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
1853年4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为确定诺定昂前任议会议员菲格斯·奥康瑙尔的精神状况而召开的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从1852年6月10日以来就患有精神病，并且没有任何恢复常态的迹象。”
奥康瑙尔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生涯已在1848年完结。他的力量已被摧毁，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无力去领导自己所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了，简直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如果说，对历史的公正态度要求我不要掩盖这种情况的话，那末，它也同样责成我对这位倒下的战士的功绩作出应有的评价，所以我特把厄内斯特·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对奥康瑙尔的评论介绍给读者：
“当年的他，是一个放弃官职、财富和社会地位，抛弃有收入、有声望的事业的人；他耗费巨额资财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甘清苦的癖好，而是为了政治上的殉道。他使自己处于终身放逐的地位，去国离乡，而在故乡他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并且是一个最大的郡的代表。当年的他，是一个由于热爱人类而被亲属痛恨的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现在几乎沦于赤贫，正走在他那充满无比光辉劳动的生命道路的尽头……这就是他的一生。现在请看他的劳动成果。在力量极其衰退的时期，在纷乱、疑惑和贫困的时期，他使我国的千百万人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奥康奈尔把爱尔兰人联合到自己周围，但这是在牧师们的协助下做到的。马志尼唤醒了意大利人，但站在他那方面的有贵族和商人。科苏特团结了匈牙利人，但站在他背后的有参议会和军队。而且无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胸中都燃烧着仇恨外国掠夺者的火焰。但是，奥康瑙尔独自——不要贵族、牧师和商人——集合和发动了被压迫的阶级反对上述所有这些人；为了把这个阶级联合起来，他甚至没有利用像民族感情这样的手段！跟着拉斐德走的是商人，跟着拉马丁走的是小店主，跟着奥康瑙尔走的是人民！但在十九世纪立宪制的英国，人民是最没有力量的。奥康瑙尔教会了他们如何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67]
上一周对联合内阁来说是失败的一周。它第一次碰到了一个联合反对派。在星期二，即12号，巴特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把基尔梅赫姆残废疗养院保留下来，作为爱尔兰士兵的收容所。军务大臣 ［注：悉·赫伯特。——编者注］反对这个建议。但是，尽管政府反对，这个建议仍然以198票对131票被通过了，政府的这次失败是由于爱尔兰旅[68]和保守反对派联合而造成的。此后在星期四，政府又由于保守派和曼彻斯特学派[69]信徒们联合而再遭失败。在米尔纳·基卜生先生提出了年年都提的关于废除“知识税”的建议之后，便废除了广告税[70]。尽管格莱斯顿、罗素和悉尼等人反对，但他们还是成了少数，只得169票，而赞成的有200票。布莱特、基卜生和麦克格莱哥尔在投票时同迪斯累里、帕金顿等人站到了一起，而科布顿先生则正式声明：“他衷心接受迪斯累里和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使政府遭到大得多的失败的还不是议会里的表决，而是政府本身的行为。
关于轰动一时的科苏特火箭案 ［注：见本卷第96—98页。——编者注］详情，大概“论坛报”的读者已经知道了。为了证明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事先在帕麦斯顿和外国列强之间就已达成协议，只要举出帕麦斯顿自己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就这件事情发表的意见就够了：
“政府所表现的敏捷和机警，取得了外国列强的信任，而这些国家原来是怀疑我国的法律是否能够制止那些好闹事的客人的恶意行动的。”
这个案件对联合内阁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现在就已经（这一点有很大意义）迫使帕麦斯顿抛掉他那陈旧的爱穿革命时装的假面具了。甚至他的最盲目的，然而是正直的崇拜者“晨报”也公开和他断绝关系了。从帕麦斯顿向十二月二日和萨托里广场的英雄献赠祝愿的时候起，他这颗明星就开始昏暗，而当他公开成为“奥地利大臣”的时候，这颗明星就完全西沉了[71]。至于联合内阁，恰好，它的使命正在于使现在的群贤和旧时寡头政治的干才一齐垮台。联合内阁正以惊人的顽强精神执行着这一任务。如果帕麦斯顿所参加的内阁竟能渡过这场灾难，那它肯定就能把弗朗斯瓦一世的话稍加改变，用玩笑的方式宣布：“除了名誉以外，什么都没有丢”[72]。
现在再来谈谈当前大家注意的问题，即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个预算昨天他已经在长达5小时之久的演说中向下院提出了。这是一个根据百科全书的要求精心编制的联合内阁的预算，完全可以当作一大条目收到 埃尔希和 格鲁伯所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科艺全书[73]中去。大家知道，凡是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纪元到来的时候，总是事实大量积累而思想则相应落后的时候。
