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
1853年8月16日星期二于伦敦
戴维·乌尔卡尔特就东方问题发表了四篇文章[246]，目的是消除下述四种误解：第一，是认为东正教教会和俄国教会是一回事，第二，是认为英俄之间存在着外交冲突，第三，是认为英俄可能发生战争，第四，是认为英法之间似乎存在着同盟。这几篇文章，我打算将来再比较详细地谈谈[247]，因此现在只向诸君报道一下贝姆给列施德－帕沙的信。这封信最先是由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
“阁下！因为我尚未得到去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我认为有责任把一些意见报告给阁下，我觉得这些意见是非常要紧的。我首先要说的是，我所看到的土耳其军队——骑兵队、步兵和野战炮兵是非常优良的。军容、军训和士气都再好没有了。骑兵要胜过欧洲任何一支骑兵。意义最大的是，全体官兵都要求同俄国人作战。带着这样的军队，我敢去进攻数量一倍于我的俄国军队，并且有十分把握取得胜利。奥斯曼帝国既然能够出动超过俄国所能抵挡的数量的部队，那末很明显，苏丹会满意地看到，被莫斯科的沙皇们背信弃义地从他的祖上手里夺走的所有省份将收复回来归他管辖……贝姆”
奥地利外交大臣 ［注：布奥尔·绍恩斯坦。——编者注］就美国巡航舰“圣路易号”在科斯塔事件中的行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照会。在照会中，他谴责美国的整个政策。奥地利坚持自己有权用武力逮捕在中立国居住的外国人，否认美国有权采取军事性质的措施去保护他们。 马姆茲伯里伯爵星期五在上院提出质询，但他所关心的根本不是维也纳会议的秘密和这个会议向沙皇提出的建议的内容，整个目前谈判的情况他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大可以说是古董鉴赏式的兴趣。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翻译一下”俄皇在5月和6月给本国外交使节的两个通知（公布在“圣彼得堡消息报”[248]上）；他还想鉴赏一下“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应已作出的”答复。马姆茲伯里伯爵不是古罗马人，当着patres conscripti〔元老，古罗马议员的尊号〕的面公开听外国使节陈词的罗马风俗是最使他反感的。同时，他自己也指出：
“俄国的两个通知已由俄皇用本国文字向全欧公开发表，在英法文的报刊上也已披露。”
把这两个文件从新闻记者的语言译成外交部官员的语言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
“法国政府对这两个通告立即十分巧妙地作了答复……据报道，继法国之后英国随即也作了答复。”
马姆茲伯里伯爵显然是急于知道，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平淡文字译成克拉伦登伯爵的优雅文字是个什么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向“坐在对面的高贵朋友”指出，约翰牛经过了30年的和平、经商、工业活动以后，对 战争已经“有点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从去年3月“由于政府长期一直对自己的行动和谈判情况严守秘密而更加厉害了”。因此，马姆茲伯里伯爵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提出质询，但政府同样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保持沉默。
俄国对欧洲土耳其实行侵略的最初迹象使伯爵阁下比谁都伤心。他从来没有猜疑过俄国对土耳其有什么阴谋。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俄皇的荣誉”。但是，难道俄皇的荣誉曾经因扩大帝国版图而受损吗？其次，在他的心目中，“沙皇在1848年革命时曾经坚决奉行保守政策”。的确，专制君主同这些败坏人心的革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是在1852年，当伯爵阁下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君这样一再保证遵守约束着欧洲的各项条约和维护这么多年来为欧洲造福的各项领土协定，没有一个国君对此表示过更多的诚意。”
毫无疑问，布隆诺夫男爵在怂恿马姆茲伯里伯爵签订1852年5月8日丹麦王位继承条约的时候，是用再三保证他的神圣君王非常喜欢现有一切条约的说法把伯爵诱进了圈套的。而在布隆诺夫劝说刚刚热烈祝贺了波拿巴篡夺王位成功的伯爵同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建立一个反对同一个波拿巴的秘密同盟的时候，就是最好不过地证明自己维护现行领土协定的诚意。
为了解释俄皇的突如其来的转变，马姆茲伯里伯爵于是就进行心理分析，来研究“影响了 俄皇思想方式的情绪”。他肯定地说，“法国政府在圣地问题上的行为伤害了俄皇的感情”。诚然，波拿巴为了安慰俄皇被伤害的感情，曾经派了一个“性格非常温顺的人”戴拉库尔先生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伯爵接着说，“已经发生的事情，看来并没有从俄皇的脑海中消除”，所以俄皇对法国犹有余怒。应该承认，戴拉库尔先生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前就非常彻底地和令人满意地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尽管这样，俄皇的想法并没有改变”。这些情绪和由此产生的错误想法是这样强烈，以致“俄皇仍然怀疑土耳其政府想向俄国提出它根本无权提出的条件”。马姆茲伯里伯爵承认，“无论是什么人”；甚至连英国的勋爵也都包括在内，“都没有本事看见人的思想”，但是“他不能不认为，自己能够解释这些影响了俄皇思想活动的惊人情绪”。