敬的反对派代表们利用了他打算派英国领事去克拉科夫这一个不成功的声明〈声明是勋爵阁下为了避免对他抱敌对情绪的议院的斥责而于1836年作的〉，这种手段使他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因而他有权坚决拒绝对这类问题作任何回答，以免再次遭到这类不公正的抨击。”
1846年8月17日他说，
“欧洲各大国是否遵守并履行维也纳条约，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驻在克拉科夫。”
1847年1月28日人们再次要求他提出书面材料来说明他拒不委派不列颠领事去克拉科夫的原因，他声称，
“这个问题同克拉科夫被吞并问题的辩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他看不出就这个只有暂时意义的事端重新展开激烈争论有什么好处。”
可见，他是一直坚持着他早在1837年3月17日对于向议会提出官方文件一事所发表的看法的：
“如果这些文件涉及的是目前尚在研究的问题，那末提供出来是危险的；如果涉及的是过去的问题，那末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
克拉科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贸易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不列颠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驻华沙的领事杜普拉上校曾向政府报告说：
“克拉科夫升为独立国之后，一直是英国通过黑海、莫尔达维亚、加里西亚以至的里雅斯特运来的大宗商品的贮藏所，这些商品是运到克拉科夫之后再分运到周围各国去的。铁路线将逐渐把它同波希米亚、普鲁士、奥地利……的重要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它还是亚得利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重要铁路线的中心点。它还要敷设一条直通华沙的铁路……可以有把握地预期，列万特［注：从前西欧对地中海东岸各地的总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近东”。——译者注］以至印度和中国的每个重要地点都将同亚得利亚海连接起来，因此决不能否认克拉科夫这个连接东西两大陆的大铁路网的中心对于英国贸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在下院承认1846年的克拉科夫起义[312]是三强国故意挑拨起来的。
“我认为，奥地利军队起先是应克拉科夫政府的请求开进克拉科夫领土的。但后来这些奥地利军队撤走了。撤离的原因至今尚未加以解释。克拉科夫政府和权力机关随同他们一齐撤离；撤离所造成的直接的后果，至少是最近的后果，就是克拉科夫临时政府的成立。”（下院，1846年8月17日）
1846年2月22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也随之侵入。同月26日泰尔诺夫的地方长官贴出告示，号召农民打杀地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报酬”。紧接着这个告示就发生了加里西亚人的大破坏，杀死了近2000名地主。3月12日出现了奥地利的告示，号召“忠君的加里西亚人起来维持秩序和保护法律，消灭秩序的敌人”。在4月28日官方的“日报”[313]上，弗里德里希·冯·施瓦尔岑堡公爵声明“所发生的事件曾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批准”，而奥地利政府无疑是同俄国和沙皇的仆从普鲁士按照共同的计划行动的。在所有这些丑事做出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该是在下院作如下声明的时候了：
“我过于相信奥、俄、普三国政府会根据公正的原则办事并尊重权利，实在没有料到它们会有意对克拉科夫采取这种做法，这不是克拉科夫根据条约载明的义务有权指望的做法。”（下院，1846年8月17日）
勋爵阁下当时心中记挂的只是怎样才能把即将结束会议的议会敷衍过去。他硬要下院相信“不列颠政府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维也纳条约各项条款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当休谟先生对于“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叫奥、俄军队撤离克拉科夫”这点表示怀疑时，勋爵阁下要求议会不必重视休谟先生的意见，因为最可靠的情报掌握在他手里，他相信克拉科夫被占领是“暂时的”。1846年的议会就和后来1853年的议会一样，被他敷衍过去了，但奥地利1846年11月11日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的宣言很快也就发表了出来。1847年1月19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时议会从国王敕语中知道，克拉科夫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英勇的帕麦斯顿的抗议书。但为了使这种抗议不起任何作用，勋爵阁下这时想出一条妙计，使英国在西班牙的婚姻问题[314]上卷入同法国争执的旋涡，——这场争执几乎酿成两国的冲突。这一政策遭到斯密斯·奥勃莱恩先生的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曾建议帕麦斯顿共同抗议克拉科夫的被侵占。对此，诺曼比勋爵按照子爵阁下的指示回答说，奥地利干的非法行为，即吞并克拉科夫，并不比法国为蒙潘西埃公爵与西班牙公主联姻一事更为严重，因为前者违犯的 是维也纳条约，后者违犯的则是乌特烈赫特条约[315]。可是，乌特烈赫特条约虽于1782年一度恢复，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被彻底废除，从1792年起就完全失效。这一点在议会里谁也不比勋爵阁下知道得更清楚，在辩论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封锁的问题时他本人就曾向议会宣称[316]：
“乌特烈赫特条约的条款早就由于战争的动荡而失效，只是有关巴西和法属圭亚那之间的境界一节例外，因为该节已直接列入维也纳条约。”
勋爵阁下为反对俄国侵犯波兰所做的努力，还不止于此。
英、荷、俄三国订有一个奇妙的协定，即所谓俄荷贷款协定。反雅各宾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借过款。波拿巴失败以后，尼德兰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想给同盟国以适当报酬，答谢它们使他的国家获得了解放”和使他兼并了他对之没有任何权利的比利时，于是建议同俄国——其他列强都照顾俄国而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俄国当时在财政上遭到严重困难——签订条约；条约规定他分期代俄国偿还欠霍普公司的2500万盾的债款。英国为了补偿对荷兰的掠夺——侵占了荷兰在好望角附近的殖民地、以及迭麦拉拉、埃塞基博及贝尔比斯等地，于是也加入这一协定，并承担一部分对俄国的补助。这项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但附有一个特定条件：“在所有债务未偿清以前，一旦荷兰和比利时的联合遭到破坏，则贷款立即停止支付”。当比利时由于革命[317]而脱离荷兰的时候，荷兰当然也就不再向俄国支付自己那一份［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自己那一份”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因为贷款协定规定比利时各省是荷兰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现在荷兰已经不再享有这些省份的主权了”。——编者注］。另一方面，正如赫里斯先生证实的那样，俄国也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提出要英国方面继续代为偿还债务的任何要求”。（下院，1832年1月26日）
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很自然的：
“俄国那时由于支持比利时同荷兰的联合得到酬报，这时是由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分裂
而得到酬报。”（下院，1832年7月16日）
他悲伤地呼叫要忠实于条约，首先是维也纳条约。他极力设法同俄国签订了1831年11月16日的新协定，在协定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该协定是“根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现在仍然完全有效的一般性决议”签订的。
当俄荷贷款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时，威灵顿公爵曾大加赞扬：“这是卡斯尔里勋爵在外交上的杰作，因为债务迫使俄国遵守维也纳条约”。之后，当俄国拒绝遵守维也纳条约，占领了克拉科夫的时候，休谟先生建议不再从不列颠国库中拨款给俄国。但是子爵阁下认为，尽管俄国可以对波兰违反维也纳条约，而英国对俄国仍旧应该继续遵守条约。
但这还不是勋爵阁下行为中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比利时革命爆发以后和议会批准给俄国新的贷款以前，帕麦斯顿就已经以偿还英国在1815年欠的旧债务为名，承担了俄国在对波战争中的开支。尽管从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现在的圣莱昂纳茲勋爵爱·萨格登爵士的权威声明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疑问，政府没有任何权利支付哪怕一个先令”（下院，1832年1月26日），但他仍然这样做了。我们还可以援引权威人士罗伯特·皮尔爵士如下的一句话：“勋爵阁下没有法定权力支付这笔款项。”（下院，1832年7月12日）
总之，我们我在明白了勋爵阁下为什么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重复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波兰问题的辩论更使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头疼了”［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是以下面这样的话结尾的：“他目前对于他始终不渝地维护其利益的那个大国的侵略意图所要进行的反对究竟有几分真实，诸位读者现在可以作一公正评价”。——编者注］。
第四篇
［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许多人期待着英国政府在现已开始的俄土战争期间最终会放弃那种敷衍办法和毫无结果的谈判，而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迫使俄国掠夺者放弃他们的掠夺物以及他们幻想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政策来看，这种期待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但是，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下述的种种事实，就会发现这种期望是很少有现实根据的，而这些事实，正是那位被看做最坚决反对俄国专制政府对欧洲进攻的英国大臣过去干出来的。的确，英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满政府在俄土冲突中采取的政策，但他们却深信事情一旦由帕麦斯顿勋爵去做，就会完全两样。希望这些人注意子爵阁下的生平，让我们有可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1832—1847年这一充满事件的阶段，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训”。——编者注］
子爵阁下有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自我吹嘘的话题，那就是他对整个大陆的立宪自由有贡献。的确，多亏了他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3个“立宪”王国——3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纳博士的何蒙古鲁士［注：何蒙古鲁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的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里面的能发光的胎儿形，从玻璃瓶里蜕化不出来，也不能发育。——译者注］相比的政治幻影。一位科堡氏［注：斐迪南－奥古斯特。——编者注］操纵的胖女人唐娜·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压迫下的葡萄牙
“应被看做是欧洲的独立国之一”。（下院，1837年3月10日）
就在子爵阁下说这话的同时，有6艘英国战列舰在里斯本海港抛下了锚，奉命前来保卫唐·彼得鲁的“独立”女儿免受葡萄牙人民的伤害，并帮助她废除她曾经宣誓要保护的宪法。被委托给另一个玛丽亚［注：玛丽亚－克里斯亭娜。——编者注］（她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永远也成不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所统治的西班牙，
“正以欧洲王国中一个美好的、繁荣的、甚至可畏的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帕麦斯顿勋爵1837年3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
当然，对西班牙有价证券持有者来说是可畏的国家。甚至把伯利克里和索福克勒斯的祖国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白痴小孩来挂名统治，勋爵阁下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国王奥托系来自施行自由宪法的国家。”（下院，1832年8月8日）
巴伐利亚这个德国巴士底狱居然有自由宪法！这话甚至超出其他一些铺张的修辞，例如西班牙使人产生“合理的期望”、葡萄牙是个“独立国家”等等词句的licentia poetica〔诗的特权〕。至于比利时，帕麦斯顿勋爵为它所做的事到头来无非就是让它负担了一部分荷兰的债款，割走了它的卢森堡省并把科堡王朝强加在它头上。谈到同法国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可以说，这种诚意协商从1834年帕麦斯顿想使它具有完备形式而建立了四国同盟[318]的时候起就开始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看到勋爵阁下在波兰问题上曾经多么有成效地利用了这种协商关系，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关系在他手中会变成什么东西。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却成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清晰标志，1833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
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虽然是暂时地——占领了东罗马。
“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虽然是为了保卫它〈？〉，但这件事实本身却是对土耳其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即使俄国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塞拉尔宫［注：土耳其皇宫。——译者注］的上空也不过如此。”（罗伯特·皮尔爵士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土耳其政府在1828—1829年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因而在它的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像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常在最高权力削弱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帕沙们就成功地造起反来。1831年10月，苏丹［注：马茂德二世。——编者注］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之间就已开始冲突。1832年春，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伊布拉希姆－帕沙带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经过霍姆斯会战占领了该省，然后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其最后一支军队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1833年2月2日苏丹被迫向圣彼得堡求援。2月17日，法国海军上将鲁散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之后，他致函土耳其政府，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中包括土耳其政府拒绝俄国援助的条件，采取措施使帕沙撤兵。但是因为鲁散没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来，我就来了。”［注：莫札特的歌剧“唐璜”中骑士团长的雕像所说的话。——编者注］2月20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送一大批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岸登陆，包围了首都。俄国对保卫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军官去通知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伦的帕沙说，一旦伊布拉希姆的军队要向埃尔斯伦进发，这两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交由俄国军队保卫。1833年5月末，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说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纸片请苏丹签署，苏丹不必同他的大臣们商议，也无需让任何一个驻土耳其政府的外国使节知道。于是就产生了有效期为8年的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攻守同盟，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并确认以前的各项俄土条约，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附在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政府必须
