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1853年8月19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一再拖延他对土耳其问题的解释，终于很幸运地拖到了议会会议的最后一周。上星期一，他突然宣布，他将在星期二作出拖延已久的报告。原来是勋爵阁下确知迪斯累里先生在星期一早晨已离开伦敦。查理·伍德爵士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他在获悉约翰·帕金顿及其支持者不出席议院的消息后，突然提出了自己的印度法案和上院的修正案，利用出席的议员人数不多，达到了一致同意恢复盐业垄断权的目的。这类卑劣的骗术，就是辉格党的议会策略的枢纽。
下院对东方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罗素勋爵用一种十分适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声调开始了演出。这个被看做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党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的小矮子说得很枯燥，他压低了嗓门，语调平淡呆滞，不像一个大臣说话，倒像一个刑事新闻采访员，用一套陈辞滥调和官场用语，冲淡人们对他所描写的惨象的印象。他所说的话不是“辩护词”，而像是忏悔。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使这样的演说得到原谅，那就是它的直率了，好像小矮子力图这样来平抑某种内心的痛苦似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这些不可避免的词句，听起来也好像是在这个帝国墓前致悼词时偶一不慎而夹杂进去的往事回忆。这篇以宣布东方纠纷已经解决为目的的演说的影响如何，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判断：一当这个演说电报发到巴黎，巴黎的有价证券就下跌了。
约翰勋爵说得对，他说，政府不需要他来辩护，因为谁也没有攻击它；相反，议院明白表示完全由执行机关去进行谈判。的确，没有一个议员曾经提出要求大臣们参加辩论的提案，议院外也没有举行过一次集会要求议员们提出这类提案。如果说内阁的政策充满了神秘，那是得到了议会和公众默许的。至于在谈判结束之前不公布文件，照约翰勋爵的说法，这是议会的传统所形成的永久的法律。约翰勋爵列举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的叙述里并不是更有味道，因为他不是讲述什么，而是开清单；如果把他所讲的话介绍下去，会令人厌倦的。但是，仍然有几个重要之点，在约翰勋爵讲出之前还没有人正式讲过。
还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俄国大使就通知约翰勋爵，说沙皇打算派一个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它的使命只限于就圣十字架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问题提出建议。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和英国政府并没有猜疑俄国方面还有任何其他的意图。只是在3月初，土耳其大臣通知斯特腊特弗德勋爵说，缅施科夫公爵提议签订一项同土耳其独立绝不相容的秘密条约[252]（据累亚德先生说，罗斯上校和其他许多在君士坦丁堡的人物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声称，如果让法国和英国知道了这个建议，俄国将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敌视俄国的行为。同时也知道了（不仅根据传言，而且根据可靠的报告），俄国正在向土耳其边界和敖德萨大量集结军队。
至于维也纳会议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根据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复照[253]的内容写出的。过了一些时候，奥地利接受了这个照会，修改了一下，在7月24日作为它自己的建议提出，而照会的定本是在7月31日完成的。奥地利大臣在此之前就把照会转交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大使则在7月24日，即照会还没有最后定稿之前就寄到圣彼得堡了。只是在8月2日，即沙皇同意这个照会之后，照会才发往君士坦丁堡。可见，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大强国给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大强国给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约翰·罗素勋爵肯定说，这个照会“ 在形式上不是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完全吻合的”，从而承认这个照会在内容上同它是完全吻合的。为了使人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疑问，他又加了一句：
“俄皇认为，他的目的将要达到。”
照会草案对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问题连提也没有提。
约翰勋爵说：“即使土耳其和俄国终于在这个照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从各公国撤兵这个重要问题仍是悬案。”
同时他补充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撤兵是非常重要的”，但又请允许他不谈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相当明白地示意，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许在哥萨克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离开贝捷克湾。
“我们不应当同意这样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舰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驶近达达尼尔海峡，都可以被看做无异于实际入侵土耳其领土的行动。但是不言而喻，当问题得到解决，和平得到保证时，贝捷克湾对英国和法国将不再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基地了。”
