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1853年9月13日星期二于伦敦

最近一号的“星期日时报”[276]公布了克拉伦登勋爵给汉·西摩尔爵士的一封电报，作为对涅谢尔罗迭伯爵7月2日的照会的答复。发电日期注明是7月16日。这封电报只不过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答复的《doublière》〔“复制本”〕。在上星期六“先驱”上有一篇通讯，作者以无所顾忌的方式对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两位勋爵之间的“对抗性”发表了以下的言论。

“阿伯丁勋爵从来都不能理解帕麦斯顿勋爵的假惺惺姿态；他看不到，多亏采取了这种假惺惺的姿态，帕麦斯顿勋爵才能够毫无痛苦地执行了亲俄政策，甚至比阿伯丁勋爵本人执行得更好……帕麦斯顿勋爵用倾向于和解的假面具掩盖着自己的厚颜无耻……阿伯丁勋爵则和帕麦斯顿勋爵相反，他公开地表示自己的信念……帕麦斯顿勋爵懂得大谈干涉而实际上不干涉的好处，而阿伯丁勋爵则不懂得这种好处……阿伯丁勋爵由于和统治阶级极为亲近，所以知道如何谋取席位，如何买到选票，因此他才不把英国宪制看做人类的种种法规中最完善的法规；阿伯丁勋爵认为，欧洲大陆的居民并不比大不列颠的居民更和善、更正派，所以他在大陆各国政府面前不坚持废除家长式专制制度以实行统治阶级的自治……阿伯丁勋爵知道，大不列颠的实力是以征服其他民族为基础的，所以他鄙视那种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正在战斗的民族的对外政策。阿伯丁勋爵看不出，曾经占领和掠夺印度、而且现在正以印度本身的福利为名压迫着印度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痛恨沙皇尼古拉——后者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善良的专制君主，而且正以波兰的福利为名压迫着波兰。阿伯丁勋爵不了解，曾经扼杀了爱尔兰多次起义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极端痛恨奥地利镇压匈牙利；同时，由于他知道英国强迫爱尔兰接受异教，所以他很能理解教皇想把红衣主教魏茲曼安置在韦斯明斯特的热烈愿望。他知道我们同卡弗尔人打过仗，所以他不把那位不断和高加索人打仗而断送自己军队的尼古拉看做一个恶棍；他知道我们经常把造反的密契尔和奥勃莱恩这一类人发配到凡迪门岛去，所以他对于路易－拿破仑在凯恩建立了苦役区并不感到震惊。当他迫于必要给那不勒斯政府写信谈到西西里岛事务的时候，他也不会陷入热狂的自由主义，因为他没有忘记大不列颠在科尔富岛上也有总督……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这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妥贴，既有采取亲俄行动的阿伯丁勋爵，又有以百蒙得锡政策的精神来讲话的帕麦斯顿勋爵。”

为了证明我并没有过分低估瑞士的勇敢精神 ［注：见本卷第124—125页。——编者注］，我可以引证瑞士联邦委员会给德森州当局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写道：

“卡普勤教士的问题[277]纯粹是州的问题，因而德森州应当自己决定怎样做对自己最好：是进行反抗并继续受奥地利的严厉措施的打击，还是向政府提出重开谈判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瑞士联邦委员会企图把它和奥地利的争端归结到单纯一州的范围中去。联邦委员会最近还颁布了一项把意大利人克莱门蒂、卡索拉和格里伦佐尼驱逐出境的命令，虽然库尔的陪审官们已经承认了他们无罪，承认他们并没有穿越德森州的边境运送武器去帮助米兰起义[278]。

英国人给予札格纳特庙的援助，看来还没有完全停止。董事会在1852年5月5日曾经给印度总督发出下面一封电报：

“我们仍然认为，应当使英国政府完全摆脱与神庙的任何关系，所以，我们全权委托你采取相应的措施，用不容许给神庙以任何定期的金钱援助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另一方面，应当结算补偿费，凡是根据过去的约定或协定在加以相当广泛的解释的情况下有此权利的人，都应得到补偿费。”