“为了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军舰以任何借口开进海峡。”
沙皇得以用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而把奥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堡来，他究竟应该感谢谁呢？不是别人，而是爱尔兰贵族、皇帝陛下枢密院委员、巴尼大十字荣誉勋章荣膺者、议会议员、陛下首席外交大臣、坦普尔男爵亨利·约翰·帕麦斯顿子爵阁下。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1833年7月8日签订的。1833年7月11日，亨利·利顿·布尔韦尔先生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向议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叙利亚问题的文件。勋爵阁下对这
一提案表示反对，
“因为这类文件所涉及的问题尚未结束，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如何完全要看结局如何而定。既然结果还不知道，提案也就为时过早”。（下院，1833年7月11日）
布尔韦尔先生责备勋爵阁下不该不去保卫苏丹反对穆罕默德－阿利，让俄国军队无阻拦地向前推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就第一次运用了他后来又有所发展的辩解与自供交织在一起的独特体系。现在我要把这个体系的membra disjecta〔断片〕收集到一块来。
“我不能否认，苏丹在去年下半年曾向英国请求过援助。”（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间土耳其政府正式请求援助。”（下院，1833年8月24日）
不，不是8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给予海军援助是在1832年10月间。”（下院，1833年8月28日）
不，不是10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援助是在1832年11月间。”（下院，1834年3月17日）
勋爵阁下如此轻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像福斯泰夫把从他背后袭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尔草绿衣裳的家伙们的人数改来改去［注：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一样。是的，他不能否认土耳其政府曾拒绝俄国的武装援助并来求助于他的事实。他拒绝了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于是土耳其政府再度求助于勋爵阁下。土耳其政府先是派马夫罗格尼先生去伦敦，后来又派纳梅克－帕沙请求派一支海军分舰队援助，并且答应苏丹将负担这支分舰队的全部费用，将来还要给予不列颠臣民以新的贸易特权和优先权来报答这种援助。当时俄国对勋爵阁下会表示拒绝这一点拿得这样准，竟至附和了向勋爵阁下求援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的请求。这是勋爵阁下本人对我们说的，他说：
“公正心使我不能不说，俄国对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援助根本没有表现任何嫉妒和猜疑；当请求书尚在审查的时候，俄国大使就正式来见我，说他已经知道了土耳其的这一请求，并且说，俄国也愿意看到土耳其帝国得到支持，保存下来，因此诸位大臣如有意使这一请求得到实现，做出决定，俄国将深感满意。”（下院，1833年8月28日）
但是，尽管土耳其找到俄国这样一个毫无私心代它求情的人，勋爵阁下对土耳其政府三番五次的请求仍无动于衷。这时土耳其政府当然也就恍然大悟要它走哪条路了。它知道，它已法定非要请狼来看守羊不可。但它还是犹豫不决，一直过了3个月，它才决定接受俄国的援助。勋爵阁下说道：
“大不列颠对于俄国给予这种援助从未表示过不满；相反，它对于土耳其不管从哪里终于得到了实际援助而感到高兴。”（下院，1834年3月17日）
但是不管土耳其政府向帕麦斯顿勋爵求援是在哪一天，他都不能不做如下的自供：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认为可以进行干涉，则入侵军队的前进就会被阻止，而俄军也就不会应邀开进土耳其。”（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究竟为什么不“认为可以”进行干涉，挡住俄国人呢？
首先他借口时间不够。但是，据他本人的话，土耳其政府与穆罕默德－阿利之间的冲突早在1831年10月间就已经开始，而决定性的科尼亚会战到1832年12月21日才打起来。难道他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就没有时间吗？伊布拉希姆－帕沙在1832年7月的大会战[319]中赢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帕麦斯顿仍旧没有时间。他在整个这一阶段一直是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正式请求，而正式请求照他的最后一种说法是在11月3日才提出来。我们要同罗伯特·皮尔爵士一起来问：
“难道他对列万特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非要等正式请求来到不可吗？”（下院，1834年3月17日）
而且，从提出正式请求的11月起到2月底——俄国出兵最早不过2月20日——为止一共也有4个月之久。那末究竟是为什么他在这一时期毫无作为呢？
他还有更好的借口。
埃及帕沙不过是叛臣，而苏丹是享有主权的君主。
“因为这是臣子反对他的君主的战争，而且这个君主又是英国国王的同盟者，所以同帕沙有任何来往都是不合体统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总之，是礼仪不让勋爵阁下去阻止伊布拉希姆的军队。也是礼仪不许他指示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穆罕默德－阿利。勋爵阁下像西班牙大贵族一样，宁愿让女王被烧成灰烬，也不愿触犯礼仪碰一碰她的裙子。但是可惜得很，勋爵阁下在1832年就曾未经苏丹同意向苏丹的“臣子”派去了领事和外交代表，并且同穆罕默德－阿利签订条约，修改了现存的贸易和关税规章及协定，并且做了新的规定。他做这些事情既没有考虑要预先征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也没考虑事后土耳其政府是否批准。（下院，1848年2月23日）
关于这一点，子爵阁下当时的上司格雷伯爵告诉我们说，
“英国在这一时期同穆罕默德－阿利有广泛的商业来往，破坏这种关系于英国不利”。（上院，1834年2月4日）
怎么，竟同“叛臣”有商业来往！
但是大家要知道，勋爵阁下的舰队当时正在杜罗河和塔霍河上忙着，他的舰队要封锁些耳德河，要起催生婆的作用，来减轻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立宪王国诞生时的痛苦。所以他当时连一艘军舰也派不出去。（下院，1833年7月11日和1834年3月17日）
而苏丹始终坚持的正是要求给予海军援助。我们姑且就承认勋爵阁下的论据吧，假定他确实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但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士都肯定地对我们说，勋爵阁下一艘军舰也不用派，只要他说一句话［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只要他说一句话”这句话后面是：“以便约束穆罕默德－阿利的野心，阻止伊布拉希姆－帕沙的军队的推进。这是海军上将马洪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他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编者注］。这些权威人士中有那位曾经在纳瓦林消灭了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德林顿。他证实：
“当年，在土耳其面对着撤出摩里亚半岛的问题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利就曾体会到我们出面说话的分量。当时土耳其政府命令他抗拒一切撤出摩里亚半岛的要求，并要他以人头来作担保。他虽然也作了适当的抗拒，但毕竟明智地作了让步，撤出了摩里亚半岛。”（下院，1836年4月20日）
其次，威灵顿公爵声言，
“如果在1832或1833年议会开会期间就明确地告诉穆罕默德－阿利，不许他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斗争，战争就会结束，我们也不会冒险让俄皇获得派海陆军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机会了。”（上院，1834年2月4日）
但是还有一位更可靠的权威人士，这就是勋爵阁下本人。他断言：
“陛下的政府虽然没有满足苏丹关于给予海军援助的请求，但是英国毕竟给了他以道义支持。不列颠政府向埃及帕沙和统率小亚细亚埃及军队的伊布拉希姆－帕沙所作的声明，对于苏丹同埃及帕沙达成协议〈在居塔希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结束了战争。”（下院，1834年3月17日）
最后，得比勋爵——当时还被称为斯坦利勋爵，帕麦斯顿的内阁同僚——声言他可以
“大胆断言，穆罕默德－阿利的继续推进所以停了下来，完全是由于英法两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不许他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下院，1834年3月17日）
总之，照得比勋爵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说法，并不是俄国的分舰队，也不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队，而是不列颠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的明确声明，迫使伊布拉希姆停止他向君士坦丁堡的胜利进军，促成了居塔希亚的协议，协议的结果是穆罕默德－阿利除埃及外还获得了叙利亚帕沙辖区阿达纳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勋爵阁下认为可以准许他的驻亚历山大里亚领事作这一明确声明，只是在土耳其军队被消灭之后，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经到处都是哥萨克，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为苏丹所签署并被沙皇放进口袋里去了。
如果说时间不够和军舰缺乏使勋爵阁下不能给苏丹以援助，而过分的拘礼又妨碍他去阻止帕沙的行动，那末他至少可以给他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指示，要他反对俄国势力过分加强，并竭力把俄国势力限制在更狭小的范围内。他是否这样做了呢？没有！恰好相反，为了不妨碍俄国的行动自由，勋爵阁下竟然要在最危急的时期根本不在君士坦丁堡留驻大使。
“在到7月8日为止的6个月过程中，驻土耳其大使的地位和权威比驻任何一国的大使的地位和权威都更为重要，比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有效地利用。”（马洪勋爵1836年4月
20日在下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离开君士坦丁堡是在1832年9月间，当时驻那不勒斯的公使庞森比勋爵在11月间受命接替他的职位；“在做赴任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困难”，然而接他赴任的军舰是在等着他的；“由于天气恶劣，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没有能早于1833年5月底”。（下院，1834年3月17日）
由于俄军还没有到，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7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于俄军还没有到……”这一段话作“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被召回是在9月间，而庞森比勋爵接到委任状是在11月间。但是，既然伊布拉希姆－帕沙还没有越过托罗斯山，还没有揭开科尼亚会战，俄国人还没有占领沙皇格勒，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7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编者注］
况且，勋爵阁下又何必要阻碍俄国人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怀疑，在俄国政府的政策中一般说来会有任何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下院，1833年7月11日）
是啊，当然没有！俄国并不想瓜分帝国，它倒是想整个独占。帕麦斯顿勋爵从这个怀疑中获得了信心，此外，由于他“怀疑俄国的政策是否会在现时就要立刻达到这一目的”，就使他产生了第二个信心，而第三个“信心”是他从第三个“怀疑”中得来的，即：
“俄罗斯民族〈试想一想吧！俄罗斯民族！〉把它的势力、居住中心及政府机关移到南方各省，乃是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必然结果，但是俄罗斯民族对这种迁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很值得怀疑。”（下院，1833年7月11日）
除这些反面论据外，勋爵阁下还有一个正面论据：
“陛下政府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看着土耳其首都被俄国武装力量占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俄国政府援助苏丹的时候是以它的名誉作保证的，对于这种保证我是无限信任的。”［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段引文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他怀着这种对俄国的信任，信赖俄国不会消灭波兰的宪法和民族生存。但是沙皇颁布了1832年的组织法，把波兰宪法和民族生存都消灭了。虽然如此，勋爵阁下所抱的无限信任仍然丝毫没有动摇”。——编者注］（下院，1833年7月11日）
勋爵阁下所怀抱的信任是那样玄妙和坚定，是那样充分、固定、牢不可破、难以名状、无与伦比和难以医治，是那样无限、无畏和无先例，以致他在1834年3月17日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经成为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时仍然确信无疑地说，“大臣们并没有信任错”。的确，如果天性使他的信任之心大得反常，那又怎么能怪他呢？
第五篇
1833年8月21日，“先驱晨报”发表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内容。8月24日，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下院询问帕麦斯顿勋爵：
“俄土之间是否果真缔结了攻守同盟条约？我希望勋爵阁下能在议会本届会议闭会前不仅把所缔结的条约的本文，而且把有关土俄之间缔结这些条约的全部情报提交议院。”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不列颠政府一旦肯定所提到的条约确实存在，一旦获得这一条约的本文，那时它就会决定它应当采取什么政治方针……新闻界有时先于政府获得消息，决不能因此责难政府。”（下院，1833年8月24日）
过了7个月，他要议会相信，对他来说
