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
[74]
1853年4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据电讯，本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发生了很大的乱子；有15个基督徒被一群狂热的土耳其人打死或打伤了。
“在武装力量的帮助下，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另一条来自哥本哈根的消息说，下院否决了关于新的丹麦王位继承制度的内阁咨文。我们应当把这一举动看做是俄国外交的严重挫折，因为咨文是根据伦敦议定书的精神维护俄国利益的，该议定书承认，俄国是丹麦王国的无可争辩的继承人[75]。
来自海牙的消息告诉我们，像两年前在英国由于“天主教的进攻”[76]而引起的那种激愤情绪，现在在尼德兰已经开始产生，并导致了极端新教派内阁的建立。关于德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德国的先前名叫帝国的那一部分），应当说，在表明资产阶级有教养人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方面，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兰克福报”[77]编者4月20日的声明更精彩了。为了使贵报读者引以为训，现在我把这个声明的译文转录如下：
“每一班邮件都给我们送来关于招魂术（Tisch-Rücken）[78]的消息，消息之多，是从尼古劳斯·贝克尔的不朽的‘莱茵河之歌’出现以来，以及从1848年3月革命的最初日子以来所未有的。这些消息比任何政治议论都更好地说明，我们重新生活在一个多么无风波和无恶念的时代。但是，不管这些消息多么令人欣慰，遗憾的是，我们今后不能给以应有的注意，因为我们担心，这些消息完全有可能使读者诸君以及我们自己负担过重，并且最终占满本报所有各栏的篇幅。”
“一个英国人” ［注：阿·理查茲。——编者注］就不久前发生的科苏特案件 ［注：见本卷第96—98页。——编者注］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帕麦斯顿勋爵，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当联合内阁就要到它的父亲们，或叔伯们，或老祖宗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婉转地向勋爵阁下暗示一下最新版的约·密勒。当然，我们完全不是想再听到‘约’这个名字。‘帕麦斯顿’——这就是将要出现的名字。这个名字长了一点，这不好。然而，我们相信，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形式改称‘帕姆’［《Pam》］就比较合适了。它在散文和诗中可以同《sham》〔“耻辱”〕、《flam》〔“谎言”〕、《cram》〔“欺骗”〕等字押韵。”
我在星期二写的那篇文章 ［注：见本卷第65—71页。——编者注］中，向诸君简略地评述了一下格莱斯顿的预算。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有了一本共计50页的in folio〔对开〕官方出版物，标题是：“财政大臣即将提出的决议案”和“决议案的说明”。但是，我只打算谈谈预算草案果真成为大不列颠的法律以后可能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的细目。
最重要的是有关关税的决议案。建议取消123种次要商品的关税，这些关税每年的收入约达55000英镑；这里包括各种（有4种除外）用来制造家具的木料以及梁柱、门窗和砖瓦。拟降低关税的项目有：第一，茶叶，1854年4月5日以前从2先令2+（1/4），辨士降低到1先令10辨士。第二，12种食品。现行的杏仁税拟降低到每公担2先令2辨士；干酪——从每公担5先令降低到2先令6辨士；可可——从每磅2辨士降低到1辨士；核桃——从每普式耳2先令降低到1先令；蛋类——从每百枚10辨士降低到4辨士；桔子和柠檬——每普式耳降低到8辨士；黄油——从每公担10先令降低到5先令；葡萄干——从每公担15先令9辨士降低到10先令；苹果——从每普式耳2先令降低到3辨士。所有这些商品的税收目前共计262000英镑。第三，预定还要降低133种食品的关税，这些食品的税收共计7万英镑。此外，简化了许多商品的课税方法，抽税将有一定的数量，而不是ad valorem〔抽从价税〕。
在消费税方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要取消肥皂税，提高啤酒场主、茶商、咖啡商、烟草商和肥皂场主的特许税税率。
在印花税方面，除了降低律师执照税和广告税以外，还要降低人寿保险税、单据印花税、学徒合同税和出租马车税。
在直接税方面，要降低男仆税、私人马车税、马税、波尼马税和犬税，田赋赎金减付17．5％。
根据邮政主管机关的意见，拟降低寄往各殖民地的邮件的印花税，办法是施行6辨士的单一税率。
预算值得注意的一个总的特点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它的大部分项目都是联合政府在议会的这次会议过程中进行绝望反抗没有效果而不得不接受的。
格莱斯顿先生 现在建议把遗产税推广到不动产上；然而，就在3月1日他还反对威廉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不动产也应当“像动产一样征收同样的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的建议。格莱斯顿就像托利党人的报纸目前所做的那样，声称这只是表面上的优惠，这种优惠已被纯粹由不动产担负的其他税收抵销了。就在3月1日那天（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威廉斯先生威胁格莱斯顿先生说：“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让步的话，他将被迪斯累里先生取代。”
格莱斯顿先生 现在建议取消或降低大约268种次要商品的保护关税。但是，3月3日他还反对过休谟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取消大约285种商品的纯粹保护关税”的建议。下面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即迪斯累里先生曾在当天声明：
“我们不能死抓住保护关税制度的片断和破烂不放。”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广告税削减一半，但是，仅仅在他提出自己的预算的四天之前，他就曾反对过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关于取消这种税的建议。诚然，下院表决的结果，他遭到了失败。
把联合内阁向曼彻斯特学派所作的让步一一列举下去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些让步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些让步说明：工业资产阶级，无论它在议院中的力量怎样微弱，仍然是时局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也好，只有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只要追溯一下1825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当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帮助之下亲自颁布对手工工场主有利的法律的时候，他只是准备了1789年的革命，而回答他的《l’état，c’estmoi》〔“朕即国家”〕这句名言的，是西哀士的话：《le tiers état esttout》〔“第三等级就是一切”〕[79]。
