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采访缘起：
2003年5月22日，《中国底层》之法译本在彼国南部蒙佩利耶书展上举行首发式，我因没拿到护照和非典型肺炎的双重因素，不能前往出风头，难免心气浮躁，拍遍栏杆。
是夜辗转难眠，照旧坐回桌边，翻检种种原始材料，竟发现这篇谈话稿已搁置了将近一年，几乎淡忘了。
犹如梦中惊醒，我一点一点回想在上访旅馆初遇老人的情景。那是个太阳天，羊老租张小茶桌，摆放在旅馆门口，自己却长髯飘飘，手捧“代写书信、诉状”之纸招牌，端坐一旁。
穿梭在那条陋巷中的上访专业户极多，所谓谋生手段大致为乞讨、拾荒、擦皮鞋、钟点清洁工或小偷小摸，而77岁的羊定清却选择了如此与世风格格不入的清雅古业，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于是交往，进而长谈，方知此老颇有来历：他曾向国民党官办之《扫荡报》和《中央日报》投稿数次，为我辈“自由撰稿人“之祖师，因逢改朝换代，其旧社会的言论被新社会治罪，九死一生，并殃及家族。
唏嘘未了，我父随之病重入院，不久撒手尘寰，接着是祭七、择墓、入土。再接着，中共交班，伊拉克战争，非典。家事国事，一桩又一桩，在走马灯一般的旋转中，双鬓依稀添白。
而羊老先生今在何方？前几日，我才骑车重游过旧地。因非典，旅馆配合公安机关将所有“外来人员”扫地出门，剩一片白地。我在那儿站了一刻钟，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别的——我的脑子也只剩一片白地……
老威：老先生，在这上访堆里，您的岁数最大吧？
羊定清：今年虚岁77，和在高院门口擦皮鞋的霍老头同庚。
老威：可您的名字、资历相比老霍，一个天，一个地。
羊定清：啥意思？
老威：人家老霍虽满腹冤屈，但阅历单纯，哪像您这鼎鼎大名的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羊定清：大风大浪是经历过，可“记者”算不上。
老威：大伙背地给您取的绰号就叫“扫荡报”。
羊定清：看来这个黑锅我得背到死。
老威：不想自己澄清一下？
羊定清：我对许多人当面澄清过，可说来话长，人家不耐烦听。唉，一个人没有社会地位，说啥都顶个屁。
老威：我喜欢“说来话长”，我相信您的故事。
羊定清：不是故事。好吧，您当作故事也没啥。我是宜宾高县云河乡人，生于民国15年（1926）正月初八，头上两个哥哥，脚底三个妹妹，据我老母亲讲，羊家的香火原来很鼎盛，自晚清到民国，在当地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姓氏，出过好几位秀才，还出过举人。可到了我这“定”字辈，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乃，家道就有些中落了。民国25年，二妹、幺妹死于天花，民国28年，大哥、二哥又累死在背盐途中。旧社会，川盐很值钱，特别是自贡自流井的盐，一贩运出川境，价格顿时涨一两倍。所以，老家许多青壮劳力都相约去自流井打工，熬盐或背盐。那时山川阻隔，如今半天的路程，要走十几天，而且都是崎岖小路。我的两个哥哥据说死在贵州安顺场附近，可噩耗让同村人捎回来时，已过了一月余。我还小，正读私塾，还依稀记得父母在祖坟地里为哥哥们垒了两座空坟包，埋了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衣裳。丧事不久，被伤痛弄懵了的父母就商量着要我辍学，因为家中太缺人手，我虽年幼，也可放猪放牛，干些杂活。可祖母溺爱我，老人家把父母叫到膝下训斥，并令其诅咒：哪怕拆房卖瓦也要借清娃念书、进取，待来日飞黄腾达，为列祖列宗争光。
长话短说，民国33年（1944）夏天，我18岁，高县中学初中毕业。家里张灯结彩，遍请亲戚后，父母就卖掉20亩水旱田，一头牛，凑足一大笔银元，助我去重庆求学。当时，父母要求我读工商，将来做个生意人，中兴已衰败不堪的家道；而我身处抗战胜利前夕，同所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知识青年一样，心系国是，渴望投笔从戎。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秋天，我于家中稍事休整，准备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时，竟在高县郊外被绑了壮丁！其时晴天白日，我刚走上公路，就从路边树林里窜出一彪人马。一条麻袋自脑壳罩到脚，我还以为撞上棒老二（土匪）了，就在麻袋里大喊救命。外头捣来几枪托，痛得我一下子耷在地下，只听得有人拉枪栓骂道：“喊个屌！一枪毙了个狗日的。”
