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
[128]
1853年6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1828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提（切尔克西亚除外）都夺到了自己手里，并且占领了多瑙河河口诸岛屿，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被交给俄国统辖，当时大不列颠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勋爵。1853年，我们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个国家的“混合内阁”的首脑。只要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泰晤士报”在星期四提出的那种强词夺理的、狡猾的和伪造的辩护理由，恐怕平息不了由于“新闻报”对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布隆诺夫男爵之间的秘密协议的揭露所引起的风波 ［注：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甚至“泰晤士报”后来也不得不在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中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实际上同意了俄国打算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但是，它又补充说，俄国人在伦敦所通知的要求同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提出的要求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尽管布隆诺夫男爵介绍给英国大臣的文件就是从缅施科夫公爵得到的指示中“ 摘录下来的原文”。但是，“泰晤士报”在星期六（毫无疑问是由于俄国使团的抗议）又收回了自己的断语，并且为布隆诺夫男爵作证，说他是极其“诚实和正直的”。“先驱晨报”昨天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俄国向布隆诺夫男爵本人发了一个虚假的指示，为的是欺哄英国大臣呢？”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知道了卖身为奴的报纸千方百计向公众隐瞒起来的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排除了上述的解释。这些揭发材料证明，全部责任都在“混合内阁”身上；而且根据这些材料足以控告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犯了国事罪，换上其他任何一个议会都会这样做，只有本届议会除外，它只不过是用行贿和恫吓手段硬拉起来的选举僵尸生下的瘫痪产儿而已。
已经确定，克拉伦登勋爵曾收到通知，通知告诉他关于圣墓的问题 不是俄国公爵 ［注：缅施科夫。——编者注］所关心的 唯一问题。这个通知还谈到一个 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土耳其的正教居民和俄皇根据条约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所有这几点都经过了讨论，俄国准备采取的方针也被详加说明，这就是5月6日的条约草案[129]详尽阐述的那个方针。克拉伦登勋爵征得阿伯丁勋爵的同意，对这一方针并没有表示丝毫的不赞同，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正当伦敦这样办事的时候，波拿巴派出了舰队前往萨拉密斯，社会舆论对议会施加了压力，在两院中都向大臣们提出了质询，罗素郑重许诺要保护土耳其的不可侵犯和独立，而缅施科夫公爵则在君士坦丁堡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阿伯丁和克拉伦登两位勋爵这时就不能不向其他大臣说明事件的全部经过了，于是联合内阁濒于瓦解，因为帕麦斯顿勋爵（他的过去使他不能不这样做）开始坚持完全相反的政策。为了防止内阁瓦解，阿伯丁勋爵终于向帕麦斯顿的主张作了让步，同意英法两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共同行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阿伯丁勋爵为了履行自己对俄国所负的义务，用急电告诉圣彼得堡说，他将不把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看做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而“泰晤士报”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促使舆论接受这一个对国际条约的新解释。这里不能不为这家报纸说句公道话：它为了把黑的说成白的，确实非常辛苦了一场。这家报纸过去一直断言，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居民的 保护权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后果，而现在却突然证明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有两个宗主国，它们实际上已不是土耳其帝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严格地说来”，占领它们并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侵犯，因为，按照布加勒斯特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沙皇对多瑙河各省的正教居民有保护权[130]。1849年5月1日签订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131]有这样一个十分清楚的规定：
“一、对这些省份的占领如属应当，也只能由俄国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来联合执行；二、进行占领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多瑙河各公国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但是，这些公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而且俄国也绝不打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领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为了反对土耳其才去占领这些地方，于是“泰晤士报”就说，土耳其首先应当对俄国单独占领这些公国的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然后再同俄国进行谈判。如果土耳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冷静态度，认为占领就是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那末，该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应该抱同样的态度。即使它们要抱同样的态度，“泰晤士报”建议，它们的行动也要有分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作为交战国的一方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以土耳其盟国的资格来保护土耳其。
我觉得，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懦怯而滑头的行为加以痛斥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中引证下面一段话。这篇社论简直是集阿伯丁勋爵政策中的种种矛盾、诡辩、借口、顾虑和lachetés〔卑鄙行为〕之大成。
“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土耳其政府可以（如果它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对各公国被占领一事提出抗议，并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继续进行谈判。土耳其政府应当取得四大国大使的同意而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自己做出决定，特别是要确定，敌对行为已经超出界限多少，是否可以根据1841年公约[132]的规定把达达尼尔海峡向外国军舰开放。如果这个问题肯定了，并且舰队得到了开进海峡的命令，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到那里去究竟是作为调解国还是作为交战国。因为，即使假定土耳其和俄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国舰队根据casus foederis［注：直译是：同盟的时机，即同盟国应当履行义务的时候。——编者注］（！）而被允许进入海峡，那还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它们一定要作为交战国的船只而不是作为调解国的船只进行活动，而这个问题是它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们被派往那里去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这种措施不应当使我们一定要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
