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

[332]

1853年10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纪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四号上刊登了一则电讯，报道苏丹［注：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已对俄国宣战。而巴黎“祖国报”在昨晚的一则半官方消息中报道，根据来自东方的消息，“纪事晨报”的这个报道尚不能证实。另一家政府报纸“立宪主义者报”报道，由于奥地利使臣德·布鲁克先生屡次提出通知，御前会议于9月25日开会讨论了维也纳照会，会后声明土耳其将坚持列施德－帕沙最近照会[333]中的意见。第二天又召开了参政会。这个由各大臣、顾问、帕沙和最上层僧侣等120名显贵组成的参政会决定：

“如果签署这份没有包括御前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的维也纳照会，对苏丹的主权来说，就是一种耻辱，而且极为有害。既然沙皇声称完全不能接受这些修改意见，并且拒绝撤回他要奥斯曼帝国承担有损帝国独立的义务的要求，参政会只有建议苏丹立即采取保全帝国的必要措施，并从侵略者手里解放自己的属地。”

至于是否已经正式宣战，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消息。这次至少是土耳其政府害苦了西方的外交官。本来，英法两国政府不敢撤回它们的舰队，但同时又觉得再在贝捷克湾保持自己那种可笑的立场已不可能，又不愿以公开向沙皇挑战的姿态通过海峡，所以它们就要土耳其政府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在拜兰节时有危险为理由请求把贝捷克湾的舰队派来。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指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即使有这种危险，它不靠外国援助也能保护基督徒；土耳其政府声明，在节日结束以前它绝不请求来军舰。可是当联合舰队的前卫刚刚驶过海峡，土耳其政府看到它这时已经把动摇不定和不守信义的盟国置于窘境，于是就表示要战。谈到战的问题，实际上3个月以前俄军越过普鲁特河时就已经开始了。俄军到达多瑙河岸实际上是第一个战局结束。现在可能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战争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

尽管俄国进行了阴谋活动，但突尼斯的贝伊［注：阿罕默德。——编者注］以及波斯的沙赫［注：纳斯尔－埃德－丁。——编者注］仍从他们的优秀部队中抽出6万人给苏丹。因此，可以肯定，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徒现有的全部军事力量。两个早就在争夺东方霸权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军队现在对峙着，一个是受个人专制意志的支配，另一个则受环境的宿命力量的支配，这与他们各自的信仰相符，因为正教教会排斥先定论的教义，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论。

今天在伦敦要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在唐宁街，另一个是在“伦敦饭店”；一个是大臣们举行的会议，另一个则是反对他们的会议；一个替沙皇说话，另一个则替苏丹说话。

如果有谁对于联合内阁的意图仍然有些认识不清，那末看了“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社论就会很清楚：联合内阁将用尽最后一分力量来防止战争，恢复谈判，消磨时间，拖垮苏丹的军队，使沙皇继续占据多瑙河各公国。

“泰晤士报”根据可靠的材料兴高采烈地报道：“沙皇主张和平”。沙皇在奥里缪茨[334]“亲口表示了爱好和平的心愿”。不错，沙皇不会接受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他要坚持维也纳照会的最初条文，但他会允许维也纳会议用照会中完全没有的意思来解释这个照会，尽管这个意思与他的大臣涅谢尔罗迭所解释的正好相反。他会允许西方列强专心举行会议，如果西方列强同时允许他续续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话。