但是，直到1853年4月11日，印度当局在这方面还什么都没有做，问题到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政府已经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来调查北明翰监狱中的犯人遭到残酷虐待的事情——这种虐待已经达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自杀而另一些人也企图自尽的程度。被发现的暴行不亚于在奥地利或那不勒斯的任何一个carcere　duro〔刑讯室〕里所干出来的事情，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另一方面，视察监狱的官员们对当事方面的口供百说百信态度和对受害者极其冷淡的态度也不能不使人大为惊异。他们对野蛮的狱吏的关怀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视察之前总是先通知狱吏。暴行的主犯奥斯丁中尉，就是卡莱尔在他所写的“模范监狱”[279]一书中叫做流浪汉和罪犯的真正指挥官的那号人。

关于 铁路公司的道德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约克郡－郎卡郡铁路管理局在它们的火车票上特别印着这样一个告白：

“本管理局对于它未能预防或因职员疏忽而发生的一切不幸事件或损失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同时，北明翰－希鲁茲布里铁路管理局在星期六以欺骗股东罪在副大法官法庭受审。西方大铁路和西北铁路都想并吞上述的北明翰－希鲁茲布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大多数股东主张同西北铁路合并，而管理局的委员们则主张加入西方大铁路，于是他们就决定利用委托给他们结算的一部分股票来取得虚假的票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股票分发到许多名义上的股票持有者的名下（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名字是被拿来顶替的；有一个竟然是9岁的小孩），这些股票持有者既然不偿付股票价值，于是以后就把股票还给管理局委员们，同时以名义股东的资格给这些委员们一定数量的票来保证他们取得多数，好与西方大铁路合并。博学的法官已经看出，“很难设想有比这更可恨更无耻的欺骗，而达到预定目标的方法尤为可耻”。他做了这样一番说教以后，就释放了被告，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如果罪犯是资产阶级就释放，而贫穷的无产者如果偷了5英镑以上的钱而被拿获，那就非判处苦役不可。

看一看英国的公众怎样时而对工厂巨头、时而对煤矿主、时而对贩卖假麻醉药的小商人、时而又对代替了已经吃不开的拦路大盗的铁路主的道德，总之就是对资本家的道德表示愤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从整个阶级来说，资本显然有它自己的、如同根据raison　d’état〔国家利益〕而制定的最高法律那样的道德，至于普通的道德，那仅仅适用于穷人而已。

曼彻斯特学派队伍中的议会改革者看来已经陷入很有意思的境地。在最近一届议会会议期间揭发出来的选举舞弊行为所牵涉的几乎都是城市选区，而且是赫尔、利物浦、剑桥和坎特布里这样的大城市。自由派的选举事务经纪人柯波克先生一时坦率，竟承认了“圣阿尔班怎样，其余所有的城市选区也就怎样”。现在，政治寡头打算利用这些被揭发的事件来实行一种削弱城市选区而加强各郡的改革。而曼彻斯特学派的改革者并不是要普遍扩大选举权利，他们只不过要在城市选区中扩大选举权利，如今面对着这样一个主张，他们当然有苦难言了。他们的机关报“每日新闻”正极力企图摆脱这种困境，看样子怪可怜的。

1846年1月14日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曾提高到3．5％，1846年1月21日提高到4％，只是到1847年4月才达到5％。但是，大家知道，在1847年4月的最后三周中，几乎一切信贷业务都停顿了。1853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提高更快得多。贴现率从1852年4月24日2％到1853年1月8日就已提高到2．5％，同月22日达到了3％，到6月4日达到了3．5％，9月1日达到了4％，而现在已经四处谣传很快就要到5％。1846年11月，小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56先令9辨士；1853年8月后期已涨到65—66先令。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储备是：

