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采访缘起
2002年6月28日下午，星期六，我与妻子搭长途客车去崇庆县回龙沟躲避酷热，黄昏在沟头红纸村某农家大院投宿时，认识了山野散步归来的郑大军先生。
郑老72岁，原籍河北，宽身板，亮嗓音。一望便知颇有来历。他是县团级离休干部，但目前已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当其回首几十年前，自己初涉仕途，任县委下乡工作组组长的历史，不禁悲从中来，几番欲潸然涕下，“大冤案啊，”他叹道，“饿死几千万人，可至今没个正式的交代。”
老威：老人家好逍遥！
郑大军：穿了一辈子制服，再不逍遥一点，黄土就埋齐脖子根了。告诉你年轻人，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十年，每年都要来这回龙沟，找一农家乐（接待外来客的农家院子，包吃住，月费约450元人民币——老威注），避暑几个月，连世界观都住变了。
老威：除了党报，现在可没人在乎世界观了。您以前做啥工作？
郑大军：48年参军打老蒋，50年转业到地方，搞土改，学文化，从此步入仕途。算啦，提这些老皇历没意思，而今无官无职一身轻，正好为自己活两天。
老威：率性而为？难得难得。
郑大军：年轻人，你的马屁拍得肤浅，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能“率性而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千万共产党员中也只有一个彭德怀“率性而为”，上书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为人民鼓而呼”，其下场如何？相比之下，我这种多如牛毛的县团级芝麻官算个屁。
老威：您算个屁，我就只能算个跟屁虫，嘿嘿，扯个笑话。老人家，彭德怀的冤案早已昭雪，而今，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不是天灾是人祸，已不再属于国家机密……
郑大军：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老威：我是1958年大跃进出生的，60年春天饿出水肿病，差点都没命了。您当时呢？
郑大军：58年我26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当时，反右斗争刚刚结束，中苏关系即将破裂，毛主席、党中央认识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初、高级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逼人，共产风在上下一心的运动激情中越刮越猛，终于不可收拾。放卫星成为时代潮流，各行各业，钢铁卫星，轰麻雀、拍苍蝇的除四害卫星，诗歌卫星，犹为恐怖的是粮食卫星。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在造假方面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比如上面一推广“合理密植”创高产，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们因怕戴“保守落后”的帽子，竟当着参观团的面，把秧苗象开大会一般热热闹闹地密插。小麦、玉米也如法炮制，结果青苗倒满眼绿，就是季节到了不抽穗、灌浆。那时候，只要敢吹牛，一不小心就上报纸，还配大幅图片，紧接着，各级检查参观团如潮水般涌来，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亩产上万、几万”的示范田，赞不绝口。所谓示范田就是把山上沟边的几十亩水稻连夜抢收，并移植到大路旁的一亩田内，那光景真是密不透风，记者把娃娃抱上去拍照，谷穗竟丝纹不动。
58年秋，“钢铁元帅”升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达到白热化。男女老幼都上山，不是秋收，而是砍树、捡矿石。当地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铁矿，乱捡回来的黑石头，与挨门挨户搜缴的锅碗瓢盆，甚至锅铲、火钳、门扣、门环一起投入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没日没夜地架柴禾狂熬一气，最终炼出了嵌着些碎矿石块的废铁疙瘩。造孽呵，山砍秃了，庄稼烂了，颗粒无收，连苞谷杆也被秋雨给泡垮了。面对冬天，发高烧的社员们冷下来，日子没法过了。
老威：往年存的余粮呢？
郑大军：大办公共食堂时征用了，一平二调嘛。
老威：一平二调？
郑大军：就是以公社为单位，实行全面的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任何财产，为彻底铲除私有制，走向人类大同铺平道路。说得简单些，就是一切归集体。每家的灶台都拆了，碗筷也上缴了，因为有了公共食堂，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小家庭就不用开伙，否则违法。猪、羊、鸡、鸭统统进了集体的笼圈，有的社员甚至从家徒四壁中搬出来，住集体茅棚，好让人民政府放心。
开头几天食堂还挺红火，大锅饭嘛。我们工作组一进食堂门，大伙就全体起立，放下饭碗鼓掌，并齐唱《社会主义好》。我问：“伙食好么？”大伙回答：“好！”我又问：“吃得饱么？”大伙更响亮地回答：“饱！”此时，有个豁嘴老头还出场打了一段赞美快板，大意是从今以后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共产党端碗了。
我们在大队党支书的陪同下检查了厨房和每张饭桌，红苕稀饭敞开供应，玉米窝头在笼屉里堆成小山。我惊讶地问：“这也敞开吃？”支书回答：“无论大人、娃儿，每人限吃四个。”我说：“这窝头足有三两吧？小孩没撑着？”支书说：“农村娃儿撑不着，蹦两蹦肚子就瘪了。”我厉声批评说：“要有计划，不能浪费！”支书连连称是。