“泰晤士报”在爱和平的感情冲动之下，竟把俄皇和奥皇同非洲内地野蛮人的首领相提并论，以便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俄皇由于自己政治上失策而要发动战争，这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都灵、巴黎、柏林和华沙的银行，都提高了自己的贴现率。根据上周发表的银行报告，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又减少189615英镑，目前总共只有15680783英镑。有效流通的银行券总额约减少50万英镑，而期票贴现却增多40万英镑，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证实了我在一篇谈皮尔法令的文章中所申述的意见，即流通中的银行券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业务做成多少成正比 ［注：见本卷第334—340页。——编者注］。 多恩贝克先生在他的商业月报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上周发生的政治事件，大大地助长了由于小麦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轮船吨位不足的消息频传而引起的粮食投机活动。在贴现率的提高已经接近5％的情况下，城市的面粉价格每280磅上涨为70先令，新小麦的价格则上涨到80先令。现在粮食买卖极为紧张。东方可能爆发战争，埃及禁止谷物出口，英国小麦连年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从国外（特别是从南欧）来的输入量减少，法、比、荷等国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所有这些，是使小麦价格再度上涨、使几个主要省份市场的小麦价格于上周每夸特从1先令涨到6先令的主要原因……往年从收割后直到圣诞节，价格总是看跌的，今年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最近几个月以来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我国任何地方都还不是粮食真正不够。许多谷仓、仓库和干燥房都已经装不下了，某些海港的堆栈也不够用。所以，近来粮价上涨并不是由于现在粮食不够，而是由于人们怕歉收造成将来的粮食不够，人们都认为时候一到，歉收的后果就要开始显示出来。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一个最难熬最困苦的冬天……大多数意见仍认为粮价还要继续上涨，而且因为大多数投机商继续搞‘收购和囤积’，所以粮价看样子在明春以前仍然要保持上涨的趋势……预料中的高价看来将延续今年一冬。这种高价在明春大概会大大地吸引那些往常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而和英国不相接触的远方国家加紧向英国输出粮食。可以预料，明春世界各地，只要通行无阻，都会增加对英国的粮食出口，所以，同一个原因会引起两种结果，现在是人们存粮不售，以致粮价上涨，而一旦粮价开始回跌，粮商就要极力抛出存粮，粮食的身价就要随之下降。现在的守则是买进，将来的口号就是要卖出。来年会像1847年那样，是一个危险的灾难年。”

曼彻斯特市场上的普遍萧条仍在继续。来自奥地利和中国的消息以及关于东方纠纷的消息越来越坏，棉纺厂主、工厂主和商人也越来越心慌。同两个月以前的最高价格相比，普通棉纱的价格每磅下跌7/8—1辨士，比同等皮棉的跌价多出约一倍，后者的跌价并未超过1/2或5/8辨士。但是，即使是打一个最大的折扣，减价1辨士，仍然感到很难卖出去。存货——我们敏感的经济学家用来吓人的东西——正继续增多。自然，不能认为存货的增加会非常迅速。现在，尽管许多市场都已过分膨胀，但商人和厂主仍然有可能以托卖的方式，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其他市场上推销掉， 而且他们恰好是现在正在最广泛地利用着这种可能性。但适合出口的不列颠工业品数量很大，经过几段时间就能充斥全世界，如果把这些产品全都抛到几个容量有一定限制的市场上去，必然会使那些目前尚称健全的市场发生同样的过分膨胀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动荡。例如，那些报道印度情况有某些好转的消息，仍旧没有说向印度输入可以获利，只不过使人可以指望向印度出口亏蚀要少些，——即使这样的消息，就已经使向印度的出口业务增加得相当多。这些业务，有些是那些素日与印度有贸易来往的公司做的，有些是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和工厂主直接做的，这些厂主连一点点向印度做投机性出口生意而得到比较有利的推销机会都不放过，怎么也不愿意承担在日益缩小的市场上销售货物而招致的损失。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句：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和工厂主从1847年起就经常把大宗商品自家运到印度和其他国家，用卖来的钱在那里购买各种殖民地货物，然后再自家出卖，或者在北美洲的不列颠属地上出卖，或者在欧洲各港口出卖。当然，这一类投机生意不属于厂主的合法经营范围，从事这种投机的厂主对市场情况的了解自然还不及港口商人的一半；但这种投机生意却很受不列颠棉纺厂主们的欢迎，他们在远方的国家里做这些生意，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自己主宰世界工商业命运的宿愿。假如这种投机活动不把相当大的一笔工业游资抽走一年到一年半，那末近五年来英国工厂的数目的增加无疑会快得多。

本国产品在纺织品市场上最不景气。虽然大量织布机已停止转动，但存货仍然继续增加。当然，也不能说其他商品的处境就好一些。

在里子和布莱得弗德，在莱斯特和诺定昂，也都出现了这种停滞局面。在诺定昂，花边生产的劳动时间已减为10小时，甚至8小时。针织品的生产早在去年6月间就已发生萧条，那时，诺定昂的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看起来还在不断繁荣的唯一部门是北明翰及其郊区的金属制品的生产。

