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

1853年7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多瑙河各公国实际上的被占领以及早在意料中的危机日益逼近，迫使英国报界显然放低了好战的调子。因此，“泰晤士报”在两篇社论中连续发表的意见才没有引起什么重大的异议，它的意见是：“既然俄国人不能克制自己在野蛮国家里进行文明活动的意图，那末对英国来说，最好是让他们自由行动，不要由于无益的固执而破坏和平。”

关于当前议事日程上的土耳其问题，政府一心一意不愿提供任何情报，因此在上下两院中同时演出了一场可笑的滑稽剧。在下院中，著名的古尼尼微修复家[171]累亚德先生发表一项声明，说他要在今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内阁向下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和俄国的详细情报。这项声明提出以后，在下院就出现了如下的一个场面。

累亚德先生。——已经宣布我在明天质询。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份通知，要求我把质询延到本月11日（星期一）提出，当时我不可能作出答复，事实上在今天早晨以前作答复也办不到。使我惊奇的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我到下院来过，因为我在同投票结果一块印发的提案简报中看到，说累亚德先生已经把他的发言从本月8日（星期五）延至本月11日（星期一）！用这种态度对待独立的议员，我认为未必公道。格莱斯顿先生。——我不知道是谁下指示和授权在下院的公报上刊登延期发言的声明。我只能向敬爱的议员先生保证一点：已经做的一切，都是出自绝对的bona　fide〔善意〕。

累亚德先生。——我想知道是谁把延期发言的声明弄到公报上去的；是什么原因使你们把我的发言推迟到星期一？

格莱斯顿先生。——是约翰·罗素勋爵的身体不舒服。

于是累亚德先生同意推迟到星期一提出自己的议案。

迪斯累里先生。——我认为，这件事需要政府作出解释，尤其是在简报中也不顾协议把印度法案的讨论弄到明天去了。

休息以后， 查·伍德爵士很谦逊地承认，这两个小岔子都是他的过错。但是他利用格莱斯顿的暗示，马上又说，他对累亚德先生是 完全出自善意。

在上院却揭开了相反的一面。可怜的罗素身体不舒服，无论如何与克兰里卡德侯爵的提案没有任何关系。侯爵的提案与累亚德先生的提案类似，也是在大臣们要求之下一再延期后定在星期五提出。

布鲁姆勋爵提出保证说，他没有同任何一个阁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把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提案定在明天提出，在当前情况下是非常不恰当的。他要找外交大臣谈这个问题。克拉伦登勋爵声明说，显然，他不能下断语，在目前详细讨论问题不会产生危害，不会造成困难。谈判还在继续。但在多次延期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权利再请求他的高贵的朋友收回自己的提案。但是，他保留他有权在自己的答复中提出不超出他的社会职责范围的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问一问他的高贵的朋友，是否同意把自己的提案最早延至下星期一提出，因为在上下两院同时辩论这个问题方便些，何况约翰·罗素勋爵现在身体很不好。

埃伦伯勒伯爵。——坐在对面的侯爵阁下如果能够把他原定明天提出的提案不仅延至星期一以前，而且讨论的日期一般也不指明，那就是十分明智了。

得比勋爵对于高贵的侯爵提出这个问题表示惊奇，并且说，他完全同意伯爵阁下（埃伦伯勒）的意见。

格雷伯爵。——在克拉伦登勋爵声明之后，关于必须延期讨论的问题，想必每个人都清楚了。

在此以后，克兰里卡德侯爵便收回了自己的质询。

菲茨威廉伯爵询问，6月26日俄国关于对土耳其进行神圣战争的宣言是否与原文无异。

克拉伦登伯爵回答说，这个文件他是从女王陛下驻圣彼得堡大使那儿收到的。

马姆茲伯里伯爵。——为了上院议员们的尊严，政府应该向他们保证，政府不让下院在星期一举行这样的辩论，这是政府能够办到的。

阿伯丁伯爵说，他和他的同僚正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不让举行这些辩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先用欺骗的方法使下院延期辩论；然后借口下院已延期辩论，使上院也照办，于是“高贵的”上院议员们就决定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ad　infinitum〔不定期〕；最后，为了“世界上最高贵的会议”的尊严，要求下院也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ad　infinitum。

