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在土耳其

因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自欧洲的每艘轮船都能带来一些有关军队调动和交战结果的消息，所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仔细地了解敌对双方的态势、兵力对比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其他各种情况。这种需要促使我们对双方的攻防能力以及可能影响交战双方统帅部决心的主要战略问题，作一简略分析。

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最初有2个步兵军和通常数量的预备队骑兵和炮兵。俄国步兵军有3个步兵师，即6个旅，几个轻骑兵团和一个炮兵旅，一共约有55000人和将近100门火炮。每2个步兵军有“一个预备队骑兵军”和一定数量的预备队炮兵，包括重攻城炮兵。因此，按编制定额，占领军最初约有125000人。现在第3个步兵军已开始渡越普鲁特河。所以，除去一切必要的削减，可以确定，俄军集中在多瑙河上的兵力为14—15万人。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需要时能投入战斗，这决定于当地的卫生状况、俄军军需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其他一些不在当地就无法估计的类似情况。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在多瑙河上与俄军对峙的土军，最多不超过11—12万人。在埃及部队未开到以前，土军的总数据一般估计不超过9万人。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土军在数量上显然弱于俄军。至于双方军队的真正的素质和战斗力，那末应当承认，就是在这方面，优势也同样在俄军方面。诚然，由优秀的法国和普鲁士军官建立的土耳其炮兵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俄国炮手则以射击不大准确而闻名。但是，土耳其的步兵，尽管近来有了各种改进，却仍不能与俄军的掷弹兵相比；同时，土耳其的骑兵还缺乏在第一次冲锋受挫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锋所必须具备的那种严守纪律和顽强战斗的精神。

双方的将领都是比较新的人物。关于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军事才能以及俄皇任命他担任这一要职的原因，我们已经和读者谈过[292]。他为人忠实，热心维护俄国的“特殊使命”。然而，他是否善于进行像现在所开始的这种规模的战争，还有待事实证明。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是一位比较有名的人物。关于他的情况，据我们所知，一般都是好的。他向库尔迪斯坦的出征，尽管条件困难，仍然获得了胜利；而向门的内哥罗的出征，也计划得非常周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外交上的干涉，大可以不战而胜[293]。因此，土军的主要王牌，可能在于军事指挥的优越。在其他一切方面，几乎都是俄军占优势。

尽管战争是土耳其人宣布的，而且他们可能比俄军更加狂热地渴望首先发起进攻，但是对较弱一方的土军来说，采取防御的行动显然更为有利，而俄军则以进攻更为有利。当然，这里没有把由于一方司令官犯严重错误而可能出现的获胜机会估计在内。假如土军有力量采取进攻，那末他们的战术就会明显地看出来。土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多瑙河上游以佯动迷惑俄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希尔索瓦之间迅速集中兵力，在多瑙河下游强渡，并在敌人阵地最薄弱的地方，即在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交界的狭窄地带采取进攻；然后，把这两个公国的俄军分割成两部分，以集中的攻击驱逐在莫尔达维亚的一个军，歼灭在瓦拉几亚陷于孤立和被分割的另一个军。但是，由于土军在进攻中毫无获胜的希望，所以他们只有在俄军司令官严重失策的情况下，才可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俄军想要利用进攻的机会，那末在他们深入土耳其帝国的心脏以前，必须克服两个天然的障碍：首先是多瑙河，尔后是巴尔干山脉。强渡大河，甚至在敌前强渡，这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常建的战功，以致现在任何一个尉官都能说出，应当如何强渡大河。采取几次佯动，备有齐全的舟桥纵列，拥有几个掩护桥梁的炮队，缜密计划保障退却的措施，并派出勇敢的前卫，——大概这就是强渡大河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但是要越过高山，尤其是要越过山口有限、能通行的道路也不多的巴尔干山脉，却是艰巨得多的行动。而当山脉又与河流平行，其间隔不超过40—60英里——这正是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的距离——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在山地遭到失败的军队，可能由于敌人的坚决追击而被切断通往自己的桥梁的道路，并在援军开到以前就被赶下河去。在大规模会战中遭到这样失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要全军复没。土耳其的天然的军事力量，就在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相距这样近，而且又是平行的。从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到黑海的巴尔干山脉，即巴尔干山主脉（《Veliki Balkan》），有五个山口，其中有两个位于大路（在土耳其叫驿道）上。这就是伊赫吉曼山口和多勃拉尔山口。伊赫吉曼山口位于由贝尔格莱德经索非亚、菲力浦堡、阿德里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而多勃拉尔山口则位于锡利斯特里亚到苏姆拉的道路上。至于其他的三个山口，有两个位于上述两个山口之间，有一个靠近黑海。这三个山口，大的部队和辎重队都不能通行，只有较小的部队，顶多还有轻野炮队可以通行，因而不能作为入侵军主力的作战线相交通线。

