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第一部分
2007年10月，网上传来消息，我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相对于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可谓汉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它令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书名：异端的权利。
自由写作奖的前四届得主次第为——以写《黄祸》《天葬》而著称的作家王力雄；以写《往事并不如烟》而著称的作家章诒和；以写《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而著称的学者吴思；以追寻和写作《寻访六四死难者》而著称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和他们比起来，我的人生及文字信念远远不够坚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更是望尘莫及。可能是嗅出笔会有可能奖掖后进的兆头，在今年夏天，我们几个海内外的反动文人，包括郑义、一平、陈迈平、胡平等等还合计着，准备要联手推举成都作家汪建辉，因为老汪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写得实在好。先是评论家胡平慧眼识珠，撰写长文，令它最终得以在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始而在反体制的读书界激起阵阵反响。我连《推荐辞》都准备妥了，就用《文学特务汪建辉》的最后两段，结尾是：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但是这个阴谋迅速破产，原因是老汪身为某报的资深划版编辑，如果得了这个比“茅盾”、“鲁迅”和“巴金”更权威的异端文学奖，那饭碗肯定就没了。个人倒好说，裤带勒一勒就过，可老婆孩子咋办？才攻到小半截的楼咋办？所以老汪在谢绝之余，还冲我苦笑道：既然是这个命，就让我继续当文学特务吧。
于是，后来，我就得了这个奖。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领奖都是文人的体面风光事，银子虽然不多，奖牌上也不可能镀金或镶嵌珠宝，但这不是慷纳税人之慨的五个一工程，抑或某个企业家赞助的龌龊玩意。所以，理应挺直腰板，高调进京，恭候上台领取那由当今中国最有眼力最有肩膀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颁发的荣誉。可是我却做贼一般，提前数日潜入北京。不敢通电话，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看多了；不敢坐飞机，怕一验《身份证》，人就叫扣住。众所周知，我的行踪诡秘有道理，包遵信，别人眼中的伟大启蒙者，我眼中的可爱酒徒前不久弃世，京城内外、全国各地的众多吊客就分别被专政机器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当然也动弹不得。我之所以没像别人那样，公开粗着喉咙给警方叫板，其实出于私心，何必提前亮相招惹？
与若干次单线接头的采访一样，我这个浑身流氓习气的底层混混终于在京城露面了。一出火车站，我长长吐口气，跟上岸的潜水员差不多。次日继续鬼鬼祟祟，埋头钻入刘晓波同志的家，转眼天黑，又随刘氏夫妇转移到楼下的金山城火锅馆子，会见笔会新任副会长江棋生同志。四周灯火辉煌，人头跟麻辣锅里的泡沫一般，热血沸腾，我们也谈笑风生，放胆开吃。刘晓波也破戒，连抿几口小酒。我和马少方在灌二锅头的间隙，还抢刘霞的红酒喝。江棋生慢悠悠地讲他天天游泳的掌故。真是和谐啊，我还乘着酒意，提前摸了一把沉甸甸的透明奖牌——我检讨，这不太符合规则，因此受到酒疯马少方的声讨，但是刘和江，两位懂规则的学院派充满怜悯，只冲我笑。