他说，俄国人世世代代习以为常地认为“注定要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一天现在已经到来了。他还认为，“现在的俄皇”也有“这种感情”。明智的伯爵起初想用俄皇老是猜疑土耳其政府企图侵犯他的权利的说法来解释问题，现在伯爵则说，俄皇猜疑土耳其只是因为他认为吞并土耳其的适当时刻已经到来。伯爵阁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改变他的逻辑议论的路线了。现在他不说有什么新情绪影响了俄皇的思想活动，使原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援引某些情况，由于这些情况，沙皇野心勃勃的想法和旧的传统感情曾经被抑制一个时期，并且压制了“使他受到诱惑的事物的产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这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马姆茲伯里伯爵当时“任职”，而后来“不任职”。
当他“任职”时，他不仅第一个承认了布斯特拉巴[249]，甚至第一个为他的背誓、屠杀和暴政辩护。但在此以后，
“当时的报纸却开始不断攻击它们所说的对法皇采取的屈膝献媚的政策”。
联合内阁上台了，詹·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也跟着出来了，
“这些人在公开的会议上抨击法皇的政策和法皇个人，同时也抨击法国人民选出了这个王子做国君”。
随后就发生了门的内哥罗事件[250]，联合内阁
“允许奥地利坚决要求苏丹不要对起义的门的内哥罗人再采取武力措施，甚至没有保障土耳其军队平平安安地撤退，结果使土耳其折兵1500—2000人。”
再后，就是罗斯上校从君士坦丁堡被召回，同时，英国政府又表示不愿和法国同时把自己的舰队派往贝捷克湾或士麦那。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俄皇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想法，肯定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敌视法皇，英法两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
马姆茲伯里伯爵细腻地（任何小说家如果这样细腻地描写自己的女主人公变化无常的情感，一定会获得声誉）描写了影响着俄皇敏感的头脑并使他离开正道的原因之后，就自吹自擂地说，由于他同法国人民的暴君建立了密切的同盟，似乎就摧毁了数世纪来使法国人民同英国人民隔绝的成见和反感的壁垒。他庆贺现政府继承了他同西方沙皇建立的这个友好同盟，庆贺它收获了托利党人播种所得的果实。他却忘记补充说，正是在这个友好同盟的庇护下，法皇支持联合内阁的时候，苏丹才被献给俄国做牺牲品，因为这个法国的苏路克急于希望能够踩着穆斯林的肩膀爬上什么维也纳会议，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伯爵一方面祝贺内阁同波拿巴结成紧密同盟，同时马上就开始斥责这个mésalliance ［注：俏皮话：《close alliance》——“紧密同盟，联姻”；《mésalliance》——“不平等的婚姻”。——编者注］所产生的政策。
我们不打算继续把伯爵的所有宏论再介绍下去了，总之，他大谈土耳其领土不受侵犯的重要性，否认土耳其的衰落，不承认俄国的宗教保护权；他还责难政府不把侵犯多瑙河各国事件看做casusbelli〔宣战的理由〕，没有用出动舰队的行动来回答俄国人渡过普鲁特河的事件，这些责难我们也不重复了。他所举出的新东西，只是下面这一封缅施科夫公爵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写给列施德－帕沙的“闻所未闻的蛮横的”信。
“本大使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得知，土耳其政府宣布打算保障东正教教会的僧侣实现属于他们的宗教权利，这实际上是表示无意保障这个教会所享有的其他特权。不管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本大使认为不得不通知外交大臣阁下，任何宣言之类，即使保障了东正教教会的单纯宗教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也是会被用来剥夺自古以来就公认属于这个教会及其僧侣并且现在仍属于他们的其他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因此帝国当局将认为这种宣言是对俄国及其宗教的敌对行为。顺致敬意等等
缅施科夫
5月9日（21日）于比尤克德列”
马姆茲伯里伯爵“很难相信俄皇赞同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或做法”。涅谢尔罗迭在缅施科夫离开之后发出的照会，以及涅谢尔罗迭照会发出后俄国军队的出动，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仍然不得不“总是作同样的答复”，也就是说，不作任何答复，“虽然这使他感到十分惋惜”。他认为“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是不说”早先没有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和宣布“他不能提供任何消息和不能提出任何特别报告”。因此，这位伯爵阁下除了说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外不能多说一个字。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肯定，在奥俄两国当局奉行自己的进攻政策的整个时期，他一直同它们保持着“经常接触”。例如，当奥地利政府把莱宁根公爵派到君士坦丁堡[251]，并且陈兵边界，“以防边疆地区的本国臣民骚动”时，他同奥地利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至少这就是“所援引的理由”，——清白无辜的克拉伦登这样告诉我们。苏丹向奥地利作了让步并撤回自己的军队以后，精力饱满的克拉伦登“重新同奥地利建立了接触，以便保证条约的认真履行”。