“要在8月间获得9月间未能在君士坦丁堡最后批准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正式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下院，1834年3月17日）
诚然，条约他是知道的，但只不过是非正式而已。
“不列颠政府得知俄军是带着这项条约撤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之后，感到很惊奇。”（帕麦斯顿勋爵1848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不仅如此，勋爵阁下早在条约签字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它。
“土耳其政府刚一收到它〈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草案〉，就把它交到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馆，并请求英国保护它对付伊布拉希姆－帕沙和尼古拉这两方面的逼迫。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这件事还被极端背信弃义地通知了俄国大使。于是第二天俄国大使就把土耳其政府交给英国大使馆的那一份条约副本递交土耳其政府，并且讽刺地建议下次要挑选一个比较可靠的受托人。”（下院，1848年2月8日）
[320]
但是子爵阁下毕竟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部目的。他在下院被质询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事是1833年8月24日，那时他对这一条约是否存在还不能肯定。8月29日，议会就宣布休会，这时议会从国王敕语中得到这样一个令人快慰的担保：
“破坏土耳其和平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议员们可以相信，国王对于有可能使土耳其帝国的现状或它将来的独立受到损害的任何事件，都是极密切地注视着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解决俄国有名的七月条约之谜的钥匙。条约是在7月间签订的，到8月间，公众通过报纸得知了有关条约的某些消息。在下院有人就质询帕麦斯顿勋爵这件事情；当然，他是一无所知的；议会也闭会了，等到议会复会时，条约已成往事，或者像1841年那样已经不管舆论的反对而生效了。
议会于1833年8月29日闭会，1834年2月5日复会。在这闭会和复会之间发生了两件互相有密切联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英法联合舰队开到了达达尼尔海峡，在那里显示了一下三色旗和联合王国的国旗之后就开到士麦那，然后又回到了马尔他。第二件事是1834年1月29日俄土两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一个新条约[321]。这一条约刚一签字，联合舰队就返航了。
这一联合行动的用意在于愚弄英国人民和欧洲，要他们相信，在土耳其领海及土耳其沿岸举行敌意示威是针对着土耳其政府的，因为它缔结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而且由于这个行动，俄国才被迫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上述的那项新条约。这个新条约显然为土耳其政府解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强加给它的某些义务，因为俄国在条约中答应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土耳其应付的赔款缩减为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一。其他各项条款无非是确认阿德里安堡条约，根本没提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且一个字也没有提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相反地，条约为土耳其减轻的负担，还成了俄国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所规定的达达尼尔海峡对欧洲封锁付出的代价。
“在〈不列颠舰队〉举行示威的当天，勋爵阁下向俄国驻英大使担保说，舰队的这种联合行动对俄国决无任何敌意，不应当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对俄国的敌对示威，其实这种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用意。我这样说是根据勋爵阁下的同僚、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的权威性证词。”（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圣彼得堡条约最后批准之后，勋爵阁下对于俄国所坚持的条件的不过分表示满意。
议会复会之后，在外交部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登出一则简讯，断言圣彼得堡条约
“不是证明了俄国考虑问题时稳健和明智，就是证明了英法同盟以及两强国使用的强硬而一致的言词对圣彼得堡最高当局产生了影响”。（1834年2月24日“地球报”）
这样一来，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注：在1854年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这段话作“这样一来，一方面，阿伯丁勋爵和威灵顿公爵抗议过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就从英国方面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事后承认，因为勋爵阁下对圣彼得堡条约正式表示满意，而圣彼得堡条约只不过是最后批准阿德里安堡条约；另一方面，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编者注］
但是这种诡计不管多么巧妙，却仍然没有成功。1834年3月17日希尔先生提议
“把俄土两国缔结的一切条约以及英、土、俄三国政府间有关这些条约的一切往来文件的副本提交议院。”
勋爵阁下拚命地反对这一提案，硬要议院相信“只有议院完全信任政府”并拒绝这项提案，“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结果这项提案被否决了。但是他拒绝提交文件的理由是这样荒谬和笨拙，以致罗伯特·皮尔爵士用自己的议会语言把他叫做“使用完全不合逻辑的论据的演说家”，而他的崇拜者伊文思上校也止不住这样叫了起来：
“勋爵阁下的这次演说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历次演说中最不能令他满意的一次。”
帕麦斯顿勋爵竭力说服议院，要它根据俄国的保证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看做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条约”。据说这种相互原则就表现在，一旦战争爆发，达达尼尔海峡不仅对英国封锁，而且也对俄国封锁。这种断言本身就不对；即令是这样，那末这种相互原则也无非是英国－爱尔兰式的，即一切好处都被一方独占。因为达达尼尔海峡并不是俄国到黑海去的入口，相反地，而是从黑海出来的出口。
希尔先生断言“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后果必定就像土耳其政府把达达尼尔海峡让给了俄国一样”，帕麦斯顿勋爵无法驳倒这种说法，他承认条约对不列颠军舰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并且承认一旦英俄之间发生战争，则“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事实上很可能甚至对商船也封锁进入黑海的入口”。但是，如果政府能保持“镇静”，如果政府“不表示不必要的不信任”，即默默地赞同俄国今后的一切掠夺行为，那末他
“可以认为，甚至这一条约生效的事情也有可能不发生，因此，条约实际上将等于一纸空文”。（下院，1834年3月17日）
此外他还断言，不列颠政府从缔约双方得到的“保证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政府拒绝反对这个条约。可见，在帕麦斯顿看来，应当注意的不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条款，而是俄国在条约这件事情上所作的保证，不是俄国的行动，而是它的言词。但是就在当天，有人提起他注意法国代办拉格兰奈先生对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抗议以及涅谢尔罗迭伯爵在“圣彼得堡报”[322]上作答时所说的“俄皇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当拉格兰奈先生的照会中的声明不存在”这种傲慢无耻的话，这时勋爵阁下就否认了自己说过的话，转而发挥相反的道理来了，他声称，
“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首先必须重视外国的行动，而不是它们在个别场合下对某一件事情所使用的言词”。
这样，他忽而叫人注意俄国的言词，不管它的行动，忽而又叫人注意它的行动，不管它的言词。
1837年他仍然对议院肯定地说，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下院，1837年12月14日）
而10年以后，当条约早已不存在，勋爵阁下刚刚准备好要扮演真正的英国大臣和《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323]的角色的时候，他才老老实实对议会说，
“无疑，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俄国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伯爵在那种使土耳其难于拒绝的情况〈正是勋爵阁下所造成的〉下强加于土耳其的……实际上，条约使得俄国政府可以干涉土耳其的事务并迫使它接受条件，这是和这个国家的独立不相容的”。（下院，1848年3月1日）
在议会关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勋爵阁下像喜剧里的小丑一样，有一个能够满足任何要求和回答任何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现成答话，随时可以使用。这就是：英法同盟。当人们对他纵容俄国大加嘲笑的时候，他很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如果这些嘲笑针对的是目前英法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那末我要说，我对于我能参与促成这种诚意协商感到非常自豪和满意。”（下院，1833年7月11日）
当有人要求他提交有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时，他回答说：
“英法两国现在巩固了它们之间更加亲密的友好关系。”（下院，1834年3月17日）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发言时大声叫道：
“我只想指出一点：勋爵阁下只要由于我们欧洲政策的某一问题而陷入窘境，马上便使用一个现成的脱身之法，即向议院祝贺英法之间的亲密同盟。”
但是同时勋爵阁下也使他的反对者托利党人越来越有理由猜想，“英国是不得已才纵容对土耳其的侵犯行为的，这种侵犯行为的直接鼓励者是法国”。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拿出同法国的同盟给人看是要掩盖暗中听命于俄国的事实，与此相仿，1840年大嚷大叫同法国决裂是要掩盖同俄国的正式同盟。
勋爵阁下大量提供已经发表的就比利时立宪王国问题谈判情况的文件，大量提供关于“独立国”葡萄牙情况的许多口头上的和文字上的解释，数量之多，已使人为之厌倦，可是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使他拿出任何一份有关第一次叙土战争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来。1833年7月11日人们第一次要求他把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提交出来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提案提得过早，事情尚未结束，结果还不知道”。1833年8月24日他说，“条约尚未正式签字，他尚未弄到条约的全文”。1834年3月17日他断言，“谈判尚在进行……，争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尚未结束”。甚至在1848年，当安斯提先生告诉他，要他提交文件是因为确信这些文件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同沙皇进行秘密勾结的时候，我们这位英勇的大臣却宁肯用5个小时的演说来消磨时间，也不愿用那些一目了然的文件来消除怀疑。这些还不算，1837年12月14日他还厚颜无耻地对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断言［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句话是这样：“1837年12月14日他在反驳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关于提交文件的决议案时，他的那一套谎言、托词、矛盾、诡计和谬论已经达到了顶点，竟说……”。——编者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文件早在3年前”，即1834年当他声言只有不把这些文件转交议院“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议院了”。同一天他还对阿特伍德先生说，
“这个条约现在已经成了往事；条约的签订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已经满了。可尊敬的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是完全不适当的”。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效期限按照原来的规定应该到1841年7月8日满期。1837年12月14日帕麦斯顿勋爵就对阿特伍德先生说，这个期限已经满了。
“现在你还能想出什么诡计，什么花招，什么藏身的窟窿，可以来掩盖你这场公开的众目所见的耻辱吗？杰克，你现在还能想出什么诡计？”［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对福斯泰夫说的话）。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的结尾不是莎士比亚剧作的这段台词，而是下面这样一段话：“这就是那一位为俄军敞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使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舰队封锁、帮助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数月、帮助他建立了对土耳其的多年控制的英国大臣用来给自己筑成最后一个藏身之所的一套卑劣的骗术。如果设想他现在会来个180度的转变，挺身出来反对他长久为之效忠的朋友，那就非常荒唐了”。——编者注］
第六篇
在俄国辞汇里找不到“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做法国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是honneur？这是法国人的chimère”［注：《honneur》——“荣誉”，《chimère》
——“幻想”；“什么是”和“这是法国人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编者注］。俄国的荣誉这一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阁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沙皇的“荣誉”作保。1853年的议会闭会时他这样做了，1833年的会议闭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阁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无限信赖沙皇会知荣誉和守信用”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曾经对西方保密，看了它们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会没有任何疑问，——如果这种疑问曾经有过的话。这时，勋爵阁下甚至用不着把俄国人刮一下就可以发现鞑靼人的原形。一个奇丑而不加任何掩盖的鞑靼人被他弄到了手［注：双关语：《to catch a Tartar》（弄到一个鞑靼人）转义是“娶了一个泼妇”、“弄到一个烫手的东西”。——编者注］。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臣们和外交官的自供状，这些俄国的大臣和外交官撕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暴露出自己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十分坦白地商量实行侵略的计划，轻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愚蠢的轻信，恣意嘲笑所有这些维莱尔、梅特涅、阿伯丁、坎宁和威灵顿之流。他们抱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廷臣的尖酸刻薄，一同策划着怎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敦；怎样唆使他们互相倾轧，把他们全都变成单纯的俄国的工具。