伦敦小店主破产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多。

我在8月12日那篇文章中曾指出，纺纱场场主和工厂主们成立了“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该协会由各地方的协会组成，统一由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它要“抵制工厂工人的 有组织的集团的一切要求，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固资本的垄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 ［注：见本卷第283—284页。——编者注］

这个计划，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我就向诸位作了报道，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已经悄悄地实现，在普雷斯顿、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现在正在实施，但是直到现在，伦敦的报纸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个计划，这不是很稀奇吗？显然，伦敦报界是在竭力向大家隐瞒这样的事实，即工厂巨头们正在有步骤地组织本阶级进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战争，他们系统采取的那些措施并不是偶然情况自发产生的后果，而是事先周密策划的，是有组织的反工人联盟暗地里阴谋追求的目的。法国的天主教联盟曾经碰到他们的历史学家——十六世纪末“麦尼普的讽刺”[335]的作者，十九世纪英国的资本家联盟也会碰到自己的历史学家的。

工人们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自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当一部分工人罢工的时候，另一部分工人工作，直到罢工工人取得胜利。在工人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地方，厂主们便共同约定关闭他们的 所有企业，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陷于极端贫困。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首先这样做的是普雷斯顿的厂主们 ［注：见本卷第358页。——编者注］。现在有13个工厂已经关闭，到下周末所有工厂都将停工，因此就要有24000多工人会被抛到街头。织工向老板们递交了请愿书，请求举行谈判，或者把这种争执交由仲裁法庭解决，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普雷斯顿的织工得到了周围各区——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斯托克波尔特、柏立、惠特奈尔、布莱克本、切尔奇一帕里什、阿克顿、艾尔威尔－魏尔、恩菲耳德、贝恩利、柯恩、贝凯普等地——工人每人捐一辨士的援助，所以工人们确信，抵抗资本专权的唯一手段就是联合他们自己的队伍。普雷斯顿的工厂巨头们于是就对外派出密使，其任务是去破坏对罢工者的援助并鼓动贝恩利、柯恩、贝凯普等地的工厂主关闭他们的企业，用这种办法造成总停工。在某些地方，例如在恩菲耳德，已经命令监工们向老板报告谁是互助运动的发起人，结果有许多从事募捐的工人被解雇了。一方面，普雷斯顿周围各区的工人们号召普雷斯顿的工人保持坚定和团结，另方面，其他地方的厂主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大鼓其掌，称赞他们是时代的真正英雄。

柏立的情况和普雷斯顿一样。波尔顿的绗被工人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先罢工。该行业的老板们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关闭了他们的企业。

厂主们除了同时关闭工厂以外，还采取其他一些协同的步骤。例如在基特利，伦德先生厂子里的织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促使他们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付给他们的工资少于宾格利的安德顿先生厂子里的织工所得的工资。织工代表团请求伦德先生接见，可是当代表们到他家见他的时候，却吃了一个有礼貌的闭门羹。过了一个星期，安德顿先生厂子里就贴出布告，通知工人要降低他们的工资——织工每匹布工资降低3辨士，羊毛刷梳工每磅工资降低1法寻。伦德先生和安德顿先生这时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其目的是用降低那一家织工工资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家织工。因此，或者是伦德先生的厂子里的织工被迫屈服，或者是安德顿先生的厂子里的织工被迫也举行罢工，而后者罢工之后，负担更重，这样就使罢工者得不到任何支援，于是两家工人都将不得不接受工资的普遍降低。

还有些厂主竭力拉拢小店主来对付工人。例如，得比的主要煤矿的矿主，燃炭大王霍斯福耳先生，当他的工人由于工资降低而罢工的时候，便去找附近各个矿工常去买东西的肉铺、面包铺和食品杂货铺的店主，劝他们不要赊给工人们任何东西。

