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采访缘起：
杨成舍先生今年62岁，是和我父亲一起收听、交流“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同道。大约1999年的一个夏日，杨先生兴致勃勃地敲门拜访，向我父通报其儿子在电台朗诵“十分油爆的屠杀诗歌”。
刚巧我在，投缘之际，两代人各自谈起生活遭遇，竟相对唏嘘不己。比如我的户口自80年代迁出成都后，经历了调动、结婚、坐牢、离异，至今人户分离已近十年，给本人带来了无尽头的麻烦；而杨先生为我辈先驱，60年代就被当作“问题学生”踢出故乡，发配到边远山区接受改造，一波三折，逆来顺受，如今做“黑人黑户”已经二十余年矣。
据杨先生考证，户籍制度应追溯到2000年前东汉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在战火绵延之后恢复生产，把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捆回土地，就发明了“编户齐民”，即按登记在册的户主名字分配土地，“新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我提醒道。
2002年7月23日傍晚，我乘杨先生还书之机，企图做个采访，不料他摇头道：“不算冤，因为象我这种屡屡碰壁的黑人黑户，全国起码几十万；如果把从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也算上，就是一个填满各个城市的浩浩荡荡的流民大军了。”
我只好鼓动口舌，诱供不止。
杨成舍：老威先生，您这本《沉沦的圣殿》我慢慢翻了大半年，今天总算完璧归赵了。
老威：您若喜欢，就留下吧。
杨成舍：岂有借书不还之理？况且里面有收藏价值的文章，我已托人复印下来，比如第一章这篇《书的轨迹》，重点评述了文革前内部出版，供党政军高干当作反面教材去阅读批判的几百种黄皮、灰皮、白皮书（因控制发行，此类书籍没有单本的装帧设计，只笼统选用或黄或白或灰的单色作封皮——老威注），并列举了在高干子弟和知识青年中影响深远的四十多部，都是西方和苏联的文、史、哲名著。
老威：老先生不仅好学，而且勤思，佩服佩服。
杨成舍：您别戴高帽，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40年前，我曾经接触过其中一本灰皮书，叫《白轮船》，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薄薄的一本，前面还附有一篇大批判性质的导读。事隔多年，小说内容几乎忘了，但是那种凄美的描写和情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主角好象是个孩子，对，是用孩子的目光在看那人性和自然一天天毁灭的世界，“白轮船”是个象征。
那是1965年春天，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读四年级。借书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公子，与我同桌，在校期间就以江帆的笔名发表过诗歌和小说，是老师和同学都争相巴结的“贵族才子”。江帆放荡不羁，曾私下借黄皮书给好几个同学，都没出事，偏偏我鬼迷心窍，在上晚自习时看禁书，被班长告了密。
下课铃响，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辅导员和一帮班委给拦住了。《白轮船》从书包里搜出，人赃俱获，我只得招认是江帆主动借的。众人一听，哑了，辅导员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不管谁借的，你在上课时间偷看反动书籍都是犯罪！性质说严重点，这和收听敌台也差不多。”
我被骇得脸色发青，就心虚地辩解说：“江帆看过许多这种书，他家里还多的是，你们咋不去搜？”
辅导员一楞，答不上话，班长却心直口快：“杨成舍，屙泡尿照照，人家是哪一级，你是哪一级，人家的爸爸是领导干部，打过小日本，打过国民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自然就高，能从这种反面教材中汲收反帝反修的政治营养，你呢？”
我嘀咕说：“我咋个？我家也是城市贫民嘛。”
班长嘲笑说：“比革命干部出身差了几个等级。”
我反驳说：“马克思说过，革命就是要消灭等级，消灭三大差别。”
班长不屑一顾：“强词夺理！反正同一个东西，江帆爸爸能看，你不能看，看了就犯法。”
