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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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7月29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昨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规定采取建立国家统一基金的措施，以支付未按格莱斯顿的财政计划换回的南海公司证券。格莱斯顿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案，就承认了自己的变更公债条款的计划完全破产。除了这个不大的失败外，在印度法案方面，内阁也遭到了颇为惨重的失败。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一项补充案，规定取消盐业垄断权，盐的产销在印度应该完全自由，只征收消费税或别的某种税即可。补充案以117票对107票通过，尽管查理·伍德爵士、约翰·罗素勋爵、詹·霍格爵士、赫·马多克爵士和娄先生（代表“泰晤士报”）拼命反对。政治寡头在把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增加到5000英镑的问题上得胜以后，现在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的完美无瑕的董事们的薪俸从300英镑增加到1000英镑，而把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的新俸增加到1500英镑。显然，政治寡头以为，印度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同印度斯坦传说中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的那棵神树上的树叶一样，凡是碰到这树叶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差别只在于，轻信的印度人希望从树叶的浆液中取得黄金，而文明的英国人则希望从印度居民的血液中榨取黄金。
在“一千零一夜”中，描写了一个中国皇帝，一天早晨起床以后，他走到窗旁欣赏阿拉丁的宫殿，但是除了一块空场子以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大吃一惊，便把宰相叫来问他是不是看到了宫殿。宰相举目四望，什么也看不出来，而且他比皇帝更吃惊。皇帝于是大怒，便命令卫士把阿拉丁抓起来。伦敦的公众在星期三早晨睡醒以后，也碰上了和传说中的中国皇帝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情况。伦敦仿佛不再是一个城市了。在我们已经习惯地看到有什么东西的那些地方，竟然是而且继续是一块空场子。广场上的荒凉景象使你的眼睛很不习惯，而死一般的沉寂使你的耳朵很不习惯。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马车夫闹革命了！马车夫和他的车辆好像奇迹一样，从街上、从自己的停车站上、从火车站的广场上不见了。出租马车主和马车夫都起来反对关于马车夫的新法律，反对“群贤内阁”的这项伟大的、差不多是“稀世之珍”的法令。他们罢工了。
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不列颠公众的道德感有时容易冲动，而且每隔六七年，他们的德性就由于想同坏事大干一场而变得难以抑制。现在，这种道德心和爱国心冲动的对象是 贫穷的马车夫。据说，他们对西蒂的无人保护的太太们和大腹便便的商贾们的勒索应该结束了，车费应该从一英里1先令降低到6辨士。6辨士道德已经风靡一时。以菲茨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一个对付马车夫的残酷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他们对公众应尽的义务，同时把他们的车费、他们的“马车”、他们的马和他们的道德都置于议会的立法控制之下。看来这是要强迫把马车夫变成不列颠高尚品德的标本。现在的一代人至少要造就一批品德高尚、舍己为群的公民，否则就活不下去，为此就选中了马车夫。“群贤内阁”是如此热烈地希望实现自己的立法杰作，以致马车夫管理法刚刚在议会一通过，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连一部分都不具备的时候就生效了。谁也不关心让伦敦的 法官们的手头有一份距离和定价的新规定和一览表的确切的副本；治安法官只是得到了解决马车夫和公众之间发生的一切纠纷的最一般的指示。于是，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亲眼看到了在法官面前不断发生的六辨士汉普敦派大军[212]和“凶恶的”马车夫之间激烈斗争的种种大场面；前者是为德性而战，后者是为金钱而战。马车夫们天天受到训诫，受到判决，被关进监牢。最后，他们确信，按照新的价目表，他们是无法向自己的主人缴纳原来的租金的。马车主和马车夫齐集于monssacer[213]——霍耳博恩的国民大厅，在这里作出了一项很厉害的决定，结果使伦敦大街上3天不见马车夫的影子。他们已经得到了两个东西：第一，以菲茨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几乎等于废除；第二，东方问题、丹麦的coup d’état〔政变〕、歉收和日益迫近的霍乱流行病，——所有这一切都在坚持一英里6辨士的公德和坚持一英里12辨士的私利之间的大斗争面前消失了。
现在日程表上是“罢工”两个字。这个星期罢工的有：北部煤区的5000名采煤工人，400—500名伦敦的软木塞切削短工，约2000名为太晤士河上的各商业码头主扛活的工人；赫尔的警察也罢工了，西蒂的警察和首都的全体警察也作过这样的尝试，最后，在议会旁边，在圣斯蒂凡小教堂里做工的泥水工人也罢工了。