我骇出一裤子尿，就低声求饶：“大爷们放我学生娃娃一条生路，身上的钱财都孝敬。”
麻袋外应答：“老子们不是大爷，是国军！而今打抗战，前方兵员缺乏，对不住了！”
就这样，我昏天黑地栽进驻县城的壮丁部队——叙泸师管区当了壮丁。随后辗转宜宾、泸洲、自流井、贵州安顺、遵义、毕节等地背盐，作牛作马。
老威：当兵咋做苦力呢？
羊定清：国民政府的战时壮丁法令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一到地方，就乱套了。有钱人家不愿出壮丁，就出一大笔钱，空缺的壮丁名额，就四处抓人顶替。到了管区内，不发枪，不操练，先白做几个月的苦工，累不死的，才交给正规部队。这之前的军饷、粮饷，以及壮丁们背盐挣来的辛苦钱，统统落入各级长官的腰包。
老威：他妈这壮丁部队就是人贩子团伙。
羊定清：跟共产党贪官一样，国民党贪官也在政策法令的保护下，无法无天。短短两个月，我所在的连队就因害红白痢疾、闷头摆子不治身亡，逃跑，累成肺痨等原由，减员过半。剩下的30多个骨瘦如材的弱丁，缩编成一个排，由排长和班长押着，继续背盐。为了怕我们逃跑，每人都刮光头，却在脑顶盖留一撮毛作为标记，屙屎屙尿也喊报告。最后，干脆5人一组，一条绳串起来，在路上就谁也跑不了。
抗战胜利时我仍在贵州山路上背盐，直到某一天，上峰要到叙泸师管区视察，营里才急了。为了应付，就由连排长带上人枪，挨家挨户抓县城老百姓，临时套上军装充数。我记得已是民国34年（1945）双十节，站在操场上接受视察的壮丁不足200人，而抓来的假壮丁却超过300。谁也不敢吭声，因为长官言明：应付了场合就放人，出了纰漏谁都走不脱。
那天来的是省城大员，屁股后还跟了大拨本地贤达士绅，没想到，我的同窗沈云山居然也在其中！我老远就认出他了，却忍住不吭声，直到沈兄随显贵们来到跟前，我方突然伸出手，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轻声叫道：“云山！”
场里所有的人都楞了，营长气极败坏地跑过来，瞪我一眼，却又转脸笑对显贵们。我已豁出去了，死揪住同窗的胳膊继续叫道：“我是羊定清！云山，认不出了？”
此时，连过去了十几米远的省城大员都回头来。沈兄见状，急忙拍拍我的肩，耳语道：“我会救你。”随后大声说：“莫激动，莫激动。”就抹下我的手闪开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以为完蛋了。不料当日下午，沈云山就亲自到壮丁营接我出去。犹如囚犯出狱，我当即大哭一场。沈兄温言劝慰，原来一两年不见，他进了国民党高县党部，任通讯秘书，所以能够很快打通关节，救我于水火。
回到家，父母一见皮包骨头的儿子，以为大白天见鬼，傻了一阵，才互相抱头痛哭。经历这场变故，我本已心灰意冷，不料在家没歇多久，国共内战又开场，好歹是读书人，总不甘心这辈子在庄稼地里混。正郁闷着，就接到沈云山来信，一番叙旧，赞我志向高远，才华出众，为诸学兄中之翘楚。接着，就引出替《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之地方时政版约稿的正题。我受宠若惊，免不了回函谦辞；沈兄再次来信恳请，并寄来样报若干，他说：“拙弟不才，滥竽充数为扫荡诸报之特约通讯，当竭尽犬马，举存兄之高文，幸勿推辞。”
两番知遇，沈兄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于是从命动笔，在一年内，通过沈兄向《扫荡报》投稿8次，刊登4篇；向《中央日报》投稿6次，刊登两篇。内容均为地方见闻，穑稼之辛，兵役之乱。我还评论了所谓壮丁法令，以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道：“抓丁者如匪类，贩丁者视国家律令如废纸，长此以往，则将贪兵疲，官强民弱，共产魔道乘虚而入，社稷危矣。”