原来，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大臣们和大使们从本世纪初到1830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把它们忘记了。子爵阁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却对不列颠议会和全世界特别热狂地宣布他“无限信赖俄国皇帝的知荣誉和守信用”。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于1835年末在有名的“文件集”上发表了出来，这并不是勋爵阁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在其他方面如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谋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威廉四世诏谕勋爵阁下交出上述文件；这些文件交出后，在温莎城堡立即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最好是把这些文件印出发表。尽管勋爵阁下强烈地反对，国王还是强迫他以外交部的名义批准了发表，因此，负责编印这些文件的发行人所发表的东西，没有一句话不是经勋爵签署或简签的。我本人就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看到过勋爵阁下的简签，但勋爵阁下却否认这些事实。帕麦斯顿勋爵是被迫把这些文件交给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后者正是‘文件集’的实际发行人。”（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国王死后，帕麦斯顿勋爵拒绝向印刷所主人支付印刷“文件集”的费用；他公开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否认外交部与发表文件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晓得他用了什么方法，竟使他的副大臣巴克豪斯先生在这份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1839年1月26日的“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下面一段文字：
“昨天的‘泰晤士报’公布了被帕麦斯顿勋爵撤职的乌尔卡尔特先生同奉子爵阁下之命来取代这个职务的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我们虽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对此感觉如何，但我们对于被看做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其他任何人会有怎样的感觉却是完全清楚的。可以肯定地说，公开出来的这种通信最有力不过地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文件集’所发表的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得到帕麦斯顿勋爵许可以后才印行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对国内外政界负责的国家活动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对印刷者和发行者的负有债务的主顾，勋爵阁下对于发表这些文件都是负责的。”
土耳其在1828—1829年的那次失败的战争中弄得财源涸竭，阿德里安堡条约又使它对俄国负着债务，因此它曾不得不更加扩大了那种令人厌恶的专卖制，只允许那些向政府购买了许可证的人卖东西，几乎所有商品的发卖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国内的商业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高利贷者的手里。乌尔卡尔特先生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同苏丹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这项条约要能保证不列颠贸易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土耳其的生产力的发展，整顿它的财政，从而使它摆脱俄国的羁绊。这个条约的有趣的经历，在安斯提先生的下面一段话里讲得最清楚：
“帕麦斯顿勋爵和乌尔卡尔特先生之间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通商条约进行的。1835年10月3日乌尔卡尔特先生被委任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唯一目的是叫他在当地确保土耳其接受这个通商条约。但是他一直拖到1836年6月，甚至到7月还不动身。帕麦斯顿勋爵催促他快去。但他对多次要求他出发的建议总是这样回答：只有当这个通商条约完全取得贸易部和外交部的同意时，我才动身，我将亲自把它带到土耳其，设法使土耳其政府接受……最后，帕麦斯顿勋爵认可了这个条约，条约随即送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同时帕麦斯顿勋爵指示他绝对不要叫乌尔卡尔特先生插手谈判，把谈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这完全连背了同乌尔卡尔特先生谈妥的协议〉。但是，一当乌尔卡尔特由于勋爵阁下的阴谋而被调离君士坦丁堡，条约立即就被搁置到一边去了。两年以后，勋爵阁下又提起这个条约，这时他在议会里把乌尔卡尔特先生大大恭维了一番，称他为条约的拟制者，并且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但是勋爵阁下歪曲了这个条约，各项条款都来了个伪造，把这个条约变成了一个毁灭我国贸易的条约。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原条约是把住在土耳其的大不列颠的臣民置于同最惠国的国民〈即俄国人〉平等的地位。被帕麦斯顿勋爵窜改了的条约却把大不列颠的臣民和身负重重税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臣民放到了一起。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除条约本身规定的一切捐税外，废除了各种过境税、专卖制、捐税及其他一切关税。帕麦斯顿勋爵所伪造的条约却专立一款，承认土耳其政府有颁布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贸易规章或限制法令的绝对权利。在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中，进口税率仍照旧为3％；在勋爵阁下的条约中，进口税率却从3％提高到5％。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调整ad valorem〔从价税〕如下：如果纯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按照通常在专卖制度下所规定的价格很容易就能在外国港口销售的话，则土英两国的全权代表所规定的出口税率可以充分提高，以便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增加国库收入；如果是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在外国港口的售价不足以抵偿高额税率，则出口税率可以适当降低。帕麦斯顿勋爵的条约却为各种商品定出了一个20％的固定的从价税，不管商品受得住这样的税率与否。原条约也赋予土耳其商船和商品以贸易自由的特权，伪造的条约却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抗议勋爵阁下的这种伪造，我抗议他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最后，我还要抗议他欺骗议院，硬说什么这就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拟的那个条约。”（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被勋爵阁下窜改了的条约对俄国是这样有利，而对大不列颠却是这样有害，以致列万特各国的某些英国商人决定从此以后要在俄国商号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而另一些商人，正如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报道的，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才没有这样做。关于勋爵阁下和国王威廉四世之间的秘密关系，安斯提先生向下院讲了下面一段话：
“国王要勋爵阁下重视俄国日益加紧进逼土耳其的问题……我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得已才接受已故国王的私人秘书的指示的，当时他是否对君王的意志让步决定着他的去留问题……勋爵阁下有时也斗胆找个机会试图进行反抗，但是事后总是要低声下气地表示悔悟，或者迎合奉承一番。我且不来断定勋爵阁下是否果真被解除过一天或几天的职务，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是有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的危险的。我所指的就是已故国王发现了勋爵阁下在任命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时竟同俄国政府一个鼻孔出气，把原来被委任了这个职务的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撤职了，而让已故的德勒穆伯爵这位更合沙皇口味的人去做这个大使。”（下院，1848年2月23日）
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正当国王对勋爵阁下的亲俄政策作徒劳无功的斗争时，勋
爵阁下却同他的辉格党的同僚一起，在公众中煽起一种对国王的猜疑心理，使人们认为是国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托利党的信徒——破坏了“真正英国的”大臣所作的反俄努力。托利党人是倾向于俄国宫廷的专制原则的，现在把这种倾向加在国王身上，帕麦斯顿的政策自然就可以得到唯一的一个解释了。辉格党的寡头们有一次在议会里曾神秘地微笑，因为这时亨利·利顿·布尔韦尔正对议院说，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在谈到东方问题时说，英国宫廷惧怕法国的原则比惧怕俄国的野心还要厉害”。（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们又一次微笑了，这一次是在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向勋爵阁下提出如下质问的时候：
“当奥尔洛夫伯爵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来到英国时，朝廷是怎样接待他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国王临终之前，曾会同他的秘书——已故的赫伯特·泰勒爵士，把一些文件托付给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以便在适当的时刻为威廉四世恢复名声”。这些文件一旦公布，就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勋爵阁下和辉格党的一切当权人物的以往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公众照例只能从这个寡头集团过去所作的夸口、空话以及它所提出的所谓原则方面来了解，总之，只能从它的故意做作和虚假姿势方面，从它的伪装方面来了解。
在这里应该对那位20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给以应有的估价。他的表现说明了他是帕麦斯顿的唯一的一个死对头，他从没有因恫吓而沉默，因收买而让步，因利诱而屈膝。可是阿耳契娜－帕麦斯顿的其他敌人却都被帕麦斯顿用时而恭维时而诱惑的手法愚弄了。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安斯提先生激烈谴责勋爵阁下的一段话，而乌尔卡尔特告诉我们：
“很耐人寻味的是，被谴责的大臣正在设法同一位议员〈安斯提先生〉亲近，表示要同他合作并建立私人的交情，根本不要他正式收回自己的话或道歉。现政府不久前对安斯提先生的正式任命就足以说明一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的进展”[324]）
而1848年2月8日这位安斯提先生则把子爵阁下比喻了一下，说他像
“沙皇彼得一世在访问英国宫廷期间用不列颠商人的黄金收买了的威廉三世的大臣——无耻的卡马登侯爵”。（下院，1848年2月8日）
在这种情况下，起来保护帕麦斯顿勋爵而反对安斯提先生的谴责的有谁呢？这里有希尔先生，也就是那位在1833年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时曾经像1848年安斯提先生那样谴责勋爵阁下的希尔先生。有罗巴克先生，他一度曾经是勋爵阁下的死对头，而在1850年却出力为勋爵赢得了议院的信任投票。有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他曾经整整10年一直在揭发勋爵阁下纵容沙皇，而当给他调了一个工作，把他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大使之后，就心满意足了。甚至还有达德利·斯图亚特，他是勋爵阁下十分心爱的人，只因他冒昧地站在勋爵阁下的反对派方面，曾经被勋爵略施小计一连好几年进不到议会里来，而当他再度进入议会时，就成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ame damnée〔忠实的伙伴〕了。还有科苏特，他本来是可以从蓝皮书上知道出卖匈牙利的是子爵阁下，然而在到达南安普顿时却称勋爵为“亲爱的、知心的朋友”。
第七篇
[325]
只要打开欧洲地图约略看一下，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中心的河，才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在正对着河口的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700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控制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主要是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这个强国再占有了高加索，那末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锁起来，只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使它可以直接控制特拉比曾德；而在里海的统治地位则使它可以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的贪婪的眼光注视到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山脉这两个地方。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住这种统治。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鲁吉亚、明格列里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等最富饶的省份隔开。这样，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军用的道路，从莫茲多克蜿蜒通过达尔雅尔峡谷的关口，通往梯弗里斯；这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加索各部族的袭击。这些高加索部族如果有个军事首领把它们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萨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克斯人由一个首领联合而可能给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不寒而慄”，——德国人库普费尔先生于1829年率领一个学术考察团随同艾曼努埃尔将军考察厄尔布鲁士山时曾这样感叹地说过[326]。
现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同样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领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面临着失掉格鲁吉亚的危险。俄国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
该条约第四款规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沿格鲁吉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库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码头的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圣尼古拉码头在内，统属俄国。”