“泰晤士报”惊叹说：“世界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人值钱了！”在1849、1850、1851和1852这些年份里，商业不断发展，工业高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利润不断增加，但工资大体上没有变动，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保持在1847年危机时规定的更低的水平上。自从居民外流使人口减少，生活必需品涨价使人民的生活要求更迫切之后，罢工就爆发了，工资因此才有所增加。于是在“泰晤士报”看来，世界就成了工人的真正天堂。郎卡郡的工业大王们为了把天堂的条件降低到尘世的条件，便成立了一个协会，以便互相支持，共同反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用自己的联合来对抗工人的联合还嫌不够，他们还要请法律干涉，而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一点将怎样实现，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讨人喜爱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晨邮报”的下面一段恶狠狠的话里得出结论。
“如果说在种种无道德的表现中有特别值得用铁腕加以严惩的东西，那末这就是罢工的办法……必须迅速严惩这些联盟的领导人和首脑。即使使这些人受到赤身抽打的惩罚，也不是破坏出卖劳动的自由……硬说这是侵犯了出卖劳动的自由，那是胡说。只要供应劳动市场的人拒绝采取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那就可以允许他们自行与雇主谈判受雇的条件。”
在以环境为转移的一定范围内，可以让劳动者认为自己是生产上的自由缔约人，认为自己与老板的合同是依照双方的协议签订的。但是，只要他们一越出这些范围，那就要公开强迫他们在议会这个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常设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条件下工作。帕麦斯顿的机关报思想的深刻和它的智慧在它昨天的发现中暴露得很有趣。根据它的这个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阶级中，生活最困难的是 上流社会中的穷人”，即那些乘雇佣马车而不是乘自己的“轿式马车”出行的穷贵族。
有人要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特别是爱尔兰，由于饥荒和居民的大量出境，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如果说爱尔兰的工资真的那么高，为什么爱尔兰的劳动者成批地搬到英国，定居在“池塘”[214]这一边呢？而他们从前在田间工作完了之后每次都是要回去的。既然爱尔兰人民生活的社会条件已大大改善，那末从1847年起，特别是从1851年起，在爱尔兰人民中间精神病发展得这样厉害又当作何解释呢？请看下摘自“爱尔兰地方刑事犯疯人病院和私办疯人病院第六次报告”的统计数字：
收容病人 其 中 总 数 男 女
1851年…………………………………………2584 1301 1283
1852年…………………………………………2662 1276 1386
1853年3月…………………………………… 2870 1447 1423
这就是有名的绥夫特在爱尔兰办第一所疯人院[215]时还怀疑过能否找到90个疯人的那个国家！
由厄内斯特·琼斯恢复起来的宪章派的宣传鼓动正在大力开展；本月30日将在肯宁顿广场露天举行伦敦宪章派的大规模集会，这恰好就是1848年4月10日举行的那次著名的大会[216]的地方。
科贝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关于工厂工作日的法案，同时暗示他打算在下届议会开始时再把它提出来。
至于英国财政和整个英国的前景，本月27日“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论中充分证实了我所作的预测，社论写道：
“我国商业界充满足以引起不安的丧失信心的因素，这可以说是历来少有的现象。我们有意使用这个缓和的字眼。如果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和一般采取贸易自由政策以前的任何时期，我们就会使用比较强烈的说法——严重的惊慌失措。这些因素是：第一、预料中的歉收，第二、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外流，第三、战争很有可能发生。”
1848年宪法中的最后一个宪法，现在由于丹麦国王完成了coup d’état〔政变〕而被废除了。国家得到的是一个具有俄国精神的宪法，并且由于废除了LexRegia〔王位法〕，丹麦便沦为俄国的一省[217]。我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述这个国家的现状 ［注：见本卷第269—270页。——编者注］。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4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5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这是1828年11月28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在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信中所说的话，而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正是按照这条规则办事。俄国继军事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以后进而攫取了这些国家的民政管理机构，派遣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到贝萨拉比亚和克里木去，同时又向奥地利暗示，可能接受它的调停，而对波拿巴则表示，他的建议可能得到沙皇良好的反应。对于巴黎和伦敦的大臣们，则描绘了这样一幅可喜的前景：尼古拉终究会慈悲为怀地接受他们的歉意。