接下来，江棋生骑车返回，剩下诸位意犹未尽，就再次转移到刘霞的女友家喝。差不多从20几岁开头，我还不太沾酒的时侯，刘霞就是我的酒师傅，没料到她的女友酒量也深不可测。她们俩边喝边嘲笑男人们，指使不喝酒的刘晓波给三个酒徒开酒。
那晚我自然吹了箫，还放开喉咙吼了一阵。刘霞坚持认为，我是个天生的戏子，如果有登台的机会，能把许多不着调的明星给盖下去。所以，颁奖会那天，一定要拿出吃奶的力气，表演一把。我点头称是：能用吹箫代替致受奖辞就最好了。
接下来，记忆有些恍惚，似乎乘醉欣赏了刘霞直接画在墙上的作品。那是天才之作，真的，只有一个熬夜的敏感女人才能抓住如此的幻象，人头如植物一般长出来，眼神又如植物一般稚嫩，饱含忧伤。
折腾到凌晨4点多，刘晓波严辞拒绝再开酒，于是我和刘霞只得跟着他下楼。冷空气一激，我也清醒地摸了摸兜里的钱包，感觉北京真大，北京真荒芜，像在月球上。出租车一路狂奔，刘晓波后来说，我一直回头冲他唱歌，不记得了，我不会这么幼稚吧？
接下来，依旧颠三倒四地过。乡巴佬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没别的，就图个频频吃喝，与久违的友人们碰面找快乐。虽然你我他或许坐过牢，或许冤魂缠身、持续热血，但人生无常，今日过了有没有明日？难说。所以用不着谁对谁“铁面无私”。话不投机就翻脸，就如专制政权对待群众，话不投机不仅翻脸，而且要开杀戒。为了信念抑或任务，而恨不得把你的朋友砍几刀，是斯大林、毛泽东、原教旨的共产党，而不是你我他这种吃五谷害百病的习惯睡懒觉的流窜主义者。
说得有点过了，我的许多朋友其实没有流窜，他们长期蜗居在京城。如刘晓波同志这类，经历过血案，又不愿意被洗脑的蠢家伙，是被迫的；其他人，如我20多年的朋友唐晓渡，未必没经历过血案，未必记忆力就不如刘晓波，可老唐先认栽，后认命。老李、老张、老王也认栽认命，生存永远是第一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虽然能够成为世界名著，但是谁又能坚持在六四至今的这些年，天天早晨冲着窗外日新月异的肮脏空气挥舞老拳？所以，我爱我的一切朋友，认命和不认命的都爱，行内行外、相干和八杆子打不着的都爱。只要没有彻底世故下去，当老婊子立新牌坊，都千疮百孔，卖不动了，还要倚仗自己被操多年所积累的聪明才智煽乎；只要别人还能浪费时间，来参观你这种无用的怪物，还冒着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甚至突然偏瘫的危险，陪吃陪喝陪怀旧，陪手舞足蹈。
借此，我向政府公开交待，我在京短暂几日，会友众多，不完全统计有：高氏兄弟、唐晓渡、曾来德、野夫、王天成、武文建、王宏伟、文贤、李致文、党真、岳建一、王家柱等等。女士若干，就不用披露姓名了。本来约定在22号的颁奖会后，还有十几二十人以上的吃喝娱乐盛会数场，算命幽会一场，可惜全打断了。
还有一件不愉快，就是编排过《非常道》的余世存那厮，曾号称京师文化界第一酒徒，以前久别重逢，总要大醉一台，不料这次居然以血脂高、痛风复发等托辞，只舔了点点白酒和红酒。更不叫话的是，他竟约我去参加纪念陈独秀、胡适某某周年的法学界研讨会。老余啊老余，这笔帐先挂着。
12月20号夜间，我在20层以上的高楼登陆互联网，猛然读到上海警方拘留李剑虹女士的消息，不由吃惊。李女士为今年独立中文笔会“林昭奖”得主，按常理，她也该抵达了北京，准备着与我一道出席颁奖仪式，然而。我拉开窗帘，冲着北京的广袤夜空发呆，我不是蜘蛛侠，能够在无形的巨网里穿梭，可马上换一个住处肯定行。于是，三五分钟就收拾完行囊，临出门的刹那，我又颓然止步。干吗呢？除非我这个自由写作奖得主放弃领奖，人间蒸发，否则，他们总会在半路抑或颁奖的地点守候，不把重新露面的我逮个正着，是不会罢休的。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人民政府要决心干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事，都如赌徒扛枪上赌桌，不惜血本。