我气坏了，就争吵起来，辅导员厉声制止，并且指出：“你要深刻地检讨，一份不过关，就重写一份，直到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注意，检讨时只谈自己，不要牵涉别人！眼看要毕业分配，希望你不要把污点带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老威：什么意思？
杨成舍：威胁的意思，虽然当时学校没搞运动，但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紧。辅导员把《白轮船》搜去，亲自奉还江帆。从此江帆不再理睬我，他可能猜想我告了密，恶报了他的启蒙善意，而我却为此，一遍又一遍写检讨，最终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被发配到川北穷县盐亭境内的柏梓区（文革时更名为柏梓公社）教乡下中学。
柏梓中学坐落在一个山坳里，闹土改时，没收了当地一个乡绅的地产，包括大小两座四合院、鱼塘、晒坝和周围的田地，并增建了礼堂、教工宿舍和两层教学楼，就成了方圆百里最大的开放式学校。我所指的开放式，一是学校没围墙，与农田农户没界限，课堂外的树荫下常栓着牛羊，操场上常晒着粮食，礼堂的一半也做了生产队的秸杆、柴禾库，出没着钻来钻去“打游击”的农家小孩；二是柏梓区及相邻的黑坪，安家等数十个公社的生源都集中到这儿。一开学，只见四面八方的山梁子上，一串串学生背着米面红苕豆类，上坡下河、风尘仆仆赶来，真是毛主席“五、七”道路的最好样板；三是这儿离山垭的柏梓场口有五里之遥，并且全是三倒拐的上坡路，还要经过一片较大的荒坟地；四是师资力量在县境内算相当强，1965年秋天我报到时，一打听，暗暗吃惊，原来校内藏龙卧虎，不仅有我好几位校友，还有重大、川大、西南交大、川外、政法学院、川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体院等20多名大学生，占学校教师的70%左右。同是天涯沦落的“臭老九”，大伙见面，都对自己如何发配至此晦莫如深。
老威：这有点象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的“三闾大学”，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方鸿渐、赵辛楣等一帮读书人千里迢迢去了，才发觉这儿“人材济济”什么都有，连“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都有。
杨成舍：现实不是小说，三闾大学虽地处偏远，校风虚伪可笑，但来去自由呀。这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国民党再怎么混蛋，也没有用一个户口本把你死栓在一个地方，不愿伺候了，拍屁股走人，天下大得很，何愁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所以方鸿渐等人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湖南。就是远涉重洋也没啥，战争嘛，国民党想管也管不过来。但是到共产党手里，户口随工作调动而迁移，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市人，祖宗几辈都在川西平原，却突然之间，仅因为看过半本禁书而被发配这么远。可时代就这样，你撞上了，就得逆来顺受。柏梓中学实质上是农业中学，有果园、菜地、鱼塘，师生们一日三餐除了主食，其它都自力更生。那年头，文革一天天临近，升学率早就不是衡量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所以除了上午的正课、下午多半就是劳动，担水挑粪，喷药下塘，老师都得身先士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名义上我是数学老师，但整天一身泥一身汗，改造资产阶级臭思想。那阵评价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劳动，铁人一般无休无止的劳动。校长是本地人，大学毕业，学邢燕子、董家耕回乡务农，娶了个苦大仇深的雇农后代，生了三个孩子。他三年前走马上任，正逢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他拎着两只亲手打造的大号粪桶走上讲台，提出要把学校建成“革命的花果山和米粮川”的口号。校长总是嫌我的粪桶太小，直到某一天，我被炎炎烈日晒晕在地里，手里还下意识地死抓住扁担。
文革初期，县文教局派工作组下来，指导“校内闹革命”，校长、书记、主任、团委和学生会串通，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开始对出身剥削阶级或有政治把柄的师生进行审查，教师中一大半落马，我的问题也从档案中被抖出来。开罢全校斗争会，就戴高帽游乡，前面有人敲锣，历数罪状，跟电影中斗土豪劣绅一样。