欧洲各国的宫廷正像苏丹王后一样，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不知那位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宽宏大量的主宰要把他的手帕抛给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尼古拉就这样使他们如此紧张地期待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以后突然声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奥地利也好，普鲁士也好，都不应该干涉他和土耳其的冲突，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和土耳其进行谈判。显然，正是为了同土耳其顺利进行这些谈判，他才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他的大使。但是在他声明列强不应该干涉俄国事务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英、奥、普的代表们却在维也纳会议上消磨时间，细细斟酌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而且，在这种滑稽的会谈中，既没有土耳其大使参加，也没有俄国大使参加。7月8日，苏丹指定主战派组织政府，以便摆脱军事停战状态，但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却迫使他在当天晚上让这个内阁辞职。这使苏丹发了慌，以致打算派一位奥地利信使到圣彼得堡询问沙皇是否想恢复直接谈判。要等这位信使回来以后，再根据他带回的答复决定列施德－帕沙本人是否作圣彼得堡之行。列施德－帕沙应该把新照会草案从圣彼得堡寄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这些新照会再寄回圣彼得堡，而且在最后的答复从圣彼得堡转回君士坦丁堡以前，将不作任何决定。那时，就是第5个月了，任何舰队都将不能进入黑海。沙皇就可以优游自在地在多瑙河各公国过冬，在那里，他的开支可以用债券来支付，这些债券从1820年他几度占领这些国家时起一直流通到今天。
大家知道，根据俄国的坚决要求，塞尔维亚大臣加腊沙宁被解职。俄国由于这第一次的胜利而增加了勇气，现在又要求免除全体反俄军官的职务。而且还打算用这个办法来对待在位的亚历山大公爵，以便用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公爵这个俄国和俄国利益的驯服工具来替换他。亚历山大公爵为了竭力避免这一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奥地利的影响），于是就反对苏丹，并且宣布他愿意严守中立。巴黎的“新闻报”用下面的话描写了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
“大家都知道，俄国领事馆所在地沃尔肖伐是一个衰败的村庄，这里没有一个俄国的臣民，它位于塞尔维亚居民最稠密的地方，这里的俄国领事馆过着非常可怜的生活，但仍然不失为目前俄国宣传的中心。法院的侦察断定，俄国既参与了1840年布来洛夫案件，也参与了1850年约安·卢特措案件以及不久前逮捕14名俄国军官的案件（这个案件成了加腊沙宁政府辞职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缅施科夫公爵在他任职君士坦丁堡期间，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布鲁萨和士麦那进行了阴谋活动，在萨罗尼加、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也进行了这样的活动。”
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一次纠纷，没有一次谈判，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上某些事件的印记。
俄国目前向苏丹提出要求，只能以凯纳吉条约为依据，虽然这项条约并没有规定沙皇对他的教友实行保护，而仅仅是给予他在伊斯坦布尔建筑教堂和呼吁苏丹仁慈对待他的基督教臣民的权利。列施德－帕沙在他14日的照会中反驳沙皇的时候，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早在1774年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俄国就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约，就像在1853年这个条约被它曲解的这样。当时奥地利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使臣图古特男爵于1774年向本国宫廷上书说：
“今后无论何时，俄国只要认为时机有利，事先不作特别准备就能从自己的港口派出登陆队到黑海去对付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实行同正教教会的首脑们事先共同策划的阴谋，而苏丹除了在一获悉俄国人逼近的消息就离开自己的宫廷，逃到亚洲复地，把欧洲土耳其王位交给比较有经验的统治者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首都一被占领，俄国的统治在恐怖手段和正教徒的狂热支持下，无疑会很容易地扩展到整个阿希佩拉哥群岛、小亚细亚和直到亚得利亚海岸的整个希腊的沿海地区。俄国占有这些举世无双的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将使俄国强大到这种程度，使历史上古代君主的丰功伟业的一切奇迹都为之逊色。”
同现在一样，早在1774年俄国就企图以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前景来刺激奥地利的贪欲。关于这一点，这位图古特男爵写道：
“奥地利这种扩张疆界的行动是不会引起俄国方面的妒忌的。其原因在于：只要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落入俄国之手，那末奥地利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这在其他的情况下对俄国来说非同小可），对俄国来说是无所谓的。须知这些省份中的居民几乎都是穆斯林和正教徒：前者是不会被容许在这里定居的，而后者考虑到邻近东方俄罗斯帝国，会毫不迟延地搬到那里去；如果他们仍留在原处，那末他们对于奥地利的不信任将成为长时期混乱的原因。因此，扩张领土而不加强内部，不仅不会巩固奥皇的权力，反而会使它削弱下去。”