由于准吃不准揣，农民们顿顿死撑，稀饭锅里的红苕没人舀，窝头皮满地扔。大队干部五、六人簇拥着我们进小饭厅，桌子上已摆好两脸盆红烧肥肠和回锅肉。我问：“这是咋回事？”支书答：“前天公社批准杀猪，经支部研究决定，留了些下来慰问工作组，这也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我和其他同志都拒绝搞特殊化，命令把肥肠和肉加菜烩了一锅，在晚餐时按人头分给社员。
那年头，我们常下乡，对农村干部的阳奉阴违深有体会，但时代风气如此，谁不识时务，就要犯错误，所以没人对公共食堂的浪费现象提出异议。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老威注），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樁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九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
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
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屙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卜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3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没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
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老威：人命关天，居然敢不上报？
郑大军：我们当年审讯王解放时，也这样问，连口吻都一样。可他反问：上报了又能咋样？国家都那么困难。
老威：还忧国忧民呢。
郑大军：我说上报了就能刹住吃人歪风，人民政府再困难，也会发放救济粮。王解放说：我们队已经领过救济粮了，一户人70斤陈谷子，管一年，牙缝都不够塞。
老威：我在图书馆查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些原始材料，的确艰苦，连毛主席都穿打补丁的衣裳，自己在屋前开地种菜；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去郊外拣野果，琢磨饥荒中的粮食替用品。中央领导们都纷纷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郑大军：这些报道我都清楚。我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头上，他一直瞒着中央，搞统购统销，都饿死人了还搞，还吹嘘风调雨顺，粮食吃不完，能调拨多少多少援助兄弟省。罢了，扯远了，总之那年头人命如草，不仅会计王解放，连吃人生产队的队长也抱我们的腿，痛哭流涕。
老威：干部也吃人？
郑大军：“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名字和作者都忘了，谈到三年大饥荒中，某地发生过贫下中农围剿地主和富农，当场宰杀，放入露天大锅内煮熟分肉的事，那欢欣鼓舞的场面，令人久久难忘。您经历过类似的“阶级斗争”惨剧么？
郑大军：没有，并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得已而吃人的主要原因是饥饿，而不是阶级斗争。土改伊始，剥削阶级在历次运动中都受打击，吃人并不光彩，哪怕吃坏蛋，也只能偷偷摸摸，让人民政府晓得了，一定会追查到底。
老威：您是工作组长，政策水平高，但您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水平。
郑大军：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
老威：那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郑大军：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老威：后来呢？
郑大军：啥子后来？
老威：饥荒还在继续么？
郑大军：一直到62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草、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搅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老威：您们真是些廉洁的好干部啊。
郑大军：“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61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它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老威：您们咋处理新一轮的吃人案件？
郑大军：这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汲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
老威：啥子意思？
郑大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刍，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
老威：真是命贱如蚁。
郑大军：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