任何一个明智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应当永远留在贝捷克湾，或者英国和法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来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因此，这些模棱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确实有点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一接受照会和哥萨克一答应撤出各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约翰勋爵说道：“当俄国政府占领了各公国时，奥地利声明，根据1841年条约的精神，绝对有必要召集各强国代表举行会议，努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已经形成的困难局面，否则，它将危及欧洲和平。”
阿伯丁勋爵则与此意见相反，他几天以前在上院说过，——从其他方面获悉，他在6月间给君士坦丁堡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的正式照会中也说过：
“1841年的条约根本没有规定各签字国有切实援助土耳其政府的义务〈但是却有暂时拒绝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所以英国女王政府完全有权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自行决定，是采取行动或者是放弃行动。”
阿伯丁勋爵否认对土耳其有任何义务，无非是不愿有反对俄国的权利而已。
约翰·罗素勋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完满成功的“ 美好前景”。但是，在目前，在维也纳写成的俄国照会（应由土耳其转交沙皇）还没得到苏丹赞同，西欧列强提出的sine qua non〔必需条件〕，即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时候，这种看法是太乐观了。
累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约翰勋爵，他的讲演毫无疑问是最好和最有力的，这篇讲演大胆，紧凑，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萨尔达尼拔一样；十分了解东方现代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传说一样。
累亚德先生对阿伯丁“无论何时何地都宣称他的政策的实质是和平”表示遗憾。英国如果回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就是鼓励俄国这个肆无忌惮的国家的野心，它的这种野心迟早必然导致战争。俄国现在的行为不应当看作偶然的一时的现象，而应当看作广泛的政治计划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至于对法国的“让步”和拉瓦累特先生的“诡计”，俄国甚至不能拿它们作借口，因为
“土耳其政府在颁布作出引起俄国不满的让步的敕令之前好些天，甚至几星期，就将这个敕令草案递交提托夫先生了，当时敕令本文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对”。
要说猜不透俄国对塞尔维亚、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基督教居民的存心，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作正式访问，刚刚到达就要求免去加腊沙宁的塞尔维亚大臣职务。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塞尔维亚正教最高会议提出抗议。加腊沙宁先生是在1842年的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活动家之一，这次反俄的民族运动赶走了当时在塞尔维亚执政的米哈伊尔公爵（他和他的家族都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1843年，俄国要求有干预塞尔维亚内政的权利。绝对没有任何条约使俄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它从当时的外交大臣 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这种全权，阿伯丁勋爵当时宣布，“ 俄国有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己的各项条约的权利”。
累亚德先生说道：“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它是塞尔维亚的主人，它可以阻挠任何民族争取独立。”
至于多瑙河各公国，俄国首先利用了1848年这些省份的民族运动，促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张和独立主张的人从这里驱逐出去。随后它又迫使苏丹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这个条约确定了俄国干预各公国一切内政的权利，“各公国现在被占领也证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
现在剩下的还有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
“在希腊人当中流行起一种批判的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再加上他们同欧洲自由国家的贸易联系，引起俄国政府极大的不安。俄国的不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教在东方基督教徒中的传播。在土耳其恐怕找不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没有新教的核心，这应当说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和传教的结果〈这又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一个根据〉。得到俄国传教士撑腰的正教僧侣竭尽全力阻挠这个运动，但一切迫害都无济于事，于是缅施科夫公爵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俄国来说，特别要紧的就是根除近年来在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中开始表现出来的宗教独立和政治独立的精神。”
