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1853年9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8月30日的文章中曾向诸君报道[270]，土耳其政府实质上已拒绝了维也纳照会，因为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和立即先行撤退的要求[271]无异是拒绝满足俄国的贪欲。当时我的这个看法与所有的报刊都有分歧，它们都断言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问题不大，根本不值一提，并且说总的说来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没有过上几天，“纪事晨报”就使轻信的交易所经纪人大吃一惊，它报道，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十分严重，要使问题解决还很不简单。现在只有一种意见了，即认为整个东方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虽然昨天各报都全文发表了列施德－帕沙1853年8月19日致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普鲁士代表的正式照会，这种印象也丝毫没有减弱。

俄皇一定会拒绝土耳其的“修正意见”，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俄皇在巴黎的《Moniteur》 ［注：官方机关报。——编者注］“国民议会报”就已经向我们报道：

“据今天巴黎收到的消息称，彼得堡当局的第一个印象是完全不利于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不管彼得堡当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应该准备以冷静态度对待之，并且不要表现出不安。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使俄国当局不同意接受土耳其政府对维也纳照会提出的修正意见，那也还有一条在君士坦丁堡重开谈判的出路。”

这里暗示俄国将企图再一次拖延解决争端，柏林报纸“石印通讯”也证实了这一点：

“奥地利政府向尼古拉皇帝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对修正意见一事有新的建议，它现在正采取步骤，试图用完全不同于前此一切尝试的办法来消除危机。”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272]刊登了一封8月26日敖德萨的来信，信中说，“东方问题的解决还不像某些人所料想的那样快”。喀琅施塔得的“卫星报”则断然肯定，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各公国将驻扎到冬季营地中去。

贵报编辑部关于英格拉哈姆舰长的评论[273]，甚至比华盛顿发来的照会还要轰动欧洲。伦敦几乎每一家周报、法国的许多报纸、布鲁塞尔的“民族报”、都灵的“议会报”、“巴塞尔日报”和德国所有的自由主义报纸都加以转载，有的加了评论，有的未加评论。由于一系列的德国报纸同时也转载了贵报关于瑞（士）美（国）同盟的文章，所以诸位会看出，柏林“石印通讯”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下面一段话部分地也是针对贵报而发的：

“曾经有一个时候，报界借各种理由表示了自己对美国的干涉论的看法。最近，由于士麦那的科斯塔事件，争论又起。这一事件还没有了结，而外国报纸和地方报纸已经在研究瑞士一旦遭到侵略威胁合众国站在瑞士方面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了。今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某几个强国打算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抗议合众国提出的国际法理论；还说，这些国家的内阁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美国的干涉论如果不最坚决地予以否定，在欧洲根绝革命精神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除这项报道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法国是准备签署这一抗议声明的强国之一。”

星期二的“立宪主义者报”不辞辛苦地使最后这段话变得明明白白：

“必须毫不含糊地把一切谈清楚。美利坚共和国的代表们不是把科斯塔当作合众国的公民，而是把他当作革命者来保护，不许奥地利逮捕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强国会把合众国政府有权用武力保护欧洲革命的说法当作国际法的一个原则来接受。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行使它的司法权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用罪犯已改变国籍这个可笑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罪犯是反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加以阻挠。美洲联邦的舰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的；像‘圣路易号’轮船船长那样的横蛮行为，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造成极为可悲的后果。”

在我们今天收到的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上，有几封很有意思的苏姆拉来信：

“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把军队配置得很好，一有必要他就能在24小时内把65000名步兵和骑兵及180门火炮集中到多瑙河的任何地点来。据我收到的瓦拉几亚来信说，伤寒正在使俄国军队大量减员，战局开始以来已损失不下13000人。死尸都尽量在夜间埋葬。马匹也大批倒毙。而我们的军队什么病都没有。在多瑙河的对岸，时时出现穿着莫尔达维亚制服的俄国兵，30人至60人一群。他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的将军都知道。昨天来了1000名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他们是一支13000人队伍的先头部队，这支队伍将在日内开到。他们全是优秀射手。昨天还来了3000名骑兵，全是久经战场的，武器和装备都好得很。我们军队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加。阿罕默特－帕沙昨天动身到瓦尔那去了，他将在那里等候埃及军队的到来，以便把他们派到预定的地点去。