预算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精确地抄袭了迪斯累里先生“这位轻举妄动的冒险家”的政策。迪斯累里在议会里大胆断言：自由贸易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是财政革命，也就是用直接税来逐步代替间接税。事实上，格莱斯顿先生所建议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加强和扩大直接税制度，以便削弱和缩小间接税制度。
一方面，他建议，在7年内保持所得税，不去触动它。他把这种税扩大到全国，即扩大到爱尔兰人身上。他仿照迪斯累里先生的做法，把这种税扩大到整个社会集团——收入为100至150英镑的人身上。他部分地采纳了迪斯累里先生所提议的增加房屋税的办法，以变相的许可证税的名义来增加房屋税，并且根据住宅面积的大小按比例地增加这些许可证税的税率。最后，他把直接税增加了200万英镑，办法是使遗产税也适用于不动产，这也是迪斯累里先生曾经允诺过的办法。
另一方面，他又对间接税的两种形式——关税和消费税进攻，在关税方面，他采纳了迪斯累里的降低茶叶税的建议，并取消、降低或简化268种商品的税收。在消费税方面，他完全取消了肥皂税。
格莱斯顿的预算和前任大臣的预算之间的唯一差别是，迪斯累里是作者，而格莱斯顿仅仅是抄袭者；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和其他的捐税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land-interest］，而格莱斯顿取消这些税则是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towm-interest］；迪斯累里虽然宣布了原则，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在实践上歪曲这一原则。而格莱斯顿虽然反对这项原则，但由于他所参加的那个内阁的联合性质，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把这个原则的细节一一付诸实施。
联合内阁的预算可能会有怎样的前途呢？各有关党派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般说来，至少会有3个问题可能引起剧烈的斗争，这就是所得税问题、遗产税问题和爱尔兰问题。
曼彻斯特学派曾经提出过庄严的诺言，表示要反对延长征税目前所得税的任何做法，因为这种所得税是“可怕的不平等”的化身。印刷所广场[80]的预言家，“泰晤士报”，10年来就大声疾呼地反对过这种“荒谬绝伦的不公正现象”，大不列颠的舆论一般都反对不分收入的种类而划一抽税的制度，并坚决谴责这种制度。但是，正是在这唯一的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拒绝作任何妥协。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他自己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曾建议修改所得税，把非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区别开来，前者每英镑征5辨士的税，后者每英镑征7辨士的税，所以看起来所得税似乎成了一个把保守党人、曼彻斯特学派和“泰晤士报”所代表的“社会舆论”组成统一反对派的联系环节。
但是，曼彻斯特派是否履行了自己的庄严诺言呢？这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一向都遵循着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大捞实际利益的商业习惯。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预示的实际利益也很不小。曼彻斯特派的机关刊物在所得税问题上的语调已经变得非常温和、非常折衷了。他们开始用格莱斯顿所表示的“7年之后所得税将完全消失”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而在紧要关头就忘记了，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1842年施行这种税的时候就曾经答应在1845年把它取消；他们也忘记了，把某一种税扩大到更广大的阶层身上，这对于将来取消这种税是一个大成问题的办法。
至于“泰晤士报”，它是从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的建议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在一星期内每天都出两个附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4万辨士或大约166英镑3先令的附刊税。由于格莱斯顿先生放弃这种税收，所有4万辨士将全部装入“泰晤士报”的钱柜。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塞卜洛士将被驯服成为羔羊，尽管格莱斯顿先生不会变成海格立斯。在大不列颠的整个议会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格莱斯顿先生这种在预算中列入一条专门有利于报纸的项目来收买报纸支持的做法更不光彩的举动了。本来，取消知识税主要是为了粉碎报界的利维坦的垄断。“献殷勤的”格莱斯顿先生从所建议的措施中抄袭来的东西，恰好使“泰晤士报”的垄断变本加厉。
当格莱斯顿先生否定各种收入来源之间有任何差别时，我们在原则上承认，这是对的。如果要区分各种收入之间的质的差别，那就一定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正是收入的量构成收入的质。如果要区分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那末，就必然要采取累进税，由此更进一步，就要陷入某一种社会主义，它具有极尖锐的性质，无疑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反对者所憎恶的。按照曼彻斯特学派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之间的差别所作的狭隘的和利己的解释，我们会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英国最富的阶级，即工商业阶级的收入，只是非固定收入。曼彻斯特派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负担从自己的肩上转移到土地占有者和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肩上罢了。