政治家们要揭示俄国的整个传统政策，特别是要揭示它对君士坦丁堡的意图的时候，通常援引彼得一世遗嘱[218]。但是他们还可以追溯更远的历史。远在八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多神教的俄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召集群臣宣布说，“由俄罗斯来统治的不仅应该有保加利亚，而且还应该有欧洲的希腊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斯维亚托斯拉夫于公元968年占领了锡利斯特里亚并且进窥君士坦丁堡，像尼古拉在1828年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后不久，柳里克王朝便把自己的王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以便更靠近拜占庭。在十一世纪，基辅在各方面都仿效君士坦丁堡，因此，人们称它为 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这个称呼反映了俄国几世纪的愿望。俄国的宗教和文明是起源于拜占庭，因此，俄国那时想使像现在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处于没落状态的拜占庭帝国从属于自己，比起德皇想占领罗马和意大利要自然得多。所以，俄国的政策在目的方面的单一性，是由它的历史的过去、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是由于它必需在阿希佩拉哥群岛（像在波罗的海一样）有四通八达的港湾，以便在欧洲保持领导地位这种情况决定的。但是，俄国用来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那些传统手法，远远值不得欧洲的政治家们那样赞扬。这一传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列强的软弱，而它的单一性和公式化则证明了俄国本身的野蛮。如果法国想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黎塞留遗教或查理大帝敕令[219]的基础上，那谁会不觉得可笑呢？只要研究一下俄国外交的最著名的一些文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俄国的外交善于细致地、巧妙地、熟练地和灵活地找到欧洲的君主、大臣和宫廷的弱点，尽管它非常高明，但是，由于它不了解西欧各国人民自己的历史运动，所以它总是走进死胡同。利文公爵指望善良的阿伯丁对沙皇让步，显示出他对阿伯丁性格的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在1831年展开的议会改革运动的前夕预言托利党将继续执政，这样他对英国人民的判断就根本错误了。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曾经对查理十世作出过完全正确的判断，但是他怂恿自己的“神圣君王”同这位国王在他被赶出法国的前夕举行瓜分欧洲的谈判，这样他对法国人民的估计就完全错误了。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计、奸诈、狡猾可以把欧洲的宫廷（它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过去的传统罢了）捉进自己的圈套，但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的时候却是完全无力的。
在贝鲁特，美国人从奥地利的鹰爪里又抢走了一个匈牙利人。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正是从东方问题开始，这是令人高兴的。除了君士坦丁堡因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贸易和军事意义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其他的历史原因，使占有这个城市的问题成了东西方之间经常激烈争执的主题。而美国就是西方最年轻最有力的代表。
君士坦丁堡是永恒的城市，是东方的罗马。在古代希腊皇帝统治时代，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野蛮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东方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致使这个神权帝国的中心成了欧洲进步的严重障碍。当希腊的皇帝们被伊康尼苏丹[220]排挤出去的时候，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精神却不管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而继续存在，而苏丹如果被沙皇所取代，Bas-Empire〔东罗马帝国〕也将再生。到那个时候，它会产生比在古代皇帝统治下更坏的影响，会成为比在苏丹时代更富有侵略性的力量。沙皇将为拜占庭文明提供支持，正像组成东罗马帝国皇帝们的武装力量的corps de garde〔近卫军〕的俄国冒险家们在几世纪中为这些皇帝们提供了支持一样。西欧和俄国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是拜占庭主义在西方文明面前衰落下去呢，还是它们之间的对抗将采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厉害、更带有暴力性质的形式而再度尖锐化起来。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西方文明好比太阳，不经过这道桥就不能绕过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也就不能通过这道桥。君士坦丁堡在苏丹的手里只不过是暂时归他占有留待革命来取的抵押品，而西欧现在的这些统治者们——他们认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一个支柱在涅瓦河畔——也只能使问题悬而不决，一直到俄国面对着他的真正的敌人——革命为止。推翻西罗马的革命也将战胜东罗马的邪恶势力。