老威：内战结果还真被你言中了。
羊定清：《扫荡报》稿酬不错，发表一次能挣一个银元，在乡下就算一笔大钱了。所以父母很高兴，就起早贪黑，承担全部农活，让我潜心撰文。四邻也羡慕，都说羊家祖上显灵，风水要转了，只这定清一人，就抵过几任秀才。因为在整个县境，能在国家大报上发文的，也凤毛麟角。
老威：您是我辈的祖师爷，因为本人目前就以卖文为生。
羊定清：现在的稿酬如何？
老威：比您挣银元差远了。
羊定清：我也就挣了一年。48年夏天，沈云山调升重庆，断了联系，我的投稿生涯就告一段落。捱至49年，国民党败象已显。经济滑坡，军事吃紧，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父母还捏住这银元不肯用，而金元劵和法币又贬得太快，揣几大卷去赶集，只能买回两斤盐巴。
转眼岁末，四川全境解放。接着，工作组下乡来，按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家十几亩薄田，本来划阶级成份只够上中农，却被贫协一致推选为地主，为啥？就因为我“落入了法网”。
老威：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
羊定清：本人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老威：那为啥“落入法网”？
羊定清：因为发表文章。朝代一变，《扫荡报》就成了反动喉舌，我当然罪不可赦。父亲年纪大，想不开，几场批斗下来，就“畏罪自杀”了。我挣的银元一文没用，连同房子、耕牛、田地和祖传的首饰，统统充公。我被关押在乡公所的黑屋内，白天黑夜都点着煤油灯，写交待材料，向人民缴械投降。
老威：这同我爸在文革中的状况差不多，大约是1971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几百个臭老九一起，集中关押在盐亭县城关小学内，天天写材料，背靠背检举他人。有人受不了，在厕所用剃胡刀片抹脖子，死了，还抬出来，放在水泥乒乓台上曝尸示众。而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出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羊定清：文革和土改不一样，在土改中，工作组就是法律，枪毙、管制、关押、批斗、用刑，全凭一句话。幸好我在土改初期就被揪了出来，当时正“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组的作风还较温和，主张说理斗争。划清阶级后，工作组领导由南下的外省干部换成了本县的复员军人，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镇压“坏蛋”。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毙人，只要有三个以上的贫下中农检举某个不法地主的复辟言行，马上就把地主抓起来批斗，当场就枪毙。杀人上瘾了，后来，连贫协组长、民兵连长都随时提着枪，找借口消灭了敌人，方先斩后奏，向工作组补充汇报。
老威：您没被毙掉？
羊定清：如果我留在村里，十颗脑袋都不够崩，因为几十年后，出狱还乡，才晓得方圆十里的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已被消灭了大半。有的地主，全家老小被斩尽杀绝，连看门狗也没逃脱。幸好我被早早定性为反革命敌报记者，问题步步升级，在村里关几天，就转乡公所，接着又进县监狱，才得以公审公判，走完法律过场，保住脑壳。
老威：谢天谢地。
羊定清：是该谢天谢地。因为当时不比现在，要经过侦察、预审、正式逮捕、检察院动检、请律师、开庭，人犯在接到《起诉书》时，就能大致猜到自己要判啥子刑。当时全懵，只要被抓起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背景，聪不聪明，全懵。你不晓得这颗头明天还在不在脖子上，甚至开万人大会，你被五花大绑架出去公审，仍然不明白最终结果。法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判，书记员在旁边龙飞凤舞地手写《判决书》，这一场走下来，灵魂早就出窍了。你居然还活着！感觉好奇怪嘛，那些呼口号的胳膊好象在另一个世界起起落落。回到监房，松了绑，掐一把自己，那一阵痛，来得又缓慢又遥远。