　　1853年8月8日寄自苏姆拉

8月9日，苏丹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轻炮兵连已开向腊茲格腊特。8月10日我们得到消息说，5600名俄军已在多瑙河岸土特腊坎港附近扎营，这样一来双方军队的前哨彼此相距仅在步枪射程之内。英勇的团长伊斯甘德－贝伊已带军官数人去此处。奥美尔－帕沙已安排好电讯联系，多瑙河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无论在白天和黑夜随时都能报告给司令部。

最近几个星期不停地下雨。虽然如此，筑城工程仍大力进行。每天两次在黎明和黄昏鸣放礼炮。对岸完全没有这种声势。

埃及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经过防疫检查以后，就将乘船前往瓦尔那，从那里再开往巴巴达格山。准将伊塞特－帕沙在那里等着他们。在多布鲁甲－奥瓦西地区已集结两万名鞑靼人，准备参加对俄战争。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俄国占领克里木时从克里木出走的流亡者。由于陆续开来新军（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奥斯曼军队的人数正一天天增加，他们倦于无仗可打，渴望战役开始。恐近日不待上级下令就会强渡多瑙河，现在这种可能性特别大，因为俄军不时在对岸出现使我军更为激怒。几天前有一批医生，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前往普勒夫那、腊茲格腊特、维丁和锡利斯特里亚等地去建立欧式军医院。11日从瓦尔那来了两位英国高级军官。他们与奥美尔－帕沙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几个土耳其军官的陪同下，他们参观了工事，并且认为构筑得很好，有足够数量的火药库、面包房和清水库等等。所有防御工事修筑得极为牢固。我军纪律执行得十分严格。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寄自苏姆拉

英国将军奥当奈尔于13日从君士坦丁堡来此。他与奥美尔－帕沙作了两小时的谈话，第二天在总司令副官陪同下参观了工事。昨天从瓦尔那开到三个炮兵连，另外还有大量军需品。明天有一个炮兵连、两营步兵和1000名骑兵去增援拉索瓦港。在拉索瓦，工兵部队正大力修复1828年被俄军破坏的工事。土耳其可以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了。

　　1853年8月15日星期一寄自苏姆拉”

上星期四，菲茨威廉伯爵曾写信给设菲尔德的钳工大会，他在这封信中表示反对勇敢的帕麦斯顿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提出的“应该依靠俄皇的诚实和个人品德”的荒诞主张。

迪斯累里先生决定在9月14日会见他的艾尔斯贝里选民。昨天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长而无味的文章，这篇文章企图驳斥该报预测中的迪斯累里先生要向他的选民所说的话。我以为，“每日新闻”如果能让它的老前辈伦敦“笨拙”杂志[274]去完成这桩大事业，恐怕合适得多。

现在，英格兰银行第四次（从1月份算起）提高了贴现率。9月4日规定贴现率为4％。伦敦的“太阳报”[275]对此大嚷：

“这是又一次缩减国家流通资金的尝试，又一个阻碍人民福利发展的设施。”

另方面，这家报纸又用这样一种设想来安慰自己，即认为英格兰银行在皮尔立下了1844年法令之后已丧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害的实力。

“太阳报”害怕也怕错了，希望也寄托错了。英格兰银行像其他任何银行一样，没有多大的能力来增加或减少国家的货币流通量。1844年的皮尔法令不仅没有削弱这个银行所拥有的实际的有害的实力，而且相反地加强了它的这种实力。

由于一般人对1844年的银行法令理解得不正确，同时这个法令的影响在危机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商业世界都将十分严重，所以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法令的实质。