每一个预算的基本问题是预算收支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是编制平衡表，或者为结余，或者为赤字，这是确定国家或者削减、或者增加税收的基本条件。迪斯累里先生曾估计1852—1853年度的收入总额为52325000英镑，而支出总额为51163000英镑。现在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们说，本年度的实际收入为53089000英镑，而实际支出只有50782000英镑。这些数字表明，收入比支出实际超过246万英镑。因此，同迪斯累里相比，看起来好像格莱斯顿改善了财政状况。迪斯累里只结余160万英镑就可以夸耀，而格莱斯顿却节约了246万英镑。不幸的是，和迪斯累里的结余不同，格莱斯顿先生的结余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就缩减到70万英镑的微薄数字。下院的各种决定以及其他各项特别支出已经从他的钱袋里拿出去成百万英镑了。此外，格莱斯顿先生颇有先见之明地又声明一句：
“应当记住，70万英镑中有215000英镑属于临时进项，而不是固定进项。”
这样一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活动余地就是这结余的485000英镑了。因而，任何关于减少旧的税收的建议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就要施行新的税收来加以平衡。
格莱斯顿是从所得税这个《question brûlante》〔“紧急问题”〕开始自己的演说的。他说，本来现在就可以放弃所得税了，但是，政府还没有准备就绪，不能建议立即废除它。格莱斯顿要求人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我们从这个税中得到550万英镑的收入”。其次，他企图从所得税的良好效果的角度来替它进行一次“精彩的”辩护，为此他花了不少心血来阐述所得税的历史。
他指出：“所得税在我国争生存时期已经克尽职责。它使我们得以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弥补了用于战争和民政管理的支出……如果诸位不取消这种手段的效能，那末，一旦不幸重起战事，它就能使我们立即把陆军扩大到30万人，把海军扩大到10万人，并相应地扩大我们的其他一切机关。”
再其次，格莱斯顿先生指出，所得税不仅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有用，而且对于实施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有用。在发表了这样热心辩护的引论之后，他突然使我们大吃一惊地说：“所得税充满缺陷。”格莱斯顿先生实际上是承认了，要保存这种税，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以便消除它在目前所包含的不平等因素。但是，消除这种不平等就必须打破整个制度。于是他就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又来极力证明这种不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看来似乎存在而已。至于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问题，他归结为“土地和商业”的问题，企图用相当笨拙的算法使公众相信，对土地征收的税实际上每镑是9辨士，而对商业征收的税每镑仅7辨士。然后他又补充说：
“对土地和房屋的征税不依它们的所有者每年收入多少而定，而在商业方面，收入的多少是由占有者自己呈报的，他们往往谎报。”
对于国家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格莱斯顿先生肯定地说：如果对他们收入中的那部分资本化的价值课税，就是一种粗暴的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简言之，格莱斯顿先生是断然拒绝迪斯累里先生的提议，不同意把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作任何区别。另一方面，他又要把所得税扩大到爱尔兰，此外还要向每年超过100英镑的收入征收所得税，而在此以前，被课税的最低收入是150英镑。但是，他违反自己刚刚宣布过的原则——“不可能在智力、劳力和财产的相应价值间定出差别，并用数字值来表达这些比例”，而建议把每年100英镑至150英镑的收入的征税限定为每英镑5辨士。最后，格莱斯顿先生为了调和一下他对所得税的赞扬态度和他公开承认必须废除所得税的论调，建议：
“从1853年4月起延期两年每英镑征税7辨士，从1855年4月起再延期两年每英镑征税6辨士，从1857年4月起再延期3年每镑征税5辨士。依照这个建议，从1860年4月5日起，所得税就将完全消失。”
格莱斯顿先生觉得，这样一来，由于他拒绝承认区别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原则，他就给了土地贵族和有价证券持有者好处；另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给曼彻斯特学派一个同样的诱饵，即调整遗产税，使之适用于一切种类的财产，同时却拒绝考虑遗嘱验认税的问题。
他宣称：“我毫不怀疑，调整遗产税（如果议会通过这个建议的话），将使我们的固定资金在1853—1854年度增加50万英镑，在1854—1855年度增加70万英镑，在1855—1856年度增加40万英镑，在1856—1857年度增加40万英镑，总共将使国家的固定收入增加200万英镑。”
