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
[96]
1853年5月24日星期二于伦敦
荷兰由于不久以前国会解散而举行的大选，现在已经结束了。选举结果，极端新教派和保皇派的内阁以12票取得了多数。
丹麦现在反政府的小册子到处都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格隆德威格先生写的“ 向丹麦人民说明议会解散的原因”，以及一篇匿名作者写的抨击作品，标题为“ 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争论，或欧洲列强应当做些什么”。这两本小册子的目的都是要证明，如果实行内阁的主张，执行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废除先前的王位继承法，国家就会灭亡，先变成霍尔施坦公国的一个省份，然后，沦为俄国的藩属。
由此可见，丹麦人民大概终于认识到，他们盲目反对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1848年提出的独立要求，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丹麦人民曾经坚持要保持丹麦和霍尔施坦的永久联合，为此还对德国革命宣战；由于赢得了战争，就保住了霍尔施坦。但是现在，丹麦人民对这个战果却不得不付出祖国沦亡的代价了。在1848—1849年间，“新莱茵报”曾不断警告丹麦民主派注意他们对德国革命抱敌对态度会招致什么后果[97]。“新莱茵报”曾一再毫不含糊地预言，丹麦帮助别人来解除外国革命的武装，就是把自己永远同这样一个王朝联在一起，这个王朝当它的王位继承制度合法化和被丹麦人自己批准的时候，就会把丹麦人的民族独立交给俄国沙皇bon plaisir〔随意处置〕。丹麦民主派拒不听从这一劝告，他们的近视和轻率现在正招来波希米亚 ［注：即捷克。——编者注］的斯拉夫人所遭到的恶果，后者为了“保持自己对德国人的民族独立性”，曾经一拥而上地投入对维也纳革命派的杀伐，反对了唯一有可能使他们摆脱他们所仇视的德国专制制度的人，即维也纳革命派。这个事实，现在对这两个被反革命唆使而投入自杀性战争来反对革命事业的民族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吗？
现在，当格莱斯顿提出的缩减国债的计划已在议会通过，正在受实践检验的时候，他的拥护者（恐怕伦敦的所有报刊都曾经极为欣赏这个出色的计划）却马上沉默了下来。格莱斯顿提出的5亿英镑三厘证券的三项自愿转换办法，结果都成了渺茫的愿望，接受其中任何一个办法的人都少得不值一提。至于南海公司证券的转换，截至5月19日晚为止，总数1000万英镑的证券换成新的有价证券的一共只有10万英镑。根据一般的规律，像这样的业务如果不在头几个星期内就完成，那末以后就越来越没有可能实现。此外，利率涨得虽然慢，但是却一直上涨。因此，认为总数1000万英镑的旧有价证券会在规定时期内兑成新的有价证券，恐怕估计得过高了一些。但是，即使情况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也得付给不愿意换新的有价证券的南海公司证券持有者800万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所掌握的应付这种情况的唯一的一笔基金，是英格兰银行中的总数约八九百万英镑的国家预算资金。但是，这笔资金不是收入超过支出所产生的结余，而仅仅是在支出以前的几个月暂时存入银行里的一笔国家收入。因此，格莱斯顿先生将来早晚有一天会遇到很大的财政困难，这种困难同时会在银行金融业务中和整个金融市场上引起极为严重的混乱。除此以外，由于粮食收成可能很坏，还会促使相当多的黄金外流。
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到1854年就要满了。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将在6月3日由查理·伍德爵士出面，宣布政府对此后印度管理问题的打算。某些内阁报纸正在暗示公众说，甚至这一个巨人般的印度问题，也已经被联合内阁几乎缩成了一个侏儒，——这样就证实了公众中流传的可靠传闻。“观察家报”[98]正在使英国人民对一次新的失望做思想准备。在这家不公开的阿伯丁的机关报上，我们读到：
“在我们的东方帝国的新的管理机构方面，要做的事远远少于人们通常的预料。”
罗素阁下和阿伯丁阁下要做的事甚至比预料的还要少得多。
在联合政府打算进行的改革当中，看来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项无关重要的事情：第一，董事会将补充几名由国王直接任命的新董事，加以“革新”，但是，即使这一份鲜血，也将“在最初时期很节省地”添进去。这就是说，他们治疗旧董事制度的溃疮的办法，就是使现在“极其谨慎地”注入的那一份鲜血在完全停滞之后再来注入第二份。第二，将取消法官和税务检查官的职务由一人兼任的做法，并且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许担任法官。大家听到这类主张的时候，是否感到回到了中世纪初期呢？在那封建男爵担任的审判官职务刚开始由法官代替的时候，不也是要求这些法官至少要会读会写吗？
将要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出这样一个模范改革计划的“查理·伍德爵士”不是别人，他就是在上届辉格党政府时期表现出非凡的智力，以致联合内阁十分为难，不知道怎样安插他，幸而灵机一动，让他担任印度的领导的那位木头［timber］ ［注：俏皮话：《wood》（伍德）意为“木”；《timber》意为“木料”。——编者注］先生。理查三世曾经要王国骑马走，而联合内阁却给王国找了一头驴子。的确，如果这种寡头政府的官式的愚昧无知说明了英国现在有什么 能力，那就是说，英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曾不止一次看到，无论什么措施，即使是无关紧要的措施，联合内阁也总是要找各种便宜的借口拖延下去。现在，它的这种一贯的拖延作风在印度问题上得到了两个国家的社会舆论的支持。英国和印度的人民同时要求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上延期采取任何立法步骤，要等印度居民的意见，要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要等业已开始的调查工作完成。印度的三个管区反对匆忙颁布新法 律的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唐宁街[99]。曼彻斯特学派成立了“印度协会”[100]，协会要立即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反对在本届议会会议期间颁布任何有关印度问题的法律。此外，议会中现在还有两个专门委员会正在准备关于印度管理情况的报告。但是联合内阁这一次却铁面无情，它不愿等到任何委员会发表意见的时候。它想立即直接地颁布用于15000万人的法律，并且这些法律一下子就管20年。查理·伍德爵士一心渴望享有现代摩拏的声誉。我们这些“谨慎的”政界老朽究竟为什么突然地这样匆忙起来，突然表现出这样的立法热情呢？
他们想要把旧特许状的有效期再延长20年。他们的做法是老说什么大家希望进行改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英国政治寡头预感到他们的光荣统治的末日即将来到，他们有一种很可以理解的愿望，即想同英国的立法机关订一项合同，有了这项合同，即使不久以后英国摆脱了他们的无力然而贪婪的手掌，他们和他们的同伙在印度的特权也可以再保持20年。
上星期六从布鲁塞尔和巴黎拍来了几份报道君士坦丁堡5月13日消息的急电。接到急电后，在外交部立即举行了一个历时三个半钟头的内阁会议。当天，就向朴次茅斯海军司令部发去电报，命令派90－炮式“伦敦号”和71－炮式“圣帕赖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从斯比特海德开赴地中海。21－炮式“海弗拉尔号”和16－炮式“奥登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也同时接到了开赴地中海的命令。
这些急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使大臣们这样突然地积极起来，并且打破了英国一向昏沉沉的安静状态呢？
大家知道，关于圣地问题已经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101]；俄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都保证俄国并没有别的企图，它只是要求承认它在这些圣地的主要地位。俄国外交目的的侠义性质并不亚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狮心理查。至少“泰晤士报”是这样说的。