关于多瑙河，条约有如下的规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支流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诸支流所形成的各个岛屿统属俄国。南岸仍归土耳其政府。但南岸从圣乔治和苏利纳两条支流的分叉处起，距多瑙河两小时路程<6英里>以内的地区规定为非居住区，不得修造任何建筑物。仍属俄国宫廷所有的诸岛也依此规定。在这些岛屿上除设立检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设施或工事。”
这两项条款确保了俄国“扩张领土和获得贸易特权”，因而公开破坏了威灵顿公爵在圣彼得堡签订的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以及俄国同其他大国在伦敦缔结的1827年7月6日的条约[327]。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威灵顿公爵曾发表声明对这个条约提出抗议。（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据马洪勋爵说，阿伯丁勋爵也曾对这个条约提出过抗议。
“他在1829年10月31日致海茨贝里勋爵的急电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许多章节都大为不满，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多瑙河诸岛屿的规定。他否认这个和约〈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在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领土主权、尊重地中海的海上各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签订的。”（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格雷伯爵肯定阿伯丁勋爵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那末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1834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诉我们说：
“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扩张疆界，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绝对不符合的。”（下院，1837年3月17日）
俄国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统治暂时还是名义上的。它要想实现这种统治，只有当它封锁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弹药的道路时才有可能。但是，黑海沿岸以及多瑙河口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了什么诡计得以封锁了多瑙河及黑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颠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且同意俄国自己违反这个条约呢？
这些问题在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里提到了勋爵阁下的面前，这时下院已经收到伦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许许多多的请愿书，纷纷反对俄国在黑海上采取的财政措施，以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挠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贸易的规章和限制。俄国在1836年2月7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下令在多瑙河口的一个沙洲上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检疫条例，说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检查，强迫它们纳税，并且有权扣留那些敢于违抗的船只，把它们解往敖德萨。早在检疫所建立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以建立检疫所为名而设立海关和筑起炮台以前，俄国政府就曾摸了一摸底，以便确定它对英国政府耀武扬威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德勒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办事，就英国贸易受到阻挠一事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他奉命去见涅谢尔罗迭伯爵。涅谢尔罗迭伯爵叫他去见新俄罗斯的省长；新俄罗斯的省长又让他去见驻加拉茲的领事；后者同不列颠驻布来洛夫的领事作了接触，建议不列颠领事把那些被征税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叫到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场来，以便进行调查；当然，当时是已经知道那些船长都在英国，才这样做的。”（下院，1836年4月20日）
[328]
俄国1836年2月7日的法令引起了不列颠商界的普遍注意。
“当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许承认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检查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议院不毅然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那末这些船只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议院如果不这样做，那末总排水量至少有5000吨的不列颠船只就会被扣留并解往敖德萨，不依从俄国的无理要求就走不掉。”（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提出要求领有多瑙河口附近多沼泽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违反俄、英及其他列强于1827年缔结的条约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设置炮台，则违反了明确规定不许在离河6英里以内的地区修筑任何工事的阿德里安堡条约本身。征收税款和阻碍多瑙河上的通航，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因为该条约曾宣布：从多瑙河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税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现行的税额”，即1815年的税额；“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不得有丝毫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就是：违反1827年的条约的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又被俄国自己违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维也纳条约被人违反所致。
要想叫帕麦斯顿勋爵作一个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声明，成了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事。至于维也纳条约是否被人违反的问题，则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过任何违反这个条约的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缔约国肯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所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各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这时，斯图亚特先生证明，俄国是十分嫉妒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因为它们的贸易从1834年起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而加拉茲则成了多瑙河上进行谷物贸易的最大的堆栈，在谷物贸易方面排挤着敖德萨。勋爵阁下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极可尊敬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极可尊敬的朋友所证明的只是，我们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贸易。”
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俄国阻挠了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多瑙河各公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帕麦斯顿勋爵反驳的是，俄国在几乎没有这种贸易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阁下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犯。帕麦斯顿勋爵回答的是，就是在俄国还没有实行这些侵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实在的，哪里谈得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像政府要不是议院的直接干预便不会对这些情况采取预防措施”呢？帕麦斯顿终于得以阻止下院通过决议，因为他向下院保证
“王国政府丝毫不想容忍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
同时他还叫议院
“不要无事惊慌，以致使别的国家说我们是有意挑衅，或给它们这种说法以口实”。
下院进行的这场辩论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颠商人写了一封信给外交部，控诉上面所说的那项俄国的法令。大臣助理给了他以下的一个答复：
“帕麦斯顿子爵命我通知阁下，他已请皇家法律顾问就俄国在1836年2月7日的法令中所宣布的条例发表意见。同时帕麦斯顿勋爵还命我通知阁下，关于阁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王国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没有权利在多瑙河口征收任何税款；阁下吩咐自己的代理人拒绝缴纳任何这类税款，这样做是对的。”
商人按照这样的指示去做了。但勋爵阁下却是把他完全出卖给了俄国：据乌尔卡尔特先生说，驻伦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领事现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要抽税，而且“在莱蒂岛上仍设有检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设立检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捐税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多瑙河口的唯一的一条尚可航行的苏利纳支流划归俄国所有。在这条支流过去属于土耳其人的时候，河床的深度为14—16英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深度；自从转属俄国以来，河床的深度降到了8英尺，即降到运粮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尽人皆知，俄国是维也纳条约的参加国，该条约第一一三款规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线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
然而俄国却发现，维持苏利纳支流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些破碎的船只堆积到河底，把水浅的地方变成沙泥滩，这样来逐渐降低河水的深度。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一步步地违背维也纳条约的行为以外，俄国还违背那个除检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许在苏利纳支流修造任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它竟然下令在那里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强征捐税来维持；这些商船，由于河床堵塞而不得不停下来花钱雇用平底船装卸，这就成为俄国强征捐税的借口。
“Cum principia negante non est disputandum〔同否认原则的人不必辩论〕。对于人所共知是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帕麦斯顿勋爵1823年4月30日的演说）
于是，子爵阁下就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主义，满足于对俄国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了。但他到这里还不停步。1840年7月6日，他肯定地告诉议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维也纳条约作保证”；1840年7月13日，他向议院诉苦说，虽然俄国占领克拉科夫是违背维也纳条约，但是“英国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然而，在说了这些话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间”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注：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英国”作“对英国军舰”。——编者注］封锁的条约。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了“以强力维护”维也纳条约的唯一可能，欧克辛海［注：黑海的古称。——编者注］也就的的确确变成了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就假装出向舆论让步的样子，一连串发射了许多纸上声明的空炮，用规劝的和多情的语调提醒那个“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说，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道路的欧洲一条大河的河口割让给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负了责任和义务，它应该把遵循这些责任和义务看做是有关自己名誉的事情。”
涅谢尔罗迭伯爵对这样顽强地强调抽象原则所作的答复是这样一句老话：“问题将仔细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不时地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人们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遗憾”。
这样，由于勋爵阁下的关照，1853年多瑙河就宣布不能航行了，粮食都烂在苏利纳支流上，而法国、英国和南欧则受着饥饿的威胁。另一方面，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属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欧克辛海之间的铁门”。俄国掌握了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百宝钥匙；西欧的政策什么时候应当受到惩罚，它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注：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是以下面两段话结尾的：“然而，帕麦斯顿同俄国之间在俄国的多瑙河计划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秘密勾结，仍然直到关于切尔克西亚的辩论时才被揭发出来。就在那时，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才说明：‘子爵阁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即承认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所抗议的那个条约。