　　去年……………………………………………21 852 000英镑而现在…………………………………………16 500 068英镑

差额…………………………………………… 5 351 932英镑

前个星期黄金储备又减少208875英镑，而上星期则减少462852英镑。这种情况马上对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影响，有价证券的牌价一直在下跌。在上星期三“泰晤士报”的金融评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尽管不景气，在有价证券的市场上国库期票仍然继续以2厘的贴现率外加1厘附加利息兑现，但现在有一种印象是：财政大臣为了保持国库期票的价格，已命令由政府出钱加以收购，同时抛售由储金局担负损失的三厘证券，因为现在手边已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实现上述目的的其他有价证券。”

这真不愧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杰作！按低价抛售统一公债，按高价收购国库期票，宁愿失掉三厘证券带来的一半收入，把它们换成利息只略高于一厘五的期票。

外汇行市不利，黄金储备减少，但是不列颠的出口却空前增加，到年底甚至要超过1852年的出口1600万英镑，这两方面的情况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既然我国在出口商品时是给全世界信贷，进口时支付现金，所以单纯扩大我国的贸易有一天是必然给我国的国际收支差额造成相当不利的情况的，但是，当偿付我国出口商品的信贷期满，货币汇给我们的时候，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回来的。”

这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话。按照这种理论，如果1854年的出口再超过1853年，那末外汇行市一定要和过去一样对英国不利，于是商业危机就将成为唯一的调节手段了。“经济学家”认为谈不上会发生1847年那样的破产，因为目前很大一部分资本并没有像那时候那样投入铁路等部门。它忘记资本正在投入制造厂、机器设备、轮船等部门。另一方面，“观察家报”则埋怨“不该毫无意义地投资于 外国铁路和其他很成问题和不能令人相信的企业”。“经济学家”认为，业已扩大的贸易活动，在欧洲范围内，由于粮价很高，会出现 有利的停滞，但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是非常可靠的。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则肯定地说，纽约货币市场上的紧张将导致美国贸易活动的 有利的停滞。“先驱”则大嚷：

“我们不应该指望能从美国得到以前那么多的订货。”

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观察家报”写道：

“出口已经达到了违反常识的极限。关于目前已运到伦敦准备发往南方殖民地的74000吨海运货物，我们从阿得雷德、墨尔本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不利的消息正在不断证实。不能否认，现时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

至于中国市场，所有的报告书都一致指出，那里很急于出售，不愿买进，因为金银都已被收藏起来；而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革命运动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这种状况绝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末国内市场怎样呢？

“在曼彻斯特及其近郊，使用机床的大批织工仿效斯托克波尔特的榜样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10％……工厂的头目们大概到冬末就会发现，问题将不是同意和不同意增加10％，而是工厂主是否同意在保持现在的工资水平的条件下重新开工的问题。”

“纪事晨报”就这样毫不含糊地预告国内市场即将缩小。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报道过关于大规模扩建工厂和空前迅速地兴建新工厂的情况。我也曾向诸君报道过某些新建成的企业，这些企业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个工业城市了。我曾指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游资直接投入了工业生产[280]。现在，一方面，诸位可以把这些事实同国内外市场上货物过剩的征兆对照一下看，另方面，请不要忘记，不利的外汇行市是使国外市场上的出口商品余剩过多的可靠手段。

但是，推动巨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这种危机的因素早就在积累）爆发的力量首先将是歉收。对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随涨价而来的是需求下降；但是，粮价上涨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普遍歉收本身就会导致内外市场普遍缩小。而欧洲南部、意大利、比利时、莱茵普鲁士今年的收成往好处说也像1846—1847年那样不好；在欧洲西北部和东北部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好收成。至于英国的情况，上星期的“粮食交易所快报”[281]——伦敦粮食交易所的官方机关报有这么一段话：

“没有疑问，今年联合王国的小麦收获量将是许多年来最少的。王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收成都将大大低于中等收成；此外还要看到，今年的播种面积由于播种期间天气不好而比往年至少要少1/4。”