当局者迷，记得1951年初春，我得知沈云山在重庆郊区歌乐山农村落网时，还暗暗叫苦。果然，沈兄熬不过，屈打成招，承认是我的“上级”，并交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本县向敌报投稿的记录，一共18人。稍后，这18人悉数落网，除了在土改中被当地群众枪毙6名外，其余12人均被判刑，而我因发表次数多而名列18人之首。
形势所迫，我连叫声冤枉都不敢，只整日心惊肉跳地怕“升级”，年纪轻轻，头发就急白了。连做梦都是脑浆、血和拼命地逃。民兵提着枪，满山遍野地撵。累醒吓醒了，还喘，腿肚子还抽，还妈呀妈呀地乱叫。同监关了20多个人犯，恶霸地主、袍哥、土皇帝、特务、一贯道、破坏分子，可谓货色齐全。
枪毙沈云山是我陪的杀场，土改中我已陪了好几盘杀场，本来已习惯了。其大致程序是，在开会崩人的头天下午，狱警就从监房挨次点名，提出一批囚犯，转交给候在监外的武装民兵，然后被押往城郊某个地方（一般是山脚下或河边斜坡）挖坑。这坑有锅台大，半人深，大伙用铁铲和锄头拼命挖刨，稍有迟缓，背后的民兵一枪托捣来，你就一跟斗栽进自己挖的坑。说实话，这活儿又累又紧张，但犯人乐意干，甚至越干越兴奋，因为挖坑就意味着吃了暂时不掉脑袋的定心丸。
睡我旁边的目不识丁的千年平安国土皇帝就死在我挖的坑中，他姓李，罪名是搞封建迷信，串通信徒围攻工作组。结果在“案发”两个钟头后，就被闻警赶去的剿匪小分队制服。我跪在一旁，一见枪管抵住土皇帝的后脑勺，赶紧扭头闭眼。执行民兵见状，骂我一声龟孙子，影响他的情绪。于是押解民兵就把我的头掰回去，命令不准闭眼。我只好眼睁睁地瞪着土皇帝开瓢，脑浆子卜地向前射出一股，两尺远，白白地溅落在坑那边；然后才是血，咕嘟咕嘟从那泉眼往外冒。土皇帝的桩子太稳了，好几秒钟都不倒，刽子手蹬一脚，轻了，他身子晃了两晃，居然要后翻。刽子手赶紧补上一枪一脚，狗日的才栽进坑中。
我哇地一下呕了，幸好早上没吃东西，只呕出一滩绿茵茵的汤水。刽子手毙人不顺，就骂骂咧咧地过来，踩住我的后背，起劲揩擦鞋底。我死了一样趴着，感到土皇帝的魂附体了。
老威：这刽子手不会做恶梦吧。
羊定清：亲不亲，阶级分。那时，这种“杀敌”的光荣任务，只有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才有资格担当。而我，杀场多陪几次，就麻木了，不扭头不眨眼，哪怕脑浆子溅上脸颊，也不闪不避。手反绑着，又擦不了，只得让铜钱大的脑浆晾干在那儿。
老威：沈云山是你的恩人，毙他你也麻木么？
羊定清：我还以为会结伴走上黄泉路，因为头天挖坑没有我。次日凌晨，我被提出监房，解手铐换绳子，不是五花大绑，而是下巴以下，膝盖以上，一圈圈绕着捆紧，连裤腿也扎了。据说这是典型的死人捆法，人直通通栽地上，要么向前跳，要么一寸一寸移。扎裤腿则为防大小便失禁。
我晓得不妙，但万念俱灰，任由狱警架过长长的走廊，扔出监狱大门。一辆苏式嘎斯车早停在那儿，我和另外3名犯人被解放军战士接过，拽上车，顶着满天星斗驶向宜宾。
公审大会在宜宾中学操场举行，我们被押到时，天已大亮。操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专员、书记讲过话，法院××庭长就一个挨一个地通过高音喇叭喊“把反革命恶霸地主×××带上来”之类，一共喊了三十多遍。整个场子沸腾了，解放军战士两人一组，一手持枪，一手架起坏蛋们飞快穿过人海正中的小道，跃上临时搭的木台子。
沈云山就站在我旁边，好几年不见了，神采奕奕的他已皮包骨头，形同厉鬼。几轮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后，开始宣判。有19个死刑，沈兄在其中，罪状是特务、颠覆、破坏等等。