至于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尽其可能地做了这些事和怎样把切尔克西亚出卖给俄国的，准备用专文来写”[329]。——编者注］
第八篇
1836年4月20日下院收到的请愿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根据这些请愿书而提出的议案，不仅有多瑙河问题，而且有切尔克西亚问题，因为商业界盛传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沿岸被封锁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许多港口卸货。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说：
“如果议会信任我们，如果它把外交仍交给我们去办，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1836年4月20日）
数月以后，即1836年10月29日，乔治·贝尔先生的一艘运盐商船“雌狐号”从伦敦开往切尔克西亚。11月25日该船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一卡列湾被俄国军舰截去，理由是“该船被用来同被封锁的海岸联系”（俄国海军上将拉札列夫1836年12月24日给英国船长却尔茨的信）。商船、它的货物和人员被押解到塞瓦斯托波尔港，1837年1月27日被俄国人判了罪。这时已经不谈什么“封锁”了，而是干脆宣布商船“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贼船，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输入盐是被禁止的，同时在苏茹克—卡列湾，即在俄国的港湾，又没有设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该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予奖赏。英国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换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船上人员被当做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萨，又从敖德萨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许他们从那里返回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以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奥格斯堡报”上写道：
“在我所参观的俄国战列舰中，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苏茹克－卡列号’，即以前的‘雌狐号’，现在插着俄国国旗。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小小的舰艇现在是所有俄国船只中最好的一只帆船，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是帕麦斯顿勋爵履行他“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种诺言的最好机会。但是，除了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以外，这里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俄国在扣留“雌狐号”时说它违犯了俄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它违犯了俄国的关税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这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关税规章，也就是把切尔克西亚看做是它的藩属，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要塞的工程。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过的那样，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但是1827年7月6日的条约已规定，俄国不得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做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和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1827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正如威灵顿和阿伯丁所抗议的那样，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俄国并没有权利要土耳其把切尔克西亚割让给它。另一方面，土耳其也不能把不属于它的东西让给俄国。切尔克西亚对土耳其政府始终是独立的，所以还在阿纳帕驻有土耳其帕沙的时候，俄国就曾经同切尔克西亚的首领数次签订沿海贸易的协定，因为当时正式规定土耳其的贸易只限于阿纳帕港口。既然切尔克西亚是个独立国家，那末俄国人认为自己有权要它实施的地方管理法、卫生条例和关税法令等等，它是否应当遵守，就像坦比哥是否应当遵守俄国的法律一样了。
另一方面，如果切尔克西亚是一个同俄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外国，那末俄国只能在它能够实际实行封锁，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即在俄国拥有能够强行封锁的海军舰队，并且真正控制了海岸的时候，它才能向切尔克西亚宣布这种封锁。但是，在全长200英里的海岸线上，俄国只有3个孤立的炮台，其余的切尔克西亚领土完全掌握在切尔克西亚人的手中。在苏茹克－卡列湾，连一座俄国炮台也没有。封锁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并没有实行封锁的海军力量。两艘英国船——“雌狐号”和另一艘于1834年曾到过这个海湾的船的船员们曾经要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海岸根本没有被俄国人占领，而且这一点也为两个于1837年和1838年到过这个港湾的英国旅行家公开声明所证实。（“文件集”1844年3月1日第8号）
当“雌狐号”开进苏茹克－卡列湾时，
“无论从船上还是从岸上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国军舰……‘雌狐号’抛锚以后又过了36小时，正当船主和几个高级职员上岸同切尔克西亚当局就货值税率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俄国军舰才驶进港湾……这艘军舰并不是沿岸行驶的，而是从公海上开来的”。（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既然借口违犯封锁令而下令扣留“雌狐号”的圣彼得堡当局又借口违犯关税规章而把“雌狐号”没收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举出新的证明了。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来说看来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独立问题同黑海航行自由问题、英国贸易的保护问题以及俄国对英国商船的粗暴的海盗行为问题合到了一起。他们得到海上霸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没有疑问，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经过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许多个星期的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文件集”〉上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查过的地图上标明切尔克西亚是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
谁能想到高尚而侠义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把俄国的这种劫夺英国财产的海盗行为变成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和致命地打击切尔克西亚独立地位的良机呢？
1837年3月17日，罗巴克先生根据“雌狐号”被没收的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
“英国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间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全部往来文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缔结后占领黑海沿岸诸港口及地方有关的协商和谈判的报告书”。
罗巴克先生惟恐别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肠和从抽象原则出发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它侵犯了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请求我国〈显然，这个国家是在“整个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给侵略者以惩罚。”
因此他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到墙角了，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发表了长篇演说，并且，用休谟先生的话来说，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谁实际上占有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是由于它违犯了财政当局所规定的关税规章，还是因为确实存在着封锁，以及他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让货船去切尔克西亚的一个地点会不会有危险或者有什么不妥之处，结果从外交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先生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像是在读西班牙“斗篷和短剑”式的喜剧，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完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的内容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能不回想起达来朗的名言：言语是掩盖思想的！”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所提到的海上进行贸易，是否存在着为王国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他想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还告诉他，“商号自己应该知道做某种生意是否值得”。贝尔先生说：“我根本不是问阁下这个问题；我所要知道的只是王国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的封锁”。勋爵阁下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330]，——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英国商人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指令更为适当。贝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这种封锁或其他任何贸易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自己很快就上了“伦敦官报”。
“我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帕麦斯顿勋爵说——“是想让他看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锁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没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因此也就根本谈不到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帕麦斯顿勋爵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大不列颠承认俄国的封锁，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 并不是俄国的 一部分领土，因为“官报” 并不发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国内叛乱而对本国的一部分领土实行封锁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末在切尔克西亚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关税规章。可见，按照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所说的来看，他在给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锁切尔克西亚沿海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贸易限制。诚然，从他的整个演说里可以看出他是想叫议院做出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他也公开声称：
“俄国在多瑙河口地区、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进行疆界扩张，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在演说完毕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经不堪负荷他过去的政策所招致的种种不幸，不像是又在策划未来的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一段严厉的责备：
“勋爵阁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现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颠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像他这样前后不一、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阁下还要让俄国欺侮大不列颠和损害英国贸易多久呢？勋爵阁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好吹嘘的寻小事争吵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
是谁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呢？不是别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
“雌狐号”是在1836年11月25日被劫走的。我们刚才所引的下院的激烈辩论是在1837年3月17日进行的。但是1837年4月19日勋爵阁下才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要它
“指明它根据什么理由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颠臣民的商船”。
1837年5月17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德勒穆伯爵的如下的一封急电：
“阁下！关于对苏茹克－卡列是否de facto〔事实上〕存在着军事占领的问题，我应该向阁下禀报：海湾有一座以女皇之名命名的炮台（亚历山得拉），并且由俄国的常备军驻防。
永远忠实于你的
德勒穆”
亚历山得拉炮台的实在性，连波将金在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克里木去巡游时请她参观的纸扎的村落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着再说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急电的5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王国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经俄国根据1783年的条约承认属于土耳其，而现在，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肯定的那样，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而属于俄国，所以王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提出异议。”