接着就在烈日下，围着操场练长跑，十多个臭老九，排着队，有人手提棍子，站在树荫下喊“一二一”。操场中间，晒着豌豆，脚的落点稍偏，就踩着豌豆，人啪地摔得硬梆梆的，跑了一下午，每个人都散架了，鼻青脸肿，幸好那时都年轻，腰腿伤了，内脏还好。
稍后晴天一声霹雳，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工作组转眼成了刘邓路线派来的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手，我们挨过整的这伙人，立即响应号召反攻，组成造反军，把校长、书记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夜揪出来，如法炮制，以反对毛主席的名义，游他们的乡，戴高帽敲锣，也象演电影。
接下来的半个月也是围操场长跑，一整天一整天，不管天晴下雨、刮风打雷，就是不让他们停下来。校长比我们长十多岁，熬不过，累垮了，瘫在雨地里，被揍得遍地打滚都不起身。
老威：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杨成舍：我趁大串连之机回成都呆了一个多月，每日去红卫兵接待站免费用餐，如同过节。然而好运不长，当我在“浩荡东风”鼓舞下回校不久，又被造反派认定有散布反动书籍的“历史问题”，开除出组织。
这一来，我又成了走资派校长的狗腿子，陪斗陪跑。我熬不下去，就逃回故乡。不料才一个星期，学校的红卫兵就拿着介绍信，跟踪追击，并会同街道派出所民警，以查户口为名，将我连夜捉拿，押送回户口所在地接受监督改造。
大约是67年2月镇反之后，四川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先并肩打垮保守组织产业军，接着内部又分裂成红成和8?26两派，势均力敌，拉开真刀真枪的武斗序幕。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在几起几伏的欢呼声中，人民的注意力由批斗牛鬼蛇神转到保卫红色政权，柏梓中学也卷入，时常在半夜一声哨响，全体师生摸黑集合，跑步、爬坡，去柏梓场口外挖断公路，设埋伏，企图迎头痛击从邻县梓潼来犯的红成派。
直到71年林彪爆炸前后，我等臭老九都比较逍遥，种蔬菜，打扫卫生，渐渐也排几节课。闲下来，几个人也能凑一块，打电筒去田坝抓青蛙，或星期天沿着水沟摸鱼捉蟹，改善伙食。日子混久了，想法就多，苦闷、无聊，因为转眼间，我们这批大学生都已30岁左右。高学历的光棍在山窝里不好弄，找女生犯法，找女农民，人家还瞧不起，时代风气，臭老九掉价，特别是我这类有历史问题的。
老威：你们不设法在成都解决个人问题？
杨成舍：痴人说梦，大城市户口多值钱，会嫁给山区户口？况且，回家要请假，要开介绍信，否则住在父母家也不保险。70年暑假，我好不容易被校革委会准假，却把介绍信丢在长途客车上了。搞得我心神不定，在成都找同学借宿，东一晚、西一晚，做贼一般，自卑的心态，搞啥对象呢？
老威：你爱人看上去比您年轻。
杨成舍：她是中学旁边刘家院子的农村姑娘，只读过村小。当时院子进门的过道，安有一架榨面机，桂芝就成天围着榨面机忙碌，做挂面和切面。我们几个人都常去献激情，和面、绞面滚，将刚出的湿面条挂到太阳底。桂芝当时19岁，媒婆把她家门坎都踢断了，况且还有成都体院的老贺、西南交大的老李与我竞争。桂芝的脸红扑扑的，眼睛象豌豆角，笑起来好看。我以为她看不上我，还隐瞒了岁数。
桂芝的父母贪图小恩小惠，我就写信让父母省下票证，先后从成都捎来春燕牌纸烟两条，红糖两斤，固体酱油两封，细盐巴三斤，高粱饴软糖和水果糖各两斤，的确良衬衣两件，等等，分期分批贿赂，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初，这些都是根正苗红的当地相亲户所无法办到的。“名声是臭了点，”桂芝爸在面对同村人的质疑时回答说，“但好歹是拿工资的人。”
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这帮怀才不遇的臭老九，恍眼都30左右了。故乡回不了，只能削尖脑袋在本地找对象。于是“老师追村姑”成了柏梓区的旷古奇闻，还上了县文教局的内部报纸。老贺比我大两岁，31，却自称26，逗得农村的老娘们抿嘴笑，因为他教体育，晒得象非洲黑人，谢顶也早，恍眼还以为是两个孩子他爹。
桂芝慎重地接受了一盒雪花膏，算承认与我耍朋友了，一个周末傍晚，我俩一前一后地转田坝，遇一水沟，我先跨过去，回手牵桂芝，趁此机会搂了她一下，就被眼尖的贫民代表（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驻管理学校的庄稼汉——老威注）从远处瞅见，他长声吆喝着赶过来，指责我“耍流氓”，我以“自由恋爱”相反驳，老汉气得跳脚。“爱你妈个屄！”不由分说把我拽回校开批斗会。