“我认为——勋爵接着说道——条约是履行了的，因为奥地利政府负责地告诉我们，情况就是这样。”
好极了，勋爵大人！至于同法国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那是从1815年就存在的。在英法政府决定“派遣舰队”方面，也“没有丝毫分歧”。波拿巴已命令自己的舰队开往萨拉密斯岛，
“认为危险很大”，因此，“虽然他（克拉伦登）说危险不那么大，法国舰队没有必要在那时离开法国码头”，波拿巴“仍然命令法国舰队开航；但这个情况并没引起丝毫分歧，因为一个舰队在萨拉密斯，一个在马尔他，比一个在马尔他，一个在土伦有利和方便得多”。
克拉伦登勋爵接着说，当缅施科夫对土耳其政府采取蛮横措施施加压力时，
“应当满意地指出，舰队没有得到出海命令，这是为了让谁都不能说土耳其政府的行动是受我们指使的”。
在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实际上完全有可能估计：如果舰队当时得到出海命令，苏丹一定会后退的。克拉伦登认为缅施科夫的“告别信”是“适当的，不过他觉得，在同各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这样的措词幸而是少有的，并且，如他所希望的，今后很长时期也会是少有的。”最后，关于入侵多瑙河各公国的事件，据克拉伦登称，法国和英国政府
“曾劝苏丹暂时放弃自己的一项毫无疑义的权利，即不把这些公国被占领看做是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
关于现在仍在进行的谈判，他只能说一点：
“今晨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那里得到正式报告说：圣彼得堡将接受各国大使在维也纳协商好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稍加修改的话。”
不过克拉伦登宁死也不愿透露一点协议的条件。
波门特勋爵、哈德威克伯爵、克兰里卡德侯爵和埃伦伯勒伯爵回答了勋爵阁下。没有一个人表示庆贺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所采取的方针。人们纷纷表示极大的忧虑：内阁的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内阁是不是做了帮助俄国而对土耳其不加保护的调停人呢？如果法国和英国老早就采取强硬政策，内阁的处境是不是会比现在好呢？顽固的老阿伯丁回答了他们：“如果事过之后再来推测当时可能发生什么，如果只是议论不那么做又会怎样，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是他下面的声明：
“各位勋爵阁下应当记得，自己是没有受任何条约约束的；我否认英国受什么条约约束而必须参与任何支持土耳其帝国的军事性行动。”
当英法第一次表示要干涉当前的土耳其问题时，俄皇曾断然否认1841年条约对他同土耳其政府的关系的约束力和由这个条约产生的西方列强进行干涉的权利。但同时他却依据同一个1841年条约坚持其他强国的军舰不得驶入达达尼尔海峡。现在阿伯丁勋爵在公开的隆重的议会会议上竟然同意了对这个条约的这种粗暴的解释；而这个条约是俄国专制君主只有在把大不列颠赶出欧克辛海 ［注：黑海的古称。——编者注］时才会同意承认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8月16日
载于1853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46]指戴·乌尔卡尔特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在“晨报”上发表的文章。——第291页。
[247]马克思答应写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看到。——第291页。
[248]“圣彼得堡消息报”（《Caнкmnemepóyр？скue ееòомосmu》）是俄国的日报，政府的机关报；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1917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第292页。
[24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9月30日）和布伦（1840年8月6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1851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294页。
[250]1852年土耳其和门的内哥罗发生武装冲突，门的内哥罗在名义上一直是苏丹的藩属，它力求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俄国要调停这次冲突，但被土耳其政府拒绝。1853年初，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率领下侵入门的内哥罗境内。奥地利政府担心门的内哥罗的战事和俄国保护门的内哥罗的举动会引起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的骚乱，急忙派遣莱宁根伯爵率领一个特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军队从门的内哥罗撤退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当时奥地利军队集结在门的内哥罗边境，于是土耳其政府就被迫让步，同意接受莱宁根提出的条件，停止军事行动。——第294页。
[251]见注250。——第296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