至于说把遗产税扩大到不动产上，那末，毫无疑问，土地占有者的党将会坚决反对这一点。土地占有者当然希望像过去那样不缴税而获得遗产。但是，当迪斯累里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就已经承认，这种例外是不公平的，曼彻斯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将同政府一致。“晨报”在昨天已经警告土地占有者的党，如果它仍旧采取这样不明智的态度，在遗产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那它将不得不失掉任何指靠自由派支持的希望。在英国未必还有什么其他的为不列颠资产阶级所更强烈反对的特权，也未必还有什么其他的更鲜明的寡头立法的例子。1796年皮特曾提出两个法案，其中的一个法案规定对动产征收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另一个法案规定把这些税扩大到不动产上。这两个法案是分开来讨论的，因为皮特担心，对两院议员的领地征收这样一些税，会遭到他们的有效反抗。第一个法案在议会中几乎没有遇到反对派。表决总共进行了一次，只有16个议员投票反对；第二个法案经过了一切阶段，但是，在进行三读的时候，没有通过，30票赞成，30票反对。皮特知道，他没有任何可能使法案在两院中通过，所以不得不收回这个法案。如果从1796年起就开始对不动产征收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的话，国债的绝大部分就可能清偿了。土地占有者的党现在可能提出的唯一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有价证券的持有者还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但是，它当然不会用这样一些论据来巩固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会使特别爱好财政特权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重新起来反对它。
这样，只剩下一个可能顺利地反对联合内阁的预算的机会了。这就是土地占有者的党和爱尔兰旅结成联盟。诚然，格莱斯顿先生力图使爱尔兰人同意在爱尔兰施行所得税制度，为此，他减少了他们应当清偿的450万统一公债，作为赠给他们的礼物。但是，照爱尔兰人的说法，这450万中有300万是由于1846—1847年间的饥荒而产生的，爱尔兰人民从来没有把它看做是国债，而且也从来没有承认它是国债。
看来，内阁本身是没有获得胜利的充分信心的，因为它威胁说，如果预算不能全部通过，那就 提前解散议院。这对大多数议员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为“在最近一次竞选期间，由于 合法的支出，他们的囊中快要空空如也了”。这对那些激进派也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为他们是竭力遵守反对派的旧定义的：反对派在政府机构中执行着安全阀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阀并不停止机器的工作，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个设备爆炸的那部分能量化为 蒸汽放出去。激进派也是把人民的要求像把蒸汽放出去那样放掉。显然，他们提出建议仅仅是为了后来又把这些建议收回去，或者是为了给自己过多的言词找出路。
议院的解散仅仅会表明旧政党的解体。从联合内阁成立时起，爱尔兰旅就分成了两派：政府派和独立派。土地占有者的党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另一个阵营以约·帕金顿爵士为首。但是现在，在危急的时刻，两个阵营又重新团结在迪斯累里的周围。激进派本身也划分成两个集团：梅费尔派[81]和曼彻斯特派。旧政党中的内部团结的力量消失了，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实际对抗的力量。新的大选不会改善而只会巩固现状。
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被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极度。但同时，它也日益暴露了自己本身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 选民中间贿赂成风。在这一切都揭露出来之后，内阁是否敢冒险向这些打上耻辱烙印的选民们呼吁呢？是否敢冒险向全国呼吁呢？内阁向全国提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它一只手拿着拒绝实行议会改革的决定，另一只手则拿着奥地利提升它担任大陆警察局主要情报员之职的证书[82]。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22日
载于1853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74]“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于同号（1853年5月6日）报纸上就该文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本报读者在今日早晨的一期‘论坛报’上发表的本报伦敦通讯员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对格莱斯顿先生预算的巧妙说明以及英国现有各党派对这个预算的态度。我们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更为一针见血的对这个预算及其编制者的批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两节。——第77页。
[75]指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该条约是以1850年7月4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第77页。
[76]指1850年罗马教皇试图为英国指派天主教主教，此事激起了英国国教会和英国政府的反对。在1851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宣布教皇的指派无效。——第77页。
[77]“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十七世纪至1903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77页。
[78]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广泛迷信招魂术。——第77页。
[79]马克思稍加改动援引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出版的艾·约·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里下面一段话中的第一句。这段话是：“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第81页。
[80]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编辑部所在地。——第82页。
[81]梅费尔派或梅费尔激进派是假激进派（摩耳斯沃思、贝尔纳·奥斯本等人）集团的绰号，他们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贵族。“梅费尔派”一词从伦敦豪华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贵族的私邸区。——第85页。
[82]指阿伯丁联合内阁，特别是这个内阁的内务大臣帕麦斯顿对侨居在英国的政治流亡者所持的反动立场，以及这个政府为奥地利及其他各国的警察当局效劳，帮助它们反对革命民主运动的行为（见注71）。——第86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