对于这种情况，幻想无济于事。有人认为 贸易自由就能一举而消除商业衰落、工业生产过剩和歉收，这是一种幻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上述那家“粮食交易所快报”指出，“农场主仍然不能够接受在自由贸易的制度下会缺粮食的看法。因此只有不多的人想到要大量储备。如果困难迫使我们大量运进粮食，我们恐怕要付出很高的价钱”。

昨天的“粮食交易所快报”又补充说：

“国外还有这么多的庄稼尚未收割，所以下几周的天气情况会对贸易发生巨大影响。没有收割的庄稼的质量已经受到近日雨水的损害，如果潮湿的天气再继续一个时候，就可能带来大祸事……最后的收获量可能比一两周前所能想像的还糟……我们最近几天得到的关于马铃薯情况的消息，比前些日子更不好……尽管上星期从国外得到大量供应（88833夸特），但粮食价格受的影响很小，每夸特粮价与最高点相比降低不到1—2先令……波罗的海各国的收成估计也普遍不好……根据最近的材料，小麦的船上交货价格在但泽是60先令，在科尼斯堡是56先令9辨士，在施特廷是54先令，在罗斯托克是58先令。”

物价腾贵的后果也像1847年那样，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治方面。在那不勒斯，市当局没有经费雇用工人为公共工程做工，国库里没有钱支付官吏的薪俸。在教皇国的托伦蒂诺、特尔尼、腊万纳和特拉斯特韦尔，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抢粮风潮，这些风潮绝不是用前此不久的逮捕办法，或利用奥地利人的入侵和棒打的威胁所能平息的。在伦巴第，斯特拉索尔多伯爵虽然实行了加税办法，要所有的直接税纳税人到今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每一弗洛林金币多缴6个半克劳泽铜币（包括所得税和薪俸税），但是他也防止不了物价腾贵和工业停滞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奥地利，这次发行新公债时照例说了一番仅仅是因为裁减军队花费多了国家才需钱用的老调，而现在却暂停发行，这种情况就说明了奥地利普遍贫困。法国政府则伪造关于收成的报告，在巴黎实行人为的粮食定价，在各个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焦急。外省不满意波拿巴拿它们的粮食来养活巴黎；资产阶级不满意波拿巴假借无产者的名义来干预实业；无产者不满意波拿巴在工农行将断炊的时候给士兵白面包而不是黑面包吃；最后，士兵们也对法国在东方问题采取卑躬屈膝的反民族立场表示不满。在比利时，已经爆发了一系列抢粮风潮，来回答科堡王室为奥地利公主举行的豪华而荒唐的庆祝会。在普鲁士，政府是那么恐慌，表面上不得不逮捕了几个粮商，另一些粮商则被警察总监传去“要求”他们按“公道”价格卖粮食。

最后，我还要重申一下我的看法：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1849年起，商业和工业的繁荣曾经是反革命高枕无忧的卧床。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9月13日

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76]“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辉格党人的机关报。——第341页。

[277]指1852年秋瑞士德森州当局封闭设在洛迦诺的卡普勤教团的天主教堂并把22名意大利的卡普勤教士遣回伦巴第的事件。卡普勤教士是受奥地利保护的，而瑞士和奥地利的关系由于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在瑞士居留的问题已经很紧张，所以瑞士当局反对卡普勤教团的这些做法使瑞奥关系更加尖锐起来。——第342页。

[278]见注23。——第342页。

[279]托马斯·卡莱尔“现代评论。（二）模范监狱”（Th．Carlyle．《Latter-Day　Pamphlets．№2．Model　Prisons》．London，185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50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对该书作过分6析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342页）。——第343页。

[280]马克思指他所写的“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6—423、559—568页）。——第347页。

[281]“粮食交易所快报”（《Mark-Lane　Express》）是“粮食交易所快报，农业报”（《Mark-Lane　Express，Agricultural　Journal》）这个周刊的简称；是商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32年到1924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34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