“辩论日报”[102]报道说：“5月5日，俄国蒸汽巡航舰‘贝萨拉比亚号’从敖德萨开来，乘坐该舰的是一名上校，给缅施科夫公爵送来了急电；到5月7日星期六那天，公爵就向土耳其大臣们递交了一份协议或专门条约的草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企图。这一文件被称为最后通牒，因为它还附有一份很简短的照会，照会指出土耳其御前会议接受或拒绝这一文件的最后期限是5月10日即星期二。照会最后几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土耳其政府复照拒绝，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
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保证俄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根据十八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03]，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正教教堂，而且俄国大使馆有权干预正教教堂的神甫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又重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缅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缅施科夫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安提奥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耶路撒冷的所有总主教和大主教享有常任权，只要他们没有被发现犯叛国罪（反对俄国人）；而且，即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缅施科夫是要苏丹 ［注：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放弃自己的主权，使俄国得利。
星期六的电讯是这样：一、缅施科夫公爵同意把答复他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延长到5月14日；二、土耳其内阁成员有变动，俄国的对头列施德－帕沙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而傅阿德－埃芬蒂复任大臣之职；三、 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就算是俄国已经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它也不能向土耳其提出这样一些过分的要求。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顽固地坚持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打算，证明了欧洲每一次反革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会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运动也总是意味着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却弄错了，它把欧洲的目前状况同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以后的欧洲局势，甚至同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沙皇的进攻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大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退，以保持面子。不管怎样，俄国最近所耍的手腕，至少对从内部瓦解土耳其的那些因素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唯一的问题是：俄国现在是按照自由的意志行动呢，还是不由自主地只是新天命——革命——的不自觉的奴隶？我相信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24日
载于1853年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96]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这一部分。——第117页。
[97]“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弗·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格·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的革命的重要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执笔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它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鲁士1848年10—12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取得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18页。
[98]“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9页。
[99]印度三管区是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由东印度公司任命的省督管辖的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地区的名称。根据1773年的印度管理法令，孟加拉省督升为印度境内所有英国领地的总督。
唐宁街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所在地。——第120页。
[100]指自由贸易论者约翰·狄金逊于1853年3月创立的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第120页。
[101]这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一个多年的纠纷，即关于所谓“圣地”即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巴勒斯坦）的基督圣地的管辖权问题。这个纠纷在1850年又被路易·波拿巴挑起，不久就扩大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激烈的外交冲突，俄国保护正教教会的特权，法国支持天主教徒。双方都利用这一纠纷争夺近东霸权。摇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1853年5月4日，在缅施科夫到土耳其的时候，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相应的苏丹敕令是一个月以后颁布的）。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尼古拉一世关于要求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求。——第121页。
[102]“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它是政府的报纸，是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它反映着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它是温和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马克思在本文中引用该报的一段话，对于缅施科夫递交最后通牒的日期报道得不确实，确实日期应该是1853年5月5日，而不是5月7日。——第121页。
[103]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10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和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合并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予希腊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关于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第122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