关于这次交涉，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去为交涉做准备，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把交涉结束了。他上面那一封1837年5月23日的急电把交涉突然打断了。这封急电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4月19日到5月23日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以正式抗议开始，但却以表示满意告终。看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断言已经说服了政府，使它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我们所说的那个海岸割让给俄国了。为什么政府对这种诏令没有提出抗议呢？”（下院，1838年6月21日）
发生上述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国王威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勋爵阁下迟迟不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谈判的时候，国王还健康如常。而他突然打断谈判，却正是国王快死的时候，勋爵阁下对外交部已经独断独行，好像已成了大不列颠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一定的打算的，即想刺一下沙皇，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约不屑一顾并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爵阁下则在国王快死的时候，大笔轻轻地一挥就以国王的名义正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承认了俄国领有切尔克西亚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这一着玩得真够俏皮！
贝尔先生我们已经说过是上了“官报”了，而当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乌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劝诱贝尔先生让‘雌狐号’作这次冒险”。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是不敢公开反对这次冒险的。因此在“文件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随后才出现了经勋爵阁下审查过的那幅切尔克西亚的地图，接着才有他给贝尔先生写的模棱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议院所作的含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货物的贝尔先生的弟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紧急公文，而驻土耳其政府的不列颠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才直接鼓动他去做他的这趟生意。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之初，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1837年12月14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询勋爵阁下，他回答说：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英国政府对这些解释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捉走是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关税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像英国一样地向人类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顿勋爵1837年12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勋爵阁下就向下院提交了他同俄国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1838年，各党派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6月21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发动了突然的攻击。现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起的控诉，并且处理贝尔先生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的提议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名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
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说：
“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统辖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实行它以武力强迫别国遵守的关税规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商人都没有权利要求王国政府表示意见。”
休谟先生问道：
“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末要外交部做什么？”
勋爵阁下继续说道：
“据说，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贝尔先生，是由于我所给他的回答而上了我所设下的圈套。谈到圈套，则这个圈套不是别人给贝尔先生设下的，而是贝尔先生给别人设下的。”
这里指的是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些问题。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1838年6月21日），一个很大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即使勋爵阁下在1836年有心要去反对俄国的野心，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简单：早在1831年他刚一上台就首先承认了俄国侵占高加索，这样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正如斯坦利勋爵（现在的得比勋爵）所指出的，俄国当局于1831年8月8日曾通知它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说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规定卫生检查条例”，还说，大使必须“把上述条例通知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曼政府。”
允许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行除在上述文件中提到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谓卫生条例及关税规章，就等于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权利，这样也就等于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安堡条约。
斯坦利勋爵说道：“这些通知通过最正式的手续交给了驻君士坦丁堡的孟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通知英国商人，而且这些通知也送给了帕麦斯顿勋爵阁下。”
而帕麦斯顿勋爵则“一反历届政府的常规”，没有让也不敢让“劳埃德委员会[331]知道已经发出这种通知的事实”。罗伯特·皮尔爵士惊呼：勋爵阁下犯下了“隐匿六年”之罪。
当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仅以16票的多数——184票反对，200票赞成——而幸免于
罪。但是这16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们静默下去；他们的枪声正在向世界证明：高加索决不“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断言”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附和的那样“属于俄国”！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0月—12月初
载于1853年10月22和29日，11月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人民报”第77、78、79、80、81、84、85和86号，署名：马克思博士；一部分作为社论发表于1853年10月19日、11月4和21日及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3916、3930和3973号，并以单行本形式于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原文曾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单行本核对
[295]“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最著名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1853年10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并且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则从第一篇文章就不署作者姓名把它作为社论刊登出来，于是接着刊登的文章也就成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形式。“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12月24日这段时间内共刊载了8篇。最后一篇也和前几篇一样，结尾都附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在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谈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往后拖到1854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1853年12月6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了。该报共发表了4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1853年10月19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两家报纸所发表的原文也不尽相同。显然，马克思在给“论坛报”和“人民报”寄原稿时，估计到这两家报纸发表这篇抨击文的形式不同，对文章稍微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但除此以外，“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则带有报纸编辑改动作者原文的痕迹。
这组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传播很广。1853年11月26日“格拉斯哥哨兵”（《Glasgow Sentinel》）转载了“论坛报”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人民报”上的第三篇）。1853年12月伦敦的出版者塔克尔以同一标题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1854年初，这个单行本再版，这次再版有马克思参预，他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这个单行本作了修改和补充。不久，塔克尔又出版了另一个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这个单行本是翻印“人民报”发表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及第五篇，改动不大。这两种单行本作为第一、二两号被编入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评论集”（《Political Fly-Sheets》），并于1855年和其他作者的抨击文一起重版。塔克尔在这一版他自己写的序言中提到了抨击文第一、二两号的作者——马克思的名字（在目录中，抨击文第一号“帕麦斯顿与俄国”的标题改为“帕麦斯顿与波兰”）。其他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马克思就不愿刊载在塔克尔的出版物中了，因为他不愿让他的作品同“政治评论集”所收进的乌尔卡尔特的著作混杂在一起。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们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顿上有共同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855年11月17日和1856年1月5日，与帕麦斯顿对立的乌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Sheffield Free Press》）刊载了“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中的两篇（即“人民报”发表的第三、六两篇）。其中的前一篇还单独重印，编为设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闻’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第4A号。差不多就在同时，所有8篇还刊载于乌尔卡尔特派的伦敦机关报“自由新闻”（《Free Press》）的五号上（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日和12日、2月9日和16日），并由“‘自由新闻’小丛书”单独印行，标题“帕麦斯顿勋爵传”，作为该丛书的第5号出版。单行本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早在1853年11月2日就在纽约的“改革报”上用德文发表，译文是由阿·克路斯从“论坛报”上节译的。在编辑部的前言中说道：“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些文字。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非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11月2、3、4、8和9日刊载在“改革报”上的“帕麦斯顿”一文，相当于“人民报”发表的第一、二两篇。1855年2月，马克思把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两篇文章寄给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新奥得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人民报”和“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的摘要。马克思的抨击文的摘要（有作者的署名）还曾经由德国政论家爱·费舍在他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1、2两卷（《Das Neue Portfolio．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中发表。
1893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篇曾用波兰文刊载在同恩格斯有联系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出版的杂志“黎明”（《Przed？wit》）第7期上。第七篇曾在1897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论坛报”原文并以同一标题（“英国与俄国”）收进她和爱·艾威林共同出版的马克思论东方问题的文集（K．Marx．《The Eastern Question》）。1899年在伦敦又出版了由爱琳娜·马克思编的8篇文章的汇编：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传记”（Karl Marx．《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第一次用俄文刊行是在1924年。