对于苏格兰，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现在施行的3先令8辨士的酒精税附加1先令（这将提供318000英镑的附加收入）。此外，他建议增加茶商、啤酒酿造场主、制麦场主、烟厂厂主，烟草商和肥皂制造场主的特许税。
1853—1854年度由增加税收而得的进项的总数将是：
所得税…………………………………………295000英镑遗产税…………………………………………500000英镑
酒精税…………………………………………436000英镑
特许税…………………………………………113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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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344000英镑
加上进项超过支出的部分……………………805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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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可以用来减少税收的总数……………2149000英镑
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削减旧税的建议怎样呢？对于这个迷宫，我当然不准备朝里面进得太远，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因此，我只指出以下一些基本要点：
（1）废除肥皂税，这项税收目前的总收入是1397000英镑。（2）在大约3年内逐步降低茶税，最后使茶税从2先令2+(1/4)辨士降低到1先令。
（3）降低大量小商品的税。
（4）缩减以统一公债的形式逐年偿还的相当于400万英镑的爱尔兰债务。
（5）鉴于罗·格娄弗诺尔勋爵建议完全废除律师执照税，把这项税收降低一半。
（6）根据基卜生先生的建议，把广告税降低到6辨士（但议院已经通过了关于完全废除这项税收的决定）。
最后：
（7）废除报纸附刊的印花税（这是唯一的一家出附刊的报纸“泰晤士报”的天大的pièce de réjouissance〔喜事〕）。
简单说来，格莱斯顿先生在4个多月中苦心制定的预算的基本要点就是这样。下院预定在下星期一举行的辩论，将使我有可能就联合内阁的这一创作继续发表意见。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19日
载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67]马克思引自1853年4月16日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厄内斯特·琼斯的文章“人民之友”。——第66页。
[68]爱尔兰旅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翼和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派一起，能够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第66页。
[69]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66页。
[70]英国的“知识税”（《Taxes on Knowledge》）包括报纸广告税、报纸印花税和纸张税。——第66页。
[71]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赞成路易·波拿巴的篡位（马克思称路易·波拿巴为萨托里广场的英雄，是指1850年秋天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广场的军事检阅，路易·波拿巴想把这次检阅变成拥戴波拿巴的游行）。帕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1851年12月提出辞职，而在原则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分歧的，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权。1852年12月阿伯丁联合内阁成立，帕麦斯顿任内务大臣，他对居住在英国的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发起了司法迫害和警察迫害，并在报刊上进行反对他们的诽谤宣传。流亡者的往来信件遭到暗中检查；英国内务部向奥地利及其他反动的大陆国家的警察当局提供有关流亡者的活动和计划的情报，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监视流亡者。帕麦斯顿用忠于宪法原则和民主原则的伪善词句来掩饰这些反革命行为。——第67页。
[72]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1525年在帕维亚同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五世交战失败被俘后曾写信给母亲说：“除了名誉以外，一切都丢了。”——第67页。
[73]指1818年德国学者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在莱比锡开始出版的“科艺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1890年完成，共167卷。——第6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