1844年皮尔银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几种假定：金属的货币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能调节价格；在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市有利，金块内流，货币量就要扩大，如果外汇行市不利，金块外流，货币量就要减少；银行券的流通应当与金属货币的流通完全一样；因此，英格兰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数量的变动和在居民中流通的它的银行券数量的变动一定要相符合；在外汇行市有利时，银行券的发行量应该增加，外汇行市不利时则减少；最后，英格兰银行对流通中的它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

所有这些前提，没有一个不是完全错误和违背事实的。即使假定存在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不能决定价格，正像它不能决定纯粹商业交易和工业交易的数量一样；相反地，价格将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外汇行市不利和黄金流失也不会造成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市有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因此，以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皮尔法令，很自然地就导致在纸币流通中也不正确地套用这种法令。要发行银行对它所发行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银行发行可兑成黄金的银行券，或者，一般凭商业担保预付的银行券，但是它无法使自然流通额增加或减少哪怕是一张银行券。当然，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只要它的顾主接受，但是，如果流通不需要，这些银行券也只能或者以存入银行的方式，或者以偿付债务及兑成金属货币等方式回到银行里来。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要强制减少发行数量，那末就将有为了填补流通中形成的真空所必需的数量的存款被提回去。所以，不论银行有怎样的可能去滥用别人的资本，它对流通中的货币量都没有任何支配权力。例如在苏格兰，虽然银行事业的发展在1845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从1825年起银行增设了很多，但那里的货币流通量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1英镑（纸币），而英格兰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是2英镑，同时英格兰5英镑以下的货币单位基本上还是用金属货币流通，而苏格兰则用纸币。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应该与黄金储备相符合，这种想法是十分虚妄的。如果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增加，不言而喻，这个银行就将竭尽全力扩大它的银行券的流通，但是，经验教导我们，这是没有用处的。英格兰银行在1841年至1843年这一时期内的黄金储备从3965000英镑增加到11054000英镑，可是它的流通券总额却从3566万英镑减少到34094000英镑。法兰西银行截至1845年3月25日发行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25600万法郎，黄金储备是23400万法郎，而到了1846年3月25日，它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249404000法郎，但黄金储备只相当于9535000法郎。

认为在黄金外流时国内货币流通量就要减少的假定也同样是错误的。例如现在黄金继续外流，但造币厂又到了300万美元，加入国家的货币流通。

但是，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衡量银行偿付能力的最好尺度是市场贴现率，而确定实际由银行进行的业务量的最准确的指标是贴现期票的周转额。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双重衡量方法。在1845年3月至9月的时期中，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宗成交的业务简直淹没了全国，那时，贴现率约为2．5％，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1847年时期中，当贴现率达到了4．5％，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都拒绝贷款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的数字。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量截至1847年4月17日共计21152853英镑，1847年5月15日是19998227英镑，1847年8月21日是18943079英镑。但是，在流通量这样减少的同时，市场贴现率却从7％和8％下降到5％。从1847年8月21日起至10月23日止，银行券的流通量从18943079英镑增加到211265188英镑，而在同一时期市场贴现率从5％提高到8％。10月30日，银行券的流通量共计21764085英镑，而在伦巴特街支付的利息却上升到10％。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