问题很严重，值得思索，可遗憾的是，我早早就熟睡如猪，连晚归的老哥们忠忠敲门都没听见。次日中午醒来，下楼在饭馆吃东西。忠忠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说预感到有点不妙。我懵懂道：有啥子不妙？要不妙早不妙了。要不妙我只能呆在成都，连门都出不了。话音未落，穿制服的女片警就领着几个便衣进门，我的心脏狂蹦几下，不得不佩服残疾人的第六感官超常。
他们先与忠忠客气两句，就牛皮糖一般粘上我了。3个人不离左右，挟持我进了包间，坐下来没交谈几句，他们又称环境不好。我说很好啊，门一关，除了你我就没别人。他们敷衍道：是啊是啊，但是太闷了。我说不闷啊，很舒服啊。他们心不在焉道：舒服？不不，太闷了，我们到派出所吧，那儿要好些。我说我不去派出所，大凡正常人都不愿平白无故地进派出所。如果你们硬要让我去，就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请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吧。他们连忙陪笑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著名作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怎么敢有这个意思。不过，协助政府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们相信你会跟我们走。我说如果我不呢？他们的陪笑立马变成狞笑：嘿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执行公务。何必大家不痛快。接着斜过肩膀，要搜我的身，还问有手机吗？我煽开他们的手腕，说没手机，你们不晓得世界上有一类人不用手机吗？
于是我们站起来。临出包间之际，我说要小便。接着就不由分说地紧赶两步，钻进对门的厕所。我蹲下来大便，真遗憾，很顺畅。一个警察进了隔壁，另一个警察做出尿急的样子，呱呱拍门。我吼一声“屎不让人拉完”，就立即掏手机发短信，几百元的东西，低档，速度慢。我好不容易按完“警察来了，要强迫带我走”，连发两遍，中途还有个该死的无关痛痒的酒电话打进来。
我不断地冲水，以便掩耳盗铃。
我一遍遍地擦屁股。这一生中，我第一次这么看重我的屁股。
我向厕所鞠躬致敬。然后人模狗样地重现。几进宫的贼头习性，促使我将钱包和手机拿出来，交给吧台，叮嘱代为保管。警察插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答：当然嘛。赤条条地耗去，光脚不怕穿鞋的。警察哼哼道：真他妈的逗，你们四川人都这样？
第二部分
走笔至此，恍惚记起法国思想家福柯说过：人是权力之网上的一只蜘蛛。那么我多年来的处境竟是蜘蛛的处境，风雨飘摇，起起落落，却依旧顽强地捕食求生？可蜘蛛一生都在织网，我在织网吗？写作本身就是织网吗？写作本身既是个人的权力，也是招惹企图控制个人的社会权力的陷阱吗？
我一简单的文人，我不愿意招惹谁，可这些年多次掉入陷阱。像这次，耗钱耗力，几千里路上京，难道就为了被抓起来？一只玉米粒大小的蜘蛛，花几个月时间，织了一面数丈宽的超级巨网，它好不容易从这一端爬到那一端，难道就为了懵头懵脑地坠入水中？真是一幕荒诞剧啊，然而中国警察不是法国福柯，黑色轿车就停在饭馆外头，我被硬生生地塞进去，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4个警察夹在当中。
20多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大屯派出所。先是在靠街面的屋内，风很硬，进进出出的人骆绎不绝，两三张破椅子蒙着薄灰。连他们都嫌脏，不愿落屁股，却一再吩咐我坐。接着，他们口袋里的手机依次响起，一帮子如风似的，刮出去接听，就留一满脸颓废的“艺术家”陪我。他掏出烟，递来一支，我摆手谢绝，他就顾自叼烟，狠吸一口道：别紧张，没事儿。
我翘了翘嘴角。
他又道：我认识余世存，在一起喝酒来着。他写过一本《非常道》，卖得还可以。看这个样子，你和他差不多吧？不算太寒碜，也不算太富有；不算反政府，也不算不反政府，就是牢骚多。从古至今，文人全部牢骚多。张三李四，包括我这做过片警的，也牢骚多。可是有个屁用啊。只有人家文人的牢骚能挣钱，能留名。
我笑了。承认自己和余世存是朋友。