俄军于1828和1829年曾在锡利斯特里亚—多勃拉尔山口—阿德里安堡—艾纳德什克这一方向上作战。这是从俄国边境到土耳其首都最近最直的一条道路，所以它实际上是来自北方、有绝对控制黑海的舰队作支援并且是以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而迅速结束战争为目的的任何一支俄国军队所必经的道路。要通过这条道路，俄军强渡多瑙河后，应攻占有两个要塞（苏姆拉和瓦尔那）从翼侧掩护的坚固阵地，封锁或攻占这两个要塞，尔后再越过巴尔干山脉。土军于1828年曾以主力在这一阵地上冒险，结果在库列夫查附近被击溃；瓦尔那和苏姆拉均告陷落，巴尔干山脉的防御力量薄弱，因而俄军到达了阿德里安堡。尽管俄军已疲惫不堪，但并未遇到更多的抵抗，因为土军已完全瓦解，他们甚至没有一个旅的兵力来防守君士坦丁堡。土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了极大的错误。每个军官都应当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脉时，不应当把防御阵地设在山脉的前面，也不应当分兵封锁所有的山口。恰恰相反，应当在山脉的后面占住中央阵地，对各山口进行监视，等到看清敌人的意图后，就在他们的先头纵队从隔断山脉的狭谷中走出时，向他们进行集中攻击。土军本应集中更多的兵力，在敌人必然因疾病和某些部队掉队而削弱的情况下，只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而他们却由于在瓦尔那和苏姆拉之间的地区有一道横断俄军作战线的坚固阵地，便决定在那个地区进行这一决战。

因此可以看出，在锡利斯特里亚—阿德里安堡方向进行防御时，应防守多瑙河渡口，而不应冒险决战。在这以后，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的 后面进行抵抗，而不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 之间进行抵抗，而且只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非常大时，才可进行决战。尔后，则应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同时必须留下一些部队防守山口，留下的部队必须尽可能只抵抗而不决战。这样，俄军将把自己的兵力消耗在围攻要塞上，而且，如果他们还像以前那样行动的话，他们还要以强攻夺取要塞，也就是说，将在那里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可以说明俄军特点的，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军迄今 从未在无外援的情况下 顺利地进行过正规的围攻。缺乏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炮手，在野蛮的国家里不可能筹备大量军用物资和必需的围攻器材，甚至现有的物资也因路途遥远而不可能运来，——所有这一切都经常使俄军不得不在进行短时间的、猛烈的、但是很少充分产生效果的炮击后，用强攻夺取据点。苏沃洛夫曾采用这种方法攻占伊茲马伊尔和奥查科夫[294]，1828和1829年俄军又用同样方法强攻过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要塞，1831年攻占华沙时也是用这种方法。不管怎样，俄军到达巴尔干山口时兵力总要受到削弱，而土耳其则有足够的时间从各方面调集自己的军队。如果土军用全力还未能击退企图越过巴尔干山脉的入侵军队，那末就可能在阿德里安堡城下进行决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仍遭失败，那末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已尽其所能了。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俄军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不可能具有任何决定的意义。英国和法国的舰队正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在这样的兵力面前，任何一个俄国的司令官都将无法向这个首都进军。在阿德里安堡受阻并失去舰队（舰队本身也可能受到威胁）支援的俄军，很快就会遭受重大牺牲，会因疾病而损失成千的人员，并被迫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北。因此，俄军即使获胜，也不可能达到其战争的主要目的。但是还有一条作战线可供俄军选择，而且可能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条作战线就是从维丁和尼科波尔经索非亚到阿德里安堡的道路。如果不考虑政治原因，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俄国将军也不会想起走这条路。但是，只要俄国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奥地利身上，只要俄军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的出现加上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能够在这个国家，在门的内哥罗，在占波斯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人口大多数的希腊－斯拉夫人中激起暴动，只要由于君士坦丁堡停泊有欧洲舰队，俄国还谈不上进行最后的单纯军事行动，还谈不上夺取君士坦丁堡，那末这个计划就是俄军可能采取的、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的唯一的计划；采取这一计划，他们就可以避免英法因俄军过于公开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而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

从俄军目前的部署的确可以看出，是有类似这样的计划的。俄军的右翼一直延伸到瓦拉几亚西部边境附近的克拉约瓦，而且俄军的战斗队形全都是沿多瑙河向上游地区展开的。因为这样的机动使人完全不能设想作战线将通过锡利斯特里亚和苏姆拉，所以这种机动的目的可能只是企图与塞尔维亚——土耳其的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正教的中心建立联系。如果奥地利给予支持，如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能与此同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那末在多瑙河下游扼守防御阵地，配合渡过多瑙河上游向索非亚进攻，就是完全有把握的事；而俄军向土耳其斯拉夫地区的中心进军，是必然会引起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沙皇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温和地实现他在整个冲突中所企求的目的——把土耳其所有的斯拉夫人都组成如现在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那样的单独的公国。如果苏丹在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仅有名义上的主权，而实际上这些地方受沙皇的保护，那末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就会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而且可能失去其兵源地——阿尔巴尼亚。这对俄国来说是最大的成功，比在阿德里安堡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个胜利之后它的军队就可能无法前进了。根据这一切情况来看，俄国就是企图取得这种结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能都起来反对土耳其，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俄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否犯错误，就很难说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9月29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92]指1853年9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俄军在土耳其的计划”。对这篇社论的援引，可能是该报编辑部插入本文的。——第380页。

[293]指1846年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指挥下出征库尔迪斯坦，镇压那里爆发起来的反苏丹的起义。关于奥美尔－帕沙出征门的内哥罗，见注250。——第380页。

[294]亚·瓦·苏沃洛夫曾参加围攻奥查科夫的战斗，但是由于他在围攻要塞时负伤，以及和俄军司令官波将金公爵在围攻方法上意见分歧，而没有参加1788年12月17日（6日）占领奥查科夫的战斗。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指挥下用强攻占领土耳其的伊茲马伊尔要塞，是在1790年12月22日（11日），这对俄国在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中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38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