在回答利德耳先生的质询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同一次会议上说了下面一段话：

“多瑙河口的苏利纳支流不久前所以停止通航，是由于河水上涨，溢出河岸，结果水流量减少，浅水处淤泥增多。我必须指出，虽然多瑙河三角洲的占有者俄国政府始终都承认，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它有责任保持苏利纳支流能够顺利通航，但是多少年以来，我国政府却不得不一再向它提出意见，责备它不负责任。当多瑙河口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水浅的地方都保持着16呎的深度，而现在，由于俄国当局的疏忽，已减至11呎；而且这11呎的深度只保持在一条很狭小的航道内，这条航道所以这样狭小，是由河岸冲下来的冲积土、浅滩的形成以及遇险沉没至今尚未捞出的船只造成的。由于这一切，船舶在此通航，如遇天气不好或缺乏熟练的领港员，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上述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了敖德萨的竞争，敖德萨方面是想阻止沿多瑙河运出商品，而使商品都尽量通过敖德萨本港运出。”

看来，英国内阁是希望等到多瑙河各公国成为俄国领土的时候重新开放多瑙河口，因为到那个时候，敖德萨就不会竞争了。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有机会指出，在各工厂区，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取得了成绩[172]。从那时以来，运动就没有停止，最后，终于得到立法人士的反应。本月5日，代表奥尔丹的议员科贝特先生，请求允许他提出一项关于限制工厂劳动日的法案，规定每星期前5天限为10小时，星期六限为7小时半。他得到允许提出这项法案。在预先辩论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突然心血来潮，竟然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找不到别的方法保护从事工厂劳动的女工和童工，他就要提议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他的这句话刚一脱口，就掀起了一阵反对这位轻率的国家活动家的风暴，反对他的不仅仅是工业巨头的直接代表，主要的还是他们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朋友辉格党人，如乔治·格雷爵士、拉布谢尔先生等。约翰·罗素勋爵把帕麦斯顿拉到一旁，同他作了半小时的私人pourparle〔商谈〕以后，便来全力平息这场风暴。他向议员先生们极力解释，说“他认为这完全是没有正确理解他的可敬的朋友的意思，他的朋友 主张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实际上所指的是 反对这种限制”。这种愚蠢的通融，是联合内阁的活命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联合内阁的代表人物都有权说的是这回事，指的是另一回事。至于说到帕麦斯顿本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位老牌的爱穿自由主义时装的人物在几年以前曾经用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对待爱尔兰氏族的成员那样的方法[173]，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了几百家爱尔兰人。

提出上述法案的科贝特先生，是有名的威廉·科贝特的儿子，是他父亲当年当过代表的那个城市推举出来的议员。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当选证书，也继承了政治信念。因此，尽管这些信念带有独立的性质，但仍然同现代各党派的立场很不合拍。威廉·科贝特当年是英国旧激进主义的最有才干的代表，更确切点说，是它的创始人。他曾经第一个揭露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传统的党派斗争的秘密，撕下了寄生性的辉格党寡头政治虚有其表的自由主义的伪装，进行过反对各种形式的大地主统治的斗争，嘲笑过英国国教教会的伪善贪婪，攻击过两个机构，金融寡头政治的两个最鲜明的化身——“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和“马克沃姆先生之流”（国家债权人）[174]。他曾经建议废除国债，没收教会领地，取消各种纸币。他探究了政治集权怎样一步步地侵犯地方自治的权利，并且谴责这种侵犯，认为它破坏了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不懂得这就是工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他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后来都写在人民宪章里，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工业无产者而是工业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宪章。他有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感受，但是在理性认识上却很少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一直到1834年，他去世以前不久，在颁布了新的济贫法[175]之后，他才开始猜测到，现在的工业巨头如同大地主、银行家、国家债权人以及英国国教教会的僧侣一样，都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果说，威廉·科贝特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驱，那末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个顽固的约翰牛。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他认为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开始衰落，英国人民的意气从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的时候起开始消沉。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是向新天地过渡，而是回到古老的世界，不是新纪元的开端，而是“美好的古老时光”的复还。他恰好没有看到，他所想像的英国人民衰退的时期，正好是资产阶级地位开始提高、现代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时期，并且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地方自治消亡，让位于政治集权。从十八世纪起随着古老英国社会的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使他心里充满苦闷。他看到了事物的后果，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理解正在开创自己事业的那些新的社会力量。他没有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贵族世世代代垄断着国家的官职，通过立法手续来批准资产阶级的新需要、新野心所要求的一切变化。他看到了机器，但没有看到使机器开动的那种背后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1688年以来的一切变化应该完全由辉格党人负责，他们是使英国衰落，使英国人民退化的祸首。因此他才对辉格党抱着刻骨的仇恨，不断地揭露辉格党的寡头政治。因此才出现这样一个使人惊奇的事实：威廉·科贝特是一位本能地保卫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侵犯的卫士，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而且他本人也认为，他是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世袭贵族的战士。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如今的科贝特先生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继续他父亲的政治生涯，于是便不由自主地滚到自由派的托利党人队伍里去了。