他继续道：余世存是湖北人，你是四川人，你们肯定在北京认识的。写文章就是好，天南海北都能认识。不像做小百姓，一辈子出不了几个胡同，认识不了几个人。你们成都我去过，天气阴，可饭好吃，姑娘漂亮。有名的文人不比北京少。像你，像那个、那个流沙河……
你知道我些什么呀？我不禁笑道。
才疏学浅，才疏学浅。他换了一支烟，接着道：我只读过余世存的，余杰的，市面上都能买到。刘晓波的买不到，只有在网上读，他几乎天天在与政府叫板，厉害。你老廖的，肯定是读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你是北大毕业吗？你提醒我一下，这段时间公事多，跑来跑去，脑子给跑坏了，你提醒一下。
我写过一本《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底层？有印象有印象。他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由于一阵冷风进来，他跟着又提提羽绒服领子。我做过近10年片警，可以给你提供好多素材。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酸甜苦辣，还是只有我懂啊。还有外来人口，到北京上访的，打工的，我都能和他们聊到一处。片警也算底层么。
你们手中有权力，就不算底层了。
有啥权力？还是老毛的时代？做雷锋叔叔光荣？警察在群众中吃得开？除了这身警服，我们与小百姓没啥区别。我们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找谁呀？群众还可以投诉我们，轻则挨批评、扣奖金，重则下岗。我们的委屈找谁投诉？找你们文人投诉？
写成电视剧嘛。关于警察的电视剧够多了。
那个当老板的，海岩，电视里经常都在播，靠咱警察行当发大财，牛屄。你眼红没用。你说编得不像，也没用，钱照样入人家口袋……
我心里正在想，这人，真是个话唠子，随便什么都能顺着往下侃。新一帮便衣就到了。为首的个子很高，很英俊，长得像香港电影明星梁家辉，而另外两个，年轻得胎毛未褪，显然是充数的马仔。
你是廖亦武？著名作家，久仰大名啊。算开场白。
派出所所长引路，我们上了屋后的2楼，沿楼道拐一弯，进了会议室。中央会议桌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四周全是椅子，靠墙还有两三排超大屏幕，破案功能显得十分齐全。我懒散惯了，本来要随便拖把椅子过来，不料“梁家辉”却甩动长臂，指定我落座窗前位置。跟车里差不多，我又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4个警察当中。屋内自然比车内宽敞，可刹那紧张起来的气氛，令人觉得被罩在暗无天日的裤裆下。
梁家辉仰起身子，眼皮朝下地打量我。左边的话唠子默不作声地抽烟。另外两个马仔，白面书生，却抱着双臂，做出一副地痞样。众所周知，我虽属政治惯犯，却不是沉得住气的政治家，我强笑道：你们弄我到这儿，总该作个自我介绍吧？请问？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我姓江。梁家辉道。训练有素的眼神依旧一眨不眨。
我连连称谢。却没有回应。只好尴尬地噤声。
梁家辉这才一字一顿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我也一字一顿地道：不知道。
真他妈像演戏。
接下来的台词节奏就快了许多。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真不知道。
梁家辉：咱们还是直来直去。
廖亦武：我也想直来直去。你们到底有什么事，问吧。
梁家辉：你是高级知识分子，还用我提醒你？
廖亦武：你比我更像高级知识分子，还得你提醒我。
梁家辉：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廖亦武：晃悠来了。
梁家辉：你他妈的！站起来！！
对白中断。梁家辉掀翻椅子，直扑过来。两马仔紧随左右，转瞬间，三警察泰山压顶，而话唠子反应贼快，立马将门反扣。梁家辉反复几遍“靠你妈的”，还抓住我的肩向上提。我只得跳起来，大叫一声：妈个屄，警察打人怎么的！
你敢骂，我就敢打。
你先骂的。我不是罪犯