累亚德先生谈到建立 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所谓希腊帝国的计划，他指出，希腊人（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正教徒，而是指有别于斯拉夫人的民族）总共不过175万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千方百计加紧抛掉同他们的任何联系，不许希腊族僧侣到自己那里去担任神甫和主教；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总主教教堂，来代替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教堂；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卖给俄国。
有些下院议员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累亚德先生
反驳他们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都将陷于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掌握了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视之为世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深信，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
“它力图使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民族存在，力图慢慢地，而又是实实在在地剥蚀土耳其人的权力，并向所有反抗它的计划的人表明，这种反抗不仅无用，而且会遭到它的报复。一句话，它要使土耳其不能有其他政府，而只能有俄国的政府。这一次，它的这类阴谋已经完全成功了”。
累亚德先生声称，在缅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萨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错过了机会，没有声明英国和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鲁特河是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没有声明它决不许俄国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缔结任何条约或协议。
“如果我们当时采取这个步骤，俄国绝对不敢越过普鲁特河。”
随后，累亚德先生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如果成为独立国，同贝萨拉比亚联合起来，并以匈牙利为后盾，最终会成为捍卫君士坦丁堡以免被俄国人侵占并把大斯拉夫种族分为两部分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俄国 终将撤出各公国。
“俄国明白，为了实际上已经属于它的省份而同欧洲列强打仗是不值得的。俄国本来就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只有用流血牺牲和高昂代价才能取得的东西；它已经加强了自己在东方的实力；使土耳其受到屈辱；迫使土耳其负担全部军费，耗尽了土耳其的资源；此外，也是重要得多的一点，它已经贬低了英国和法国在它们本国臣民和东方各民族心目中的威信。”
累亚德认为，维也纳会议拟定的照会将有下列结果：
“如果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它，俄国就会把矛头转向我们，要我们当它的盟国，一起反对土耳其，迫使它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建议。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它，那就意味着英国直接批准俄国有干预土耳其政府1200万基督教臣民的事务的权利……我们对这个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占的是二等国的地位，而起头等国作用的只是俄国……我们错过了适当解决这个东方大问题的也许是不可复得的机会……相反，却让俄国把土耳其打击得再也恢复不了元气……但这不是我国政策唯一的结果。瑞典、丹麦以及迄今一直指望能够得到我国支持的一切欧洲弱国会认为，从今以后，再反抗俄国侵犯是毫无用处的。”
累亚德讲完之后，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几点重要的意见，其所以重要，因为这些意见代表托利党反对派的观点。他对约翰·罗素勋爵不能向议会和全国提供比较令人满意的消息表示遗憾。他向政府保证说，如果政府决定把撤出各公国当作sine qua non〔必需条件〕，这“不仅会得到下院的支持，而且还会得到英国人民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支持”。在文件没有公布之前，他对于劝土耳其不要把占领各公国看作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的政策，对于在早期阶段上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而使谈判长达6个月之久，造成没有信心的气氛，从而使土耳其和大不列颠的利益和贸易遭到损失的政策，将不作评论。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又发了一通他常发的、温情脉脉的民主派宏论，这种宏论通常是讲的人比听的人更过瘾。如果把这些轻气球似的虚夸词句抓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来使它们膨胀起来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没有。达德利·斯图亚特再一次重复他经常重复的论调，说土耳其正在实行改革，说苏丹的统治不论在宗教方面或是在贸易方面都比俄国沙皇的统治有多得多的自由主义特色。他公正地指出，当多瑙河各公国的不幸居民实际上正遭受着战争灾难的时候，大谈其和平是没有用处的。他要求欧洲保护这些省份的居民免受他们现在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他从议会史中引用一些事实，证明议员甚至在谈判尚未结束时也有权发表言论。总之，“每日新闻”的每一位细心的长期读者所熟知的事情他恐怕一件也没有忽略。在他的演说中有两点“精华”：
“勋爵阁下〈约·罗素〉的解释虽然不很充分（因为他告诉议院的事情恐怕只是议院以前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从他所闭口不谈的东西中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勋爵阁下干出了他应引以为耻的事情。”
至于阿伯丁伯爵，
“他虽然也曾告诉我们，和平已有30年的保证，这对欧洲的自由和繁荣大有好处，但是我〈达德利·斯图亚特〉否认和平对欧洲的自由产生了什么好处。我要问，波兰、意大利、匈牙利、还有德国现在处在什么状况？”