学校“农家恋”成风，老农要杀一儆百，却没人站起来发言。老农下不了台，就将我隔离反省一星期，命民兵严加看守。老农自己去做桂芝工作，要她揭发我“作风败坏”，桂芝含羞叫冤，桂芝爸却叉腰站门口为女儿撑腰：“败坏你妈屄！你两代贫农，老子还是三代贫农呢。你造反动舆论，搞得我家黄花闺女莫法嫁人，狗日的阴险！”
两个庄稼老汉边骂边从刘家大院揪扯出来，站到学校操场去对阵，终于发展到解裤腰，亮家伙，让对方“啃了”。桂芝在家寻死觅活，被她的妈和弟抱住。事情一闹大，挨了煞威棒的贫农代表就叫人写了检举材料，亲自到区上汇报，要求政府将我“劳改”。不久，文教局派专案组下来调查，所有的人都证实贫农代表的确当众脱裤子，给毛主席抹了黑。
解除隔离，恢复上课后的一个星期，我就用三盒春燕烟哄着贫农代表盖章开证明，与桂芝扯了《结婚证》。当时她只有20岁，生产队替她虚长了3岁，因为山区农村，失节事大，两人“流氓”都耍了，就“降价处理”吧。吃喜酒时贫农代表不请自到，与桂芝爹你一杯我一杯，称兄道弟，原来这老汉是个不长记性的炮筒子。
老威：看您的模样还有些得意。
杨成舍：若不是贫农代表横插一杠，婚事还进展不了这么快，要论桂芝的年龄，长相，学校十几个未婚大学生要流口水，他们的对象都不如桂芝。老温的爱人教村小，都25了；老顾的婆娘特横，婚后，经常从坡上冲下来找他，与水牛一道立在教室外；倒霉的体育天才老贺，干脆就找了蒙家山上带一孩子的寡妇，就扎根在那儿了。
老威：您好歹回来了。
杨成舍：现在户口还没迁，一恍30多年，柏梓中学都撤了，操场、宿舍、教学楼都变农田了，我还没迁。大约是1972年，桂芝生了儿子杨都，由于生活较拮据，我就趁暑假，在生产队平价收购些鸡鸭和布票，搭便车回成都变卖，吃些差价。有一次，我在沙湾铁二局外面交易时，被市管会的人抓了。同时被逮的有十几个人，我因下意识舍不得鸡鸭，就闯了大祸，“投机倒把”的帽子稳稳戴在头上。
我被押回盐亭，依法判处三年劳教。掐指一算，我倒卖了两只鸡两只鸭一丈布票（还有四尺被从裤裆里的睾丸下面抠去），赚赃款200元左右，扣除成本，得110元。
75年刑满释放，由于劳教属“人民内部矛盾”，公职没开除，教书的资格却取消了。我被降级留用，做学生伙食团的会计，直到1978年。
当时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心思动，我再也呆不下去了。78年底，我领着一家三口，逃难一般回到成都父母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住不下，我又找同学故友租房，先是免费住别人的单位宿舍，后来因清查人口，就搬到东郊红瓦寺23号，8平方米，啥都没有。三个人睡地铺，剩下就一张桌子两条凳。
老威：太落魄了！
杨成舍：再苦也不走回头路！我找了个临时工。在东门外背河沙，几毛钱一个立方。一天要干15小时；稍后又俩口子合拉板车，一分一厘地挣钱，象毛主席说的，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不读书不看报，比摆烟摊的大肚汉还瞧不起文化。
然而，我们在红瓦寺住了半年，还是被赶了出来。因为户主和房产折子是其它的名字，我们是“黑人黑户”。半夜两点多钟，我和桂芝被查夜民兵带到派出所，在黑屋里冻了一夜。幸好父母还健在，他们接到通知，就揣着罚款和街道办事处的证明来领人。毕竟还是换了天子了。若是从前，又得遣送回原籍。
这些年，我们不知被查过多少次户口。直到93年，父亲去世，老屋也拆迁了，我才搬回去，与老母合住一套二。我已办了20多个《暂住证》。儿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还要在自己家里暂住下去。
老威：您去迁过户口么？
杨成舍：原来很着急，特别是桂芝，还是农业人口，一天到晚埋怨，催我托关系，找门路。七、八十年代，大城市的户口政策是进一出一，铁板一块。单位一再来函或托人，要我回去教书，县教育局也来了个科长，说要考虑给我平反涨工资。我啥都不要，那块伤心之地，毁了我一生。我就黑下去，只要不偷不抢不违法，能咋样？
老威：您就一直干体力活儿？
杨成舍：也代过两年课，高考补习班。后来用父母的户口办了个杂货店，桂芝经营，我当采购。经常登货三轮，身体反而比教书匠棒些。
老威：孩子呢？
杨成舍：我有同学在中学里当教务主任，多出点钱，就能升学。杨都小学只读过两三年，发蒙时我亲自买课本教的他。
老威：现在办户口简单多了，您也该叶落归根吧。
杨成舍：一个人要交15000元的城市建设费，两个人就是30000元，太黑了。这么多年都耗了，一把老骨头，骨油榨干无所谓，我总要熬到自由入户，自由成为成都人的那一天。况且，粮油关系取消了，票证消失了，户口也没过去那么值钱。
人生，人生，咋说呢，连梦都不是。我现在没梦做，想都不敢想这辈子咋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