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
[282]
1853年9月20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7月19日的那篇文章中写过：
“西方列强 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 强迫苏丹让步。” ［注：见本卷第241页。——编者注］
现在有人正打算利用联合舰队的力量来 为俄国对付土耳其。英法舰队即使开进达达尼尔海峡，那也不是为了要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而是为了要制服那些能够阻止苏丹 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的穆斯林。
戴·乌尔卡尔特说：“9月13日，四位外交大臣［注：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以及以前担任过这个职务的阿伯丁、帕麦斯顿和罗素。——编者注］平心静气地在唐宁街开了会，决定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要土耳其政府放弃欧洲会议在先前条件下所通过的修改意见。这还不够，他们还命令舰队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准备在苏丹不能抵抗本国人民的愤怒的时候支援苏丹对付本国的臣民。这仍然不够，他们还向奥美尔－帕沙发出书面指示，不准他在本国国君的领地上从这一个省份向另一个省份走动。因而他们也预料到，由于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将会爆发起义，所以他们就考虑到镇压起义所必需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联军舰队。”
[283]
英国公众是从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据这家报纸报道，里夫先生于本月13日带着一份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急电从伦敦动身，14日早晨到了巴黎，他把所携带的指示的内容告诉法国政府之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根据这项指示，英国大使应当要求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维也纳建议并且放弃8月19日所提的修改意见。英国大使应当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威胁，说如果由于它拒绝让步而发生战争，它就会得不到四大强国的支持；此外，英国大使应当表示愿意用英法舰队来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君士坦丁堡因土耳其政府接受维也纳照会而可能爆发的起义，以及用来对付奥美尔－帕沙，假若他敢于违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话。在接到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维也纳会议在得知俄皇的否定答复以后，便建议苏丹收回自己的话，签署他从前拒绝签署的照会，并且满足于下面的保证：会议将对照会作出苏丹本人所能接受的解释。“泰晤士报”避而不谈“辩论日报”揭发出来的这些丢脸的事情。“纪事晨报”、“晨邮报”和所有伦敦的政府报纸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晨邮报”却斥责君士坦丁堡平民的狂热。“纪事晨报”用浪漫的笔调描绘在欧洲土耳其怎样到处都是凶暴残忍和毫无纪律的亚洲土匪，奥美尔－帕沙的军队怎样正在靠这些土匪大量补充，以此来煽动它的愚蠢的读者；英勇的“地球报”逐日地从投和平之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上精心摘录一些文章来发表。这样一来，到必要的时候，英国的各高尚阶级就要下定决心“ 铲除异教”，并且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高呼“沙皇万岁！ 正教徒的神万岁！”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发现：“ 土耳其问题已成为纯粹的词句问题”。从这个前提中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为了一些空话而甘愿冒打破普遍和平的危险的苏丹，应该由头脑比较健全的帕麦斯顿之流和阿伯丁之流用暴力来开导开导。“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沙皇向苏丹提出了不公正的要求，苏丹拒绝了；于是沙皇就侵占了多瑙河各公国；英国和法国就把自己的舰队派到贝捷克湾去，这两大国的代表在维也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们在维也纳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泰晤士报”回答说。
“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想要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而且也没有如此行事的任何理由。”
可见，如果说四大强国现在有了 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那仅仅是由于“现在有了” 理由“如此行事”。如果说维也纳会议以及帕麦斯顿和阿伯丁的干涉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理由，好使他们对俄国仅仅虚张声势地反抗一下，以便有借口强迫土耳其服从俄国的要求，这种假设想必不算是错误吧？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俄国的要求被其他的强国认为是不公正的，是和苏丹的主权不相容的”，因此，四大强国才拟定了一个照会，苏丹应当把这个照会送交沙皇，这个照会答应沙皇的一切要求，甚至还有些超过。
“泰晤士报”写道：“这份文件的措词，可能使不正确的解释有所借口，但有两点是写得十分清楚的：第一、四大国愿意支持土耳其政府的领土权和行政权；第二、一旦发生冲突它们将认为自己是受这种愿望约束的。”
既然苏丹可以相信，他将得到四大强国的善良“ 愿望”的支持，四大强国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认为自己受这种神秘的“善良 愿望”的 约束，那末有什么理由不签署这份侵犯他的主权并把对他的1200万臣民的保护权送给俄国专制君主的照会呢？苏丹已经有可能体会到，四大强国是不认为自己是受国际法约束的，它们也不受那些明文规定一旦同俄国冲突它们就应当受各种保卫苏丹的条约的约束；那末，在这个赋予俄国明确权利而赋予土耳其“神秘愿望”的照会造成了冲突的时候，苏丹有什么理由不指靠四大强国的无畏精神呢？
“泰晤士报”说：“我们就举个万一的情况来说吧。假定在pur et simple〔无条件地〕接受了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之后，沙皇利用了一般人所设想的这份照会给他的那些机会。”
这时会怎样呢？
“苏丹就会提出抗议，于是冲突就是因执行1853年的协定而起的了。”
似乎因执行1840、1841年协定和巴尔塔利曼尼条约[284]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似的！似乎那种被克拉伦登勋爵本人称为“海盗行为”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未曾造成任何冲突似的！
“泰晤士报”说：“含糊只会使俄皇产生误解。”