在设有“制止工人骚动”协会的地方，加入了组织的厂主们议定，这个组织的成员如违犯了他们的联盟章程，或向“干活的人”的要求让步，就课以高额罚金。例如，在曼彻斯特这种罚金高达5000英镑，在普雷斯顿达3000英镑，在波尔顿达2000英镑，等等。

目前的冲突具有一个和过去历次冲突不同的最大特点。在以前各个时期，例如在1832、1839、1840和1842年，所谓 全体过节［general　holiday］即在整个王国普遍同时停工的主张，是很受工人欢迎的主张，也是他们力求达到的一个伟大目标。而现在却是资本家用全体解雇来威胁工人。目前是厂主们企图普遍关闭工厂。大家是否认为达到这种目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验呢？他们是不是想叫英国人民来一个六月起义[336]，以便把人民日益增长的愤慨镇压下去，使人民在多年内无力行动呢？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可能去更细密地观察英国日益显著的内战征兆，特别是因为，伦敦报界有意装作看不见这些重大的事实，用一些琐碎事情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例如，报道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大王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在他的工厂宫开幕的时候举行宴会，像皇家那样招待了当地的贵族，同时还招待了他的工人。首都的报纸向读者报道，这位工业大王曾举杯祝“工人阶级的兴旺、健康和幸福”。但报纸却没有报道几天之后他厂子里的织半毛织品的工人们就接到 再度降低工资的通知，工资从2先令3辨士减为2先令1辨士。他的一个受害者在“人民报”上说：“如果这就意味着织工们的健康或兴旺，那末至少我个人是不要的。”

大概诸位都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有一位麦克唐奈太太由诺依达尔特去格连加里，她仿效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做法，着手“清扫”自己的领地，用绵羊来代替那里的人。“人民报”根据当地的一位采访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对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办法作了如下一段鲜明的描写：

“在这位太太的领地上住着一些贫苦的佃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交不起地租；有人告诉我们，某些人还欠下了很多地租账。因此，这位太太便命令他们统统滚蛋，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到山洞和树林里去安身，从那时起他们就住在那里，或者确切点说，一批批死在那里，而麦克唐奈太太的马却在温暖舒适的房屋里享福。同时，她要给被赶走的佃农们去加拿大的路费，——路费比救济穷人的乐捐还少，并且允许他们卖掉他们‘不大的家当’，但是他们除了随身穿的衣服、破旧的桌子和患风湿症的猫以外，就没有什么家当可卖。最后，她慷慨免除了他们所欠的地租账——这笔账她反正是不能收到手了。这就是所谓‘高尚的慷慨’。”

看来，这种赶走居民的事情又在苏格兰山区开始干起来了。例如，苏格兰的一个土地占有者查理·福尔布斯爵士就曾在“泰晤士报”上写文章这样告诉我们：

“现在养羊是这样有利，以致我们英国饲羊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现，繁殖羊群，出钱把那些妨碍他们这样做的人赶走，是很合算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0月7日

载于1853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32]这篇文章曾在1853年10月24日和25日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上以“英国状况”为题加以删节转载。——第462页。

[333]指列施德－帕沙1853年8月19日给奥、英、法、普四国使节的照会。照会中说，土耳其政府只有在对维也纳照会作出一系列修改和保留条件下才能接受这个照会（维也纳照会见注223）。列施德－帕沙特别坚持要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第462页。

[334]1853年9月，尼古拉一世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举行一次会谈，会谈后，奥地利政府试图促使西方列强采取新的步骤，在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的基础上调解俄土冲突。尼古拉一世在同弗兰茨－约瑟夫会谈的过程中企图使后者相信，在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不会强渡多瑙河，俄军只在多瑙河北岸采取防御行动。——第464页。

[335]“麦尼普的讽刺”是1594年在法国发表的一篇匿名的政治性抨击文，抨击的对象是天主教联盟（1576年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时期创立），这个联盟的封建贵族首领力图削弱国王权力，确立天主教上层的无限特权。这一作品的篇名是从罗马作家瓦龙（纪元前一世纪）那里借用的，瓦龙曾摹仿古希腊哲学家麦尼普写成了他的“麦尼普的讽刺”。——第467页。

[336]指被法国资产阶级非常残酷地镇压下去的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第46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