这位民主派勋爵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完（这是这种第三流演说家的致命的喜好），从大陆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国臣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女王方才罢休。
蒙·米耳恩斯先生，内阁的信徒之一，在他的额头上写着：
“他只是一件工具罢了。”［注：莎士比亚“裘力斯·该撒”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
他不敢完全按照政府的精神说话。他的话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凑成的。他一方面认为，大臣们没有把文件告诉议院是“做得非常聪明谨慎”的；另一方面又向大臣们示意，如果他们采取别的做法，他们的行动会更有力和坚定。他一方面认为政府屈从俄国的要求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表示怀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等于英国政府叫土耳其采取某种政策而又不准备支持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后他说，“这个问题他越想越感到非常难办”，而他越是不大明白，就越是觉得政府的观望政策有道理。
听了蒙克顿·米耳恩斯先生这番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思想混乱的话以后，门茨先生的有点粗鲁的直率使我们有一种真正清新的感觉。门茨先生是北明翰的议员，1831年实行议会改革的头脑之一。
“有一次荷兰大使向查理二世提出一个不体面的建议，查理叫道：‘呵，上帝！你从来没有向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出过这类建议’。大使答道：‘当然不会向他提出的，但是你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如果我国现在有一个像克伦威尔的人，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些大臣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政府，俄国就绝不会侵入多瑙河各省了。俄皇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促使英国进行战争，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英国现在不过是收获它对这些国家的行为的果实而已。既然谈到英国的对外政策，我认为，英国的地位是极其薄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还认为，英国人民感觉到，国家的威信降低了，政府丧失了一切荣誉感，只注意几个英镑，几个先令和几个辨士。政府目前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开支多少，战争对本国各种商人是否有利可图。”
北明翰是军火生产和枪炮贸易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的代表对于曼彻斯特派的爱好和平的棉织业团体自然要抱讥笑态度了。
太恩河上的新堡的议员布莱克特先生不相信俄国人会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他警告政府，“ 不要陷在任何从王朝观点出发的爱和憎中”。
大臣们受到各派代表四面围攻，神色阴沉，满脸颓丧，灰溜溜地低头坐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理查·科布顿走上了讲台，他像狂信者一样异想天开而信仰坚定，像思想家那样矛盾百出，像小店主那样胆怯而精明，用这种态度对大臣们大加赞扬，说他们接受了他的和平学说，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加以运用。他宣扬内阁公开实施的、议会默许的东西，宣扬统治阶级允许政府实行和议会通过的东西。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可以说是有历史意味的思想。他暴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的秘密，因此被当做叛徒抛弃。他使英国资产阶级好像在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镜子里的容貌看起来很不雅观，于是他便耻辱不堪地被人嘘了一阵。他反复无常，但是他的这种反复无常本身则是有常的。从过去的贵族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好战词令，同现在的交易所经纪人的胆小怕事的事实是不相和谐的，但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
他一开始就宣称，从这个问题的实质上看，各种意见是没有分歧的。
“但是，很明显，土耳其问题仍然引起了极大的不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土耳其人是侵入欧洲的外来民族，他们没有成为欧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祖国是亚洲；在文明国家里不能有伊斯兰教；我们不能捍卫不能自卫的任何国家的独立，此外，像现在人所周知的，在欧洲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是1对3。
“我们应当奉行的政策就是：只有在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我们一样希望阻止任何其他国家占领土耳其的情况下，才能保障欧洲土耳其对俄国的独立地位……毫无疑问，我们是可以派遣我们的舰队到贝捷克湾和迫使俄国人有所节制的，因为俄国不想同一个海上强国冲突；但是我们这样做只会增加巨大的军备，而仍然解决不了东方问题……问题在于，土耳其和它的基督教居民前途如何？伊斯兰教不可能保存，而我国若是充当维护欧洲伊斯兰教的斗士，我们是会感到十分遗憾的。”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说，为了贸易的利益，土耳其应当得到支援。他（科布顿）则绝不会为了税率而进行战争。他太坚信贸易自由的原则了，以致认为这些原则的实施无须用战争的方法。对土耳其的出口额许多人都估计得过高。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各国所消费的只不过是最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黑海进行的全部贸易，都要归功于俄国推进到了土耳其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得到的粮食和亚麻，不是来自土耳其，而是来自俄国。即使俄国将来还要继续进攻土耳其，难道俄国就不像以往一样，乐于给我们送来自己的大麻，自己的粮食，自己的咸肉了吗？我们在波罗的海也在同俄国进行贸易……而同土耳其的贸易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而俄国人是经商条件好得多的人：不妨看看圣彼得堡，看看它的停泊码头、货物码头和货栈……我们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国家联盟呢？……人们也谈到力量的均势。这是问题的政治方面……关于俄国的实力，关于一旦俄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对英国产生的危险，人们谈得很多。但是认为俄国会进攻英国是非常荒谬的！俄国不向西欧借债，就不能派遣自己的军队走出国门一步……这个国家如此贫穷，同英国相比，老实说，只不过是个大乡村而已。既缺资本，又无资源，永远不可能损害我国或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英国现在比以往强10倍，有多得多的力量来对抗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的进攻。”