　　　　　　　　　　　　　　　　　　　　英格兰银行　　　　　　　　　　　　　　贴现期票　　　流通中的银行券

1846年9月18日…………………12323816英镑　　20922232英镑

1847年4月5日………………… 18627116英镑　　20815234英镑

可见，1847年4月的银行贷款比1846年9月多600万英镑，但是这些借贷业务所用的流通中的银行券是极少的。

说明了皮尔的银行法令的基本原则以后，现在让我来谈谈它实际方面的细节。这个法令预定，货币流通量的最低必要数字是1400万英镑银行券。英格兰银行所发行的超过这个数字的全部银行券，都应该有相应的黄金储备作保证。罗伯特·皮尔爵士自以为他发现了一个自动起作用的发行银行券的原则，能够以机械的准确性确定流通中的货币量，使货币量的增减完全与黄金储备的增减成比例。为了实际推行这个原则，银行就分成两个部门——发行部和银行部。第一个部门纯粹是银行券制造厂，第二个部门才是真正的银行，它接受国家和公众的存款，付股息，贴现期票，发放贷款并根据共同的原则办理对其他任何银行机构的一切业务。发行部把它所发行的、总数等于1400万英镑加银行地下室中现有黄金储备总值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银行部便把这些银行券向公众散发。为抵销已发行的超过1400万英镑的银行券所必需的黄金储备留在发行部，多余部分则归银行部。如果黄金储备减少到不够抵销流通中的超过1400万英镑的银行券的程度，那末作为偿还贷款或作为存款回到银行部的银行券便不再发行和转换，而是予以注销。假如流通中的银行券有2000万英镑，而黄金储备只有700万英镑，那末，只要再外流100万英镑的黄金，全部现存的黄金储备就只够发行部用的，银行部就会连一个金币也没有。

从这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整套算计，一方面带有虚妄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带有极为有害的性质。

可以拿英格兰银行在上星期五的通报上发表的报告作一个例子。在报告的“发行部”一栏中，你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统计数字：流通中的银行券共计30531650英镑，或者是1400万英镑加16962918英镑——后一个数字是与上星期的黄金储备相符合的数字。但是再看“银行部”一栏的数字，你们便可以在这一栏的资产项下发现有7755345英镑的银行券。这是总数30531650英镑中没有被公众接受的部分。可见，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所管的只限于发行部把30531650英镑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这一件事。即使移交了，这些银行券也没有流动。而银行部只要一与公众接触，那时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便不是皮尔法令，而是实业生活的需求了。因此，自动起作用的原则的影响不能超出银行地下室的范围。

另方面，英格兰银行由于它据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不仅对英国贸易，而且往往对世界贸易也发生实际的影响。在普遍感到贷款不足的时期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时期中，如果根据皮尔法令，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最低的贴现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会使国家证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业危机的破坏性。为了阻止黄金外流并改变汇率，银行就会使任何商业停滞变为对货币流通的威胁。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就曾这样做过，而这是被皮尔法令逼迫着做的。

可是这还不算完结。在任何银行机构中，最沉重的负担并不牵涉到一定数量的流通中的银行券，而是牵涉到一定数量的作为存款的银行券和金属货币。例如荷兰的银行，据安德森先生在下院委员会上说，在1845年以前有存款3000万英镑，而在流通中的只有300万英镑。

亚·贝林先生说：“在历次商业危机时期，例如在1825年危机时期，最可怕的要求不是银行券持有者的要求，而是存款人的要求。”

现在，由于皮尔法令规定要把黄金储备储存起来作为保证银行券兑成黄金的后备，银行经理们便有充分的可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存款了。而且，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法令所立下的制度，才会使银行部停止发给存款和股息，同时某种数量的黄金却存放在发行部的地下室里。在1847年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银行部危急万分，只是由于政府的参预，负责于1847年10月25日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银行部才免遭破产，而在这样的时候，发行部却拥有61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

所以，实行皮尔法令的一个后果，就是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危机期间改变了13次贴现率，而在1825年危机时期却只改变了两次；其次，就是这个法令在危机最深的时候引起了一系列的财政混乱（在1847年4月和10月）；最后就是：如果不是使法令本身停止生效，银行部就得被迫停业。因此，皮尔法令将加深日益逼近的危机的恶变性和尖锐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9月9日

载于1853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70]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1853年8月30日所写的文章（见本卷第324—326页）中，没有本文所提到的报道。可能是该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掉了这一部分。——第330页。

[271]指的是要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第330页。

[272]“漫游者”（《Der　Wanderer》）是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日报，1809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31页。

[273]指1853年8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文章“和平还是战争”。这篇文章表示赞同美国“圣路易号”巡航舰舰长英格拉哈姆在士麦那对于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一事（见注180）所采取的行动。——第331页。

[274]“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34页。

[275]“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起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334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