马克思在写这组抨击文时广泛地查考了史料，首先是查考了所谓的“蓝皮书”（Blue Books）——定期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英国议会资料及外交部文件。此外，他还利用了关于议会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汉萨德出版的“议会辩论”（《Parliamentary Debates》），以及各种国际条约和外交文件汇集、评论集和大量报刊材料。——第387页。
[296]英国议会于1850年6月讨论与所谓“帕西菲科事件”（见注179）有关的英希冲突问题时，政府（帕麦斯顿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赞同；相反，上院却以37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和俄国对这一立场也表示不同意，并通过它们驻伦敦的大使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不出席帕麦斯顿举行的宴会。——第392页。
[297]1815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当谷物价格在英国本土低于80先令1夸特时进口谷物。1822年这项法律稍作改变，1828年实行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入口税，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入口税。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阁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口号下反对谷物法，1846年终于废除了它。——第393页。
[298]马克思指外国雇佣兵驻在英国一事。这些雇佣兵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主要在德国各小邦，特别是在汉诺威——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的世袭领地——募集到英国军队里来的。——第393页。
[299]指英国人于1807年9月炮轰哥本哈根，以防止丹麦加入拿破仑宣布的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大陆封锁。——第393页。
[300]惩治叛乱法案（Mutiny Act）是议会从1689年至1881年每年通过一次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和海军，在陆海军中实行各种军事条令和制度，实行军法审判，并制定惩治参加譁变、违抗命令、违犯纪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颁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的兵变。——第394页。
[301]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是英国议会于1661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宣誓法（Test Act）（1673年）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但后来却变成了对付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的任何反对派的武器和维护英国国教教会的特权的工具。——第395页。
[302]非国教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95页。
[303]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395页。
[304]指争取议会改革的广泛运动（见注138），这次运动在1832年实行议会改革之前曾广泛开展了好几年之久。——第398页。
[305]法国和沙皇俄国利用“圣地”之争（见注101）来争夺近东霸权，这次争执的问题之一是耶路撒冷“圣墓”所在寺院的钥匙以及保护该寺院的圆顶的权利应属于天主教徒还是正教徒的问题。——第402页。
[306]指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公约），见注47。——第402页。
[307]阿克尔曼条约是俄国与土耳其于1826年10月7日（9月25日）签订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政府应严格遵守以前同俄国缔结的各项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土耳其领海航行的自由，并放弃领有1806—1812年俄土战争后归俄国所有的黑海高加索沿岸地区的权利。这项条约重申苏丹承认塞尔维亚自治，并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要由当地大贵族中选出。阿克尔曼条约没有提希腊问题。土耳其统治集团根据这一点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前夕违反这个条约而说什么俄国已根据这个条约放弃了对希腊事务的干预，俄国帮助希腊人就是违背这个规定。但实际上“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的话沙皇政府并不是在签订阿克尔曼条约时，而是在这以前几个月说的。——第402页。
[308]约·麦克尼耳“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1836年伦敦版第105—107页（J．McNeill．《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London，1836，pp．105—107）。——第403页。
[309]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这段话看样子是报纸编辑部加的：“这句话使人清楚地看到，帕麦斯顿勋爵决不代表自由、荣誉和英国所固有的一切优点。勋爵阁下在那个时候以及在我们所描写的他的活动的最早期是怎样一个人，那末他今天仍然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凡是知道他的人在今天这样严重的关头除了看到他对正义和人权采取假热心的态度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从他那里得到。我们尚未谈到的他那政治生涯部分留在下一次谈；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并不是最精彩的。”——第404页。
[310]米兰人由于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企图取消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市政自由并使之受制于己而于1159年拒绝服从这个皇帝。随之而来的长期斗争使米兰于1162年遭到破坏，但最终胜利的仍是这些城市。——第406页。
[311]指1840年7月15日伦敦公约，见注284。——第412页。
[312]克拉科夫起义，见注259；以下提到的加里西亚事件，见注16。——第414页。
[313]看来是指“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1780—1931年以同名出版的官方政府报纸。——第414页。
[314]1846年基佐政府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儿子蒙潘西埃公爵订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婚约，破坏了英国所策划的亲王列奥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两国政府之间为这些婚约而进行的斗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法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获胜以后，帕麦斯顿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报复。——第415页。
[315]1713年乌特烈赫特条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结束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长期战争（1701年开始）的一个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皇太子——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
帕麦斯顿于1846年谴责法国破坏乌特烈赫特条约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第415页。
[316]下面引的帕麦斯顿在下院就法国舰队于1836—1839年封锁墨西哥港口一事的讲话是在1839年3月19日发表的。
英法舰队于1845年开始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封锁，目的是想迫使阿根廷政府为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及其他河流。英法于1852年达到了这一目的，迫使阿根廷签订了相应的条约。
——第415页。
[317]指1830年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第416页。
[318]英法于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名之为“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由于1834年4月间签订了所谓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有了条约的形式。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约时英法之间暴露了利害矛盾，这些矛盾后来逐渐尖锐化。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实际上是使英国得以借口给予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军事援助来反对觊觎王位的唐·米格尔（葡萄牙）和唐·卡洛斯（西班牙）而加强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第419页。
[319]指1832年7月底贝兰（叙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埃及军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率领下击溃了苏丹的军队并迫使它完全撤出叙利亚。随后埃及军队开进小亚细亚，并于1832年12月在科尼亚打败了土耳其军队，这就决定了埃及在1831—1833年的埃土战争中的胜利。1833年4月，根据在居塔希亚签订的和约，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实际上被承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独立的统治者。——第423页。
[320]马克思引的是激进派议员安斯提于1848年2月8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第430页。
[321]指1834年1月29日（17日）的俄土条约，这项条约订正了1829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某些条款。条约减少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规定的土耳其每年所应交付赔款的数目，并把赔款总数减少200万杜卡特。——第430页。
[322]“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是每日出版的外交部官方机关报；1825—1914年以同名用法文出版。——第433页。
[323]《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见注179。——第433页。
[324]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第406页（D．Urquhart，《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North，and South》．London，1853，p．406）。这一著作在1853年曾出过好几版；此处页码根据第2版。——第441页。
[325]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是以下这段话：“看来，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已经在英国产生了他所能预期的全部奇迹般的效果。公众对他所舍去的内阁越来越表示不满，但是这个内阁的政策却是帕麦斯顿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分钟始终最坚决地予以支持的。同时那些痛斥联合内阁的党派也竞相颂扬帕麦斯顿。它们一方面号召给予俄国的侵犯以有力的和应有的回击，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极其渴望它们所热爱的这位国家活动家回到领导者的职位上来。这样一来，这个最灵巧而不知疲倦的演员就愚弄了全世界。如果这里不是涉及十分重大的事，那末这就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场景。关于误解是如何根深蒂固我们业已指出过了，现在我们只想在下面再提供一些证据，来说明帕麦斯顿一贯出于某种原因来协助俄国进展并为此而利用英国的真相。凡是想看一看时事的舞台的幕后情形，并给这些事件和人物作出与它们的实际价值相符的评价的人，我们认为，都会从我们的叙述中获得某种教益。”
这些话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后几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编辑部不迟于1853年12月6日，即至少是在帕麦斯顿短期辞职（1853年12月16日）的前10天。报纸编辑部拖延很久，即到1854年1月11日才发表这篇文章，所以在发表时作了补充。补充的东西可能是从马克思的另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借用来的。根据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上的记载，这篇文章于1853年12月20日寄往纽约，谈的是英国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反应。1853年12月20日的这篇文章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手稿至今没有找到。——第443页。
[326]引的是库普费尔“1829年奉旨在高加索厄尔布鲁士山附近旅行记。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一书1830年圣彼得堡版第4页（Kupfer，《Voyage dans les environs du Mont Elbrouz dans le Caucase，entrepris par 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en 1829．Rapport fait à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St．-Pétersbourg，1830，p．4）。——第444页。
[327]指1826年4月4日彼得堡议定书和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公约），见注47。
在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中，签订这个议定书的沙俄和英国力图掩饰它们站在希腊方面干涉希土冲突的真正目的，声明它们既不是要损害土耳其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也不是追求无上的势力和在苏丹属地上的贸易特权。英、俄、法在缔结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时又重复了这样的声明。——第444页。
[328]马克思引的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于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第446页。
[329]这里所答应的文章并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而在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马克思在1853年12月6日就已经寄往纽约了。“人民报”于1853年12月24日刊载了这篇文章，作为“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第八篇。——第450页。
[330]“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1666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455页。
[331]劳埃德委员会是伦敦的一个办理海上保险及登记的团体。——第46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