接着，科布顿证明，目前，战争对英国来说，危险比以往要大得多。英国工业人口增加了很多。英国人对商品的输出和原料的输入的依赖性大大增加。他们已不再拥有工业垄断权。自废除航运法[254]以来，英国就不仅要在海运方面，而且要在其他一切部门，经得起世界竞争。
“我恳请布莱克特先生想一想，受苦最大的恐怕是他现在在这里所代表的港口。政府不理睬不明事理的人们的大声要求，是英明的……我不想谴责政府维护土耳其帝国的完整的言行，因为这是政府继承下来的传统政策……现政府应当受到信任，因为它在人民允许的范围以内表现了爱好和平。”
理查·科布顿是一个真正的戏剧式的英雄，作为戏剧式的英雄，他同一切真正的英雄一样，其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而接着走上讲台的，是一个假英雄，一切骗局的庇护者，制造精美的谎言和恭顺的诺言的大师，任何往往在溜之乎也的时候说出来的大话他都能说。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这个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辩士第一眼就看出，被告如果背弃自己的辩护律师，就可以逃避判决。他明白，现在四面受敌的内阁，如果激烈抨击敢于替自己辩护的唯一的人，如果放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自己政策辩护的唯一的理由，就能够根本扭转局面。再没有比在科布顿先生那里找出一系列矛盾更容易的事情了。帕麦斯顿指出：科布顿先生开始时表示完全同意上面发言者的意见，而结束时却每一点都同他们的意见背道而驰；他主张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后来却竭力证明，土耳其不应受到任何保护；他，和平的圣徒，替俄国的侵略行动辩护起来了；他肯定说，俄国是弱国，但他认为同俄国打仗必然使英国破产。的确，俄国只不过是个大乡村，但圣彼得堡既然是一个比君士坦丁堡美的城市，因此俄国就应当有权利统治这两个城市。科布顿先生虽然是一个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但他却不喜欢土耳其的自由贸易而喜欢俄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不管土耳其自身是否消费运到它那里去的商品，或者它只是一条把这些商品运往亚洲其他地方的过道，——难道这些商品能否自由过境对英国是无所谓的吗？科布顿先生是不干涉原则的热烈拥护者，现在却想用议会的决定来确定穆斯林、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民族的命运。说到这里，帕麦斯顿勋爵大谈起土耳其取得的进步和它现在拥有的实力。“的确，土耳其没有波兰和切尔克西亚”。但是土耳其相当强大，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当然可以迫使土耳其同意俄国占领若干省份。强大的帝国能够经受得住一切。帕麦斯顿勋爵向理查·科布顿证明了，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根据能适用于帕麦斯顿勋爵及其同僚所奉行的政策。这位老喜剧演员的每一句话都被狂喜的掌声所打断，当他最后要回到自己的席位坐下的时候，却说了这么几句厚颜无耻的同全篇讲话相矛盾的话：
“土耳其本身存在着生命的和繁荣的因素，使我感到满意，因此我认为，女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健全的政策，应当受到全国信任；遵循这一政策，在今后也应当是每一届英国政府的职责。”（掌声）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帕麦斯顿在“ 虚声夺人” ［注：莎士比亚“裘力斯·该撒”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方面是伟大的。用悉尼的话来说，他表现了“一种怯弱的勇气，只敢做明明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的事情”。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8月19日
载于1853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52]除了俄土条约的草案（这项条约的条款使沙皇成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以外，缅施科夫公爵还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单独签订一个共同防御同盟的秘密条约。这一条约的草案规定：一旦某强国企图用武力阻挠实现上述关于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特权的协定，俄皇将给予苏丹武装援助。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德国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条约的草案，也拒绝了秘密防御条约的草案。——第300页。
[253]指1853年6月16日（4日）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1853年5月31日（19日）的信（参看注134）的答复。列施德－帕沙在他的答复中拒绝了涅谢尔罗迭信中所提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和指责。同时他通知俄国，苏丹准备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彼得堡解决冲突，商定一个不削弱苏丹主权而又确认土耳其的希腊正教教会权利的办法。——第301页。
[254]航运法（Navigation laws）是1651年和以后几年中通过的禁止用外国船只运输英国商品的法令；这些法令于1849年废除。——第310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