“泰晤士报”的所有的社论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没有一家报纸跟在“泰晤士报”后面跑，也没有一家报纸上它的圈套，甚至“纪事晨报”、“晨邮报”、“地球报”、“观察家报”这些政府报纸也完全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响应拉芒什海峡对面的热烈反响，——在那里，也只有一家正统主义报纸“国民议会报”[133]好像还没有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一事看做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
这样一来，由于政府报刊以不同的腔调叫嚷起来，公众就知道了联合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帕麦斯顿已经说服了内阁把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事看做宣战行为，并且得到辉格党人和“混合内阁”的假激进派阁员的支持。阿伯丁勋爵（他仅仅由于指望俄国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而只在多瑙河各公国采取行动才同意英法两国舰队采取共同行动）现在就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了。于是政府的存在又成了问题。这样弄到最后，当帕麦斯顿向阿伯丁勋爵的顽固主张进行让步，并且准备迫不得已同意俄国强占两公国的行为的时候，突然从巴黎拍来急电，报告拿破仑打算承认这种行为就是casus belli。混乱就达到极点了。
如果上面这种对事件的阐述是正确的话（根据阿伯丁勋爵的过去一切，我们有一切理由这样认为），那末几个月来吸引着欧洲注意的俄土悲喜剧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我们马上明白了，为什么阿伯丁勋爵不愿把英国舰队调离马尔他岛。我们开始懂得，为什么罗斯上校会由于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坚决行动而遭到训斥；我们也弄清楚了，为什么缅施科夫公爵的态度那样咄咄逼人，为什么沙皇表现得那样大胆强硬。沙皇了解到，英国的军事示威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所以，他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毫无阻碍地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行动，使他不仅可以以主人的资格退场，而且还可以用苏丹臣民的钱粮进行年年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那他是非常乐意的。如果战争还是要爆发，那末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俄国太过分了，势必丢面子才能下台。而且，俄国之所以这样强硬，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靠着英国的纵容。
在这方面，“一个英国人”最近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谈到联合内阁的话说得很中肯：
“每当达达尼尔海峡吹来一阵微风的时候，联合内阁都要发生动摇。善良的阿伯丁胆小怕事，克拉伦登无能得可怜，这就鼓励了俄国，引起了危机。”
最近从土耳其传来的消息是：土耳其驻巴黎大使收到了君士坦丁堡通过泽姆林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土耳其政府已依据给列强的备忘录拒绝了俄国的最后通牒[134]。据马赛的报纸“信号报”[135]报道，士麦那有消息说，俄国在黑海截走了两艘土耳其商船，但是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缴获大炮不下23门。
最近，格莱斯顿先生声明修改他所提出的关于广告税的建议。他先前为了取得“泰晤士报”的支持，曾建议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税。现在他被舆论吓住了，又建议免征所有第一次附刊的税，以后每出一份附刊则征税半辨士。可以想见，“泰晤士报”是多么愤怒了，因为这么一变，就使它每年不是得到4万英镑的好处，而只有2万英镑的好处，同时，市场的大门还将为它的竞争者敞开。这家一贯拚命保护知识税，其中包括广告税的报纸，现在对任何附刊税都反对。但是它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如果说，内阁在通过大部分预算后感到没有必要再来讨好“泰晤士报”的话，那末曼彻斯特派在预算中争得了自己的一份之后也将不再需要内阁。这一点也正是内阁所担心的；预算辩论为什么占了整个议会会议的时间，恰好可以从这种担心中找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在把报纸广告税从1先令6辨士降低到1先令3辨士的同时，又建议对刊印在很多书刊杂志后面的出版物的广告每份征收6辨士的税，这件事最能说明他善于挖东补西，公公道道了。
今晚下院将要审查两起贿赂案件。在这次开会期间，为选举问题而召集的委员会有47个，其中有4个仍在继续开会，43个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审查工作，并作出了大部分被剥夺当选证书的议员都犯了贿赂罪的结论。为了说明社会舆论现在对本届议会——一个脱胎于舞弊而孕育出联合内阁的东西——抱着怎样尊敬的态度，可以从“先驱晨报”上摘引以下一段话：
“如果说，目的和意图都不明确而且常常动摇是低能的迹象，那末应当承认，这届议会，这个6个月的婴儿，已经成为一个老糊涂了，它现在就已经力竭才尽，并且正在瓦解为一些没有任何活力和目的的小集团。”
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21日
载于1853年7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128]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这几节。——第160页。
[129]指1853年5月4日“圣地”问题（见注101）解决以后缅施科夫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俄土条约草案。草案规定，不仅要保证土耳其帝国的正教居民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要实际承认俄国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这一草案被苏丹拒绝。——第161页。
[130]1812年俄国和土耳其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两国过去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权所达成的协议，确认早在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各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根据1829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内政管理的一切事务中都有自治权，并且实际建立了俄国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俄国还得到了占领这两个公国、干预它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君人选的权利。——第162页。
[131]巴尔塔利曼尼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以后，于1849年5月1日（4月19日）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一条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并且暂时地实行了由苏丹征得沙皇同意后任命国君的原则；条约还规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军事占领的许多措施。马克思在下文中引用的是条约第四条的内容，文字是经过马克思通俗化的。——第162页。
[132]1841年公约是1841年7月13日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期间对外国军舰封锁。公约没有涉及战时的海峡制度，因而土耳其有理由在战时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军舰通过。——第163页。
[133]“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年到1857年在巴黎出版。——第164页。
[134]指涅谢尔罗迭总理大臣1853年5月31日（19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的一封信。这封信把缅施科夫使团的失败归罪于土耳其政府，并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接受缅施科夫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所提出的关于保证苏丹的希腊正教臣民的特权的要求，既要求实际建立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涅谢尔罗迭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威胁，暗示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绝时将出兵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列施德－帕沙1853年6月16日（4日）的回信中，土耳其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拒绝了沙皇政府的要求。——第165页。
[135]“马赛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27年到1945年在马赛出版。——第165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