完全像1841年的条约使他“产生误解”那样，他援引这项条约，不许联合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同时自己却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
但是，苏丹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拒绝同意照会，因为照会的起草人只是以出卖土耳其给俄国的行为来表达他们对土耳其的善良愿望。苏丹建议对这项照会作某些修改，同时，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四大强国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这就表明它们认为这些修改是和它们的建议一致的”。但是，由于俄皇坚持反对的意见，由于“泰晤士报”已完全确定“沙皇在这次冲突中的行为不可能有 任何根据”，所以“泰晤士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国不愿意同意土耳其提出的合理的条件，那末，土耳其就应该同意俄国提出的不合理的条件，而且
“一个由于本身无力而每逢外侵或内乱就不得不寻求欧洲保护的国家，就应当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至少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援助，要在保护国负担最轻的条件下提供”。
因为土耳其显然需要四大强国帮助它来反对俄国，所以四大强国自然要站在俄国一边反对土耳其；既然土耳其根据现有的各项条约的规定向四大强国请求援助，那它就应当“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惩办四个卖国贼〈阿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或者是让俄国沙皇统治全世界。”
这是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这一类独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当由谁来审判四个卖国贼呢？议会。这个议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是由交易所商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什么政策呢？是paix partout et toujours〔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政策。而谁来贯彻他们的对外政策的纲领呢？也就是天真的“晨报”认为必须当作卖国贼来加以审讯的那四个人。不过至少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即政治寡头在政府中所代表的交易所商人和投和平之机的资产阶级正在把欧洲出卖给俄国，因此，为了击退沙皇的挑衅，首先必须推翻这些卑鄙无耻、奴颜婢膝的veau d’or〔金牛犊〕崇拜者的可耻的统治。
土耳其政府在维也纳照会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上就征集了8万名列季弗[285]入伍。根据9月5日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讯，土耳其政府在总理大臣 ［注：穆斯塔法－帕沙。——编者注］官邸召开了会议之后，决定不顾战争危险，坚持自己最近的照会。穆斯林居民的热情达到了极点。苏丹在检阅埃及部队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而在检阅完毕以后，人群把他扶下马来，隆重地举着他走过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他重新给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发出了命令，要他们维持公国的安定。列施德－帕沙就君士坦丁堡的几名俄侨被揭发进行反对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活动一事，向俄国领事提出了警告。据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报纸报道，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献给苏丹100万披亚斯特，以补帝国的备战开支。据报道，士麦那的犹太人也作了类似的决定。从登载在维也纳“新闻报”的通讯中我们知道，在加拉茲逮捕了几名俄国贵族，因为他们与奥美尔－帕沙秘密通信，极其详尽地把俄国部队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情况告诉了奥美尔－帕沙。还发现了奥美尔－帕沙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建议这些俄国贵族尽量多招些外国人来担任军职。
9月13日，缅施科夫公爵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到维也纳，向欧洲列强递交尼古拉皇帝的一项新的声明，这项声明为他拒绝土耳其的修改意见作了解释。俄皇本人也将在本月21日由涅谢尔罗迭伯爵和美延多尔夫男爵陪同到奥里缪茨来。他通过利文男爵邀请普鲁士皇帝到奥里缪茨开会，但普鲁士皇帝拒绝了，理由是在目前局势下他这样做会引起太多的éclat〔喧嚷〕。俄国的一个约有3万人的兵团目前已在保加利亚边境上的克拉约瓦驻扎下来。在此以前，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8个军需站。现在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第九个常设的军需站，这个迹象说明，俄国人根本不打算撤出多瑙河各公国。
9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4．5％。“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同样写于9月15日的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说，“这项措施博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这篇文章又说：
“下午2时左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而不久就得到了贴现率已提高到4．5％的消息，这时有价证券的行市兑成现金跌到95％，兑成10月13日还本付息的证券则跌到95．125—95．25％。普遍的意见是，如果贴现率不是提高到4．5％，而是提高到5％，那末，市场大概还不会受到这样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时公众将认为类似的措施今后已不可能再有了……铁路公司的股票买卖在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束后跌得最厉害，而其他各种股票的行市截至当天为止也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
“泰晤士报”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向银行的经理们祝贺，说他们在自己的政策中遵循了皮尔法令。
“经理们根据黄金外流而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的情况，要求提高剩余黄金的卖价，这样一来就保证了自由实行罗·皮尔爵士的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状的法令，只有通过自由实行，才能证明这项法令的正确性，而在1847年，由于受到经理们不明智的行为的阻挠，这一点就没有能够做到。”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明，经理们在1847年的不明智行为恰巧正是他们过分奉行了皮尔法令，以致政府为了挽救银行部不致停止支付，不得不停止了这项法令的“自由实行” ［注：见本卷第339页。——编者注］。在“地球报”上我们看到：