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221]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水晶宫的 哈森克莱维尔先生的绘画；这幅画描绘了1848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出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29日
载于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211]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第一段“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一节没有载入。——第253页。
[212]马克思讽刺地把那些支持将马车夫的报酬降低到1英里6辨士的人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著名活动家约翰．汉普敦相比。约翰.汉普敦于1636年革命开始前4年，拒绝向皇家收税官缴纳“船钱”——没有经下院批准的赋税，他并且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缴皇家非法捐税的权利。——255页。
[213] Mons sacer——圣山，根据传说，公元前494年，在古罗马的贵族和平民斗争的时候，平民为了表示反抗贵族的压迫，都上了圣山。——第255页。
[214]“池塘”（《Pond》）是对爱尔兰和不列颠其他各岛之间的爱尔兰海的戏称。——第257页。
[215]卓纳森·绥夫特遗言嘱咐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在都柏林建立一所疯人院。疯人院于1757年开业。——第257页。
[216]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决定在伦敦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递交要求接受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示威者集合在肯宁顿广场之后，本来打算从这里向议会大厦进发，但是，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军警齐集伦敦，阻挠游行。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动摇了）于是决定放弃示威游行，并且劝说示威者解散。反动势力便利用这次游行的失败来进攻工人和迫害宪章派。——第257页。
[217]指为了加强国王权力而于1853年准备修改1849年6月5日的丹麦宪法。新宪法于
1855年10月2日生效。
Lex Regia（“王位法”）是由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于1665年11月14日颁布的丹麦王位继承法。这项法律确立了丹麦国王的绝对权力，建立了容许按女系继承王位的制度。根据1852年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见注75）和1853年7月31日的新王位继承法，取消了女系的继承权。由于当时在位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没有直系继承人，便承认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提安公爵作继承人。新法律间接确认了沙皇王朝的代表即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彼得三世）的男系后裔有继承丹麦王位的权利。——第258页。
[218]见注41。——第261页。
[219]黎塞留在自己的“政治遗教”（1633）中阐述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内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则，竭力为他扩张法国疆界和夺取欧洲霸权的野心找根据。
查理大帝敕令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谕旨。——第262页。
[220]十一世纪末，在小亚细亚的东部，由于土耳其奥古茲人占领了该地区，出现了以伊康尼城（古称科尼亚城）为中心的土耳其封建国家。在塞尔柱王朝领导下的伊康尼苏丹王国进行了反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斗争。到十三世纪后半叶，由于蒙古的入侵使苏丹王国受到了打击，又由于封建割据日益增长，它实际上已解体，分成了许多单个的独立公国。和拜占庭接壤的诸公国中，有一个公国位于安那托里亚的西北区，由部落领袖奥斯曼领导，成了后来新的土耳其国家——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核心。在十四世纪，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不仅有伊康尼苏丹原来的领地，而且还有被土耳其人夺取来的邻国的领土。在1453年，即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土耳其奥斯曼人占领了拜占庭皇帝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京都。——第262页。
[221]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论文，载于1851—1852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这一组论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而写的，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些文章在“论坛报”上发表时是用的马克思的署名。——第26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