“泰晤士报”力图用加倍横蛮地对待英国工人的办法来奖赏自己对俄国沙皇的顺从，因此便针对科贝特先生的提案，发表了一篇自以为会一鸣惊人，但实际上却成了纯粹胡说的社论。“泰晤士报”无法否认，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是迫使大工厂主服从现有的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法律的唯一方法，但是它不能理解，一个头脑健全的人，要达到某种目的，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唯一适用的办法来。现有的 十小时半工作日的法律[176]，同所有其他工厂法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工人虚假的让步而已，工人们不满足这种表面上的让步，敢于要求把这种让步变成现实。“泰晤士报”从来就没有听到过有比这更可笑或更古怪的事。如果议会禁止老板让工人每天工作12、16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末，“泰晤士报”说，“英国将不再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了”。这就像南卡罗来纳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是自由的国家吗？”如果一个人到工厂当工人，同厂主签订合同，每昼夜出卖自己16或18小时，没有办法像普通人在较好的条件下那样睡觉，那末，“泰晤士报”断言，这是由于：

“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供与求两方面不断协调，并且使他们去选择对他们最愉快最适当的职业。”

自然，法律不应该干涉travail　attrayant〔诱人的劳动〕。如果你们要把机器转动的时间限定在一昼夜的某个时间内，比方说，限定从早上6时起至晚上6时止，那末，“泰晤士报”说，你们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完全禁止使用机器；如果你们在日出之后把街灯熄掉，那末你们到夜里也应当熄掉街灯。“泰晤士报”不允法律干涉私人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才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印花税，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它又设法要议会废除报纸附刊税来减轻本身的事业的负担。“泰晤士报”对议会干涉厂主老爷们的神圣利益表示深恶痛绝，而不管这种利益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同时，它又不择手段地设法使马车夫和小车主的事务受到最无耻的干涉，虽然在这里除了西蒂那些大腹便便的生意人，可能还有印刷所广场[177]的绅士们的舒适受些影响以外，威胁不到任何东西。迄今为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在对我们说，机器的主要好处是它能代替和减少体力劳动，减轻体力劳动的负担。如今“泰晤士报”承认，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机器并不会缩短工作日，而是延长工作日；机器先剥夺个体劳动的质量，然后强迫工人用数量来补偿质量上的损失。这样，工作日就越来越长，白天工作又加上夜间工作。只有工业危机才使这个过程中断，那时候就根本不让工人再做工了，工厂向工人紧闭大门，工人要么充分休息，要么上吊，那只好随他的便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8日

载于1853年7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2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71]指1845—1851年英国考古学家累亚德所进行的古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的发掘工作。——第210页。

[172]指马克思的“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9—615页）。——第213页。

[173]见马克思的“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第214页。

[174]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马克沃姆”（《muckworm》）这个英国词的意思是粪蛆，这里讽刺性地用了它的转义——“守财奴”、“吝啬鬼”。——第214页。

[175]济贫法是1834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214页。

[176]1850年8月5日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为十小时半，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时间。这项法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工人们抗议高等控诉院所作的关于工厂主违反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一案的决定，这项决定事实上是准许了这种犯法行为。1850年的法令禁止工厂主采用轮班工作制规避1847年法律，但同时却使延长工作日半小时成为合法的东西。——第216页。

[177]见注80。——第21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