“造成我国现时繁荣局面的那些原因，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这样起作用了。消极的后果在曼彻斯特已经表现出来；那里的某些大公司不得不缩减自己的生产总额……证券交易所的所有部门都陷于十分萧条的境地。在铁路股票的交易中笼罩着惊惶不安气氛……黄金继续向大陆外流，最近一两天内差不多有50万的黄金将要从海上运往圣彼得堡……它（银行）节约自己的金属货币储备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它想给财政大臣为数七八百万的援助，因为财政大臣要同南海公司的债券持有者以及其他不满意的人进行结算，需要这一笔钱。”
9月13日“晨邮报”从曼彻斯特报道：
“布匹和棉纱的交易很不景气，各种工厂制品的价格都很难保持住先前的水平。由于各个国外市场上差不多都没有需求，由于国内面临财政困难，由于这两个主要原因，结果就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如果把它和到处传播的繁荣消息对比一下，那末，应该承认它是极不正常的。”
同一家报纸在9月15日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它的一篇论述日益迫近的危机的因素越积越多的社论：
“我们要警告商界人士：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无论创建企业和经营企业都一定要经常仔细小心的阶段。此外，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财政状况充满着比我们的商业状况更为严重和更难于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举出的“地球报”和“晨邮报”的互为补充的言论中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一方面，需求不断减少，另方面，供应却有剩余。工厂主势必要通过加强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退却。一位工商业问题采访员从曼彻斯特写来一篇通讯，发表在昨天的“纪事晨报”上，通讯说：
“工厂主已开始对达成协议一事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因为他们确信，很大一部分工厂，甚至所有的工厂，在工资问题可能得到调整以前，都将不得不停工。最近几日来，在各个工厂区的不同地方，都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企业主会议。很明显，工人们提出的过分要求以及他们激烈地硬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强制性条款的企图，正迫使工厂主想办法建立共同的团体，以求自卫。”
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中我们看到：
“企业主正在各个工厂区组织自卫同盟：仅仅在最近5天内，在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海德和格洛索普，差不多就有100个公司在建立这种同盟的协定上签了字。在普雷斯顿，工厂主已经承担起一项很严重的义务：以关闭工厂3个月的办法对工人进行反抗。”
根据从马赛发来的电讯，小麦价格每百升又提高到2法郎25生丁。在“通报”宣布了提高国库债券的利息以后，交易所的反应非常不好；到处都把这项措施看做是政府正缺钱用的迹象。人们已开始谈论政府将不得不借款的问题。财政大臣 ［注：比诺。——编者注］已向许多土地占有者发出了通知，建议他们提前半年缴税，以表示感谢现政府曾经施与他们的大恩德，另外还感谢政府提高了他们的地产价格。“观察家报”指出：“这说明完结已经开始。”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铁路对于印度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注：见本卷第248—250页。——编者注］。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些各报发表的有关铁路网和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的最新消息。印度第一条铁路是现在已经通车的孟买—塔纳线。另一条铁路线将从加尔各答铺到恒河上的拉吉马哈尔，全长180哩，然后沿着恒河右岸通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阿拉哈巴德，再从阿拉哈巴德经过达普到阿格拉，从这里再通到德里。这样一来，这条铁路线将穿过1100哩长的空间。预定要在生河和图诺拿河上设立轮渡，以便最后把加尔各答这条线从德里通到拉合尔。最近几天就要开始建筑从马德拉斯向西直伸70哩的铁路线，然后再分两条支线，一条沿着高止山脉，以卡利库特为终点站，另一条经过贝拉里和普纳到孟买。未来铁路网的这个骨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孟买—巴罗达—印度中部的铁路，为了建筑这条铁路，现在已经由董事会批准进行初步的地质勘测。这条铁路将从孟买经过巴罗达到阿格拉，在这里同加尔各答—德里铁路干线联接起来，这样一来，印度西部的首府和全印度斯坦同欧洲交往的最好港口孟买，一方面就同加尔各答联起来，另方面又同旁遮普和西北各省联起来。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还想铺设一些支线通到内地的各个大产棉区去。与此同时，还正在采取措施建立整个印度斯坦半岛的电报网。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9月20日
载于1853年10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282]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缺少本文的第二部分——关于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和印度的铁路建设，从“9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见本卷第356页）起以下全缺。——第350页。
[283]马克思引用的是戴·乌尔卡尔特发表在1853年9月20日“晨报”上的论文“政治罪人”。——第351页。
[284]指1840年7月15日由英、俄、奥、普四国签订的关于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条约，以及1841年的伦敦条约（见注132）和1849年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见注131）。1840年的伦敦条约是在没有法国（它支持穆罕默德－阿利）参加的情况下签订的，所以法国面临着一个反法同盟的威胁，结果不得不放弃了对埃及统治者的支持，参加了1841年的伦敦条约。在1840年的条约中，除了关于对土埃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条款和要求穆罕默德－阿利为了苏丹的利益放弃埃及以外的全部领地的最后通牒外，还有关于集体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条款。1841年的条约后来就根据这一条宣布两个海峡对所有国家的军舰实行封锁。——第353页。
[285]列季弗是奥斯曼帝国的后备兵员。——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