宣判我时，刚好接了一轮口号，我竖起耳朵，不知咋的，竟误听成死刑了。沈云山瘫在台上，又被拽起，我没瘫，却骇出尿了。接着天蓝地白，云里雾里就去了法场。解放军比民兵专业多了，一声口令，各就各位。射击前，战士自己检查了不算数，带队军官还过去一一拉枪栓，确认无漏洞。子弹也在皮鞋帮上摩擦几遍，方咔嚓上膛。接着分两轮执行，即甲组上前三步，一齐平端起步枪，啪啪射击完，马上后退，再由乙组重复补枪。沈云山不经打，一枪就进坑，那解放军后撤时，还吹了吹枪口的青烟，歪头对战友笑了笑，很得意。
我跟前也有一坑，但枪口只在我背心点了点，就迈过去了。我几乎死了，直到周围响过枪，又平息了一阵，才慢慢活转来。松绑换铐时，我接到了《判决书》，原来是无期徒刑！
我先在宜宾监狱服刑，62年转到新疆塔里木××农场，65年又转回重庆弹子石的省二监。如此煎熬了大半辈子，还总是梦见沈云山。虽然我没害过他，但感觉对不住他。这叫啥子阶级斗争？不分青红皂白，错杀了多少好人！
老威：是啊，没有沈云山，您恐怕早累死病死在壮丁营里了。
羊定清：直到改革开放后，监狱不那么左了，我才敢在《申诉书》里讲讲当壮丁的悲惨遭遇，说一点沈兄的好话。可惜死无对证，没人相信我会受国民党欺压。
老威：您是《扫荡报》记者嘛。
羊定清：可笑可叹！
老威：老先生冤狱几十年，也不知咋过来的？
羊定清：千头万绪，理不清。
老威：您是读书人，曾经有过抱负，总不至于象普通犯人那样浑浑噩噩地混吧。
羊定清：我对国共两党均无好感，生不逢时，岂能言他。
老威：但您仍然申诉了20多年，不甘心嘛。
羊定清：我能苟活至今日，全凭母亲的教诲。年轻时，父母含辛茹苦供我念书明理，等不及回报，就逢改朝换代。家破人亡，劫后余生，曾是当地大户的羊氏就剩下孤儿寡母。我身陷囹圄，母亲四处打听，终于在1953年的春节亲自到监狱墙外，给儿子送进她亲手缝制的冬衣！从高县乡下到宜宾，上百里水路，有时船工同情她，愿意捎带一程；但更多的时候，她老人家拄根棍子，拖着小脚，走五、六天才到。母亲初识几个字，见不着儿子，就寄简单的信进来，她总是写：“儿呀，有妈在，你千万别想不开，你想不开，妈也要想不开了。”
1954年端午节，母子终于通过接待窗口见面，她递给我两个青鸭蛋，就边摸我的脸边流泪，说不了一句话。连旁边的张管教都看不下去，转过脸，叫里面的人打开门，放母亲进去。
母子俩坐在一条板凳上，老人家就抖着手剥蛋，喂给我吃，我推开，反过去喂她。接见时间结束了，张管教才开口劝说：“羊定清，好好改造，莫惹你母亲难过。”
在我发配新疆以前，母亲每三个月必来探监。也不晓得她一个人在外面咋活的，可总给我送来一点吃穿：两个饼、三个馒头、两个蛋或一两件衣裤。那时我还年轻，总盼望着某一天出狱，能守在母亲身旁尽孝——我们这辈人，受的传统文化熏陶，孔夫子的忠孝仁义已入骨髓，所以，将来为母尽孝也作为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
母亲第一次探监才50多岁，满头青丝，身板硬朗，直到1983年，她探了30年的监。新疆太远，她没法去，只好仍去宜宾，在监狱大门口哭诉了三年，狱方多次出面解释，但她下次还去宜宾探监。也许是母子情感动了劳改系统，我三年后又破例转回四川，重庆虽比宜宾远，但见面总要容易些。
老威：您的母亲太伟大了。
羊定清：谈不上，因为血缘无法选择。在牢里，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扛不过两三年；上了五年不离婚，就算世界奇迹。所以犯人刚进来时，探监送东西的几乎都是老婆孩子；过一段时间，老婆孩子来得稀了，你如果在外头人缘不错，还有三朋四友探望；再过些日子，朋友也不来了，只剩下母亲，年复一年地惦记你，探望你，只要她还能走得动。
所以牢里的长刑犯都明白“娃儿是娘心头肉”这句话。
老威：您母亲还健在么？
羊定清：如果健在，我就守在家中，再冤也不上访。我出狱的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她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如果日子安乐，老人家可能要活90岁以上。可惜我在重庆坐牢时，她每探一次监，就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还被收容遣送过几次，受了惊吓，脑子出了毛病。她活了84岁，死前还放心不下她快60的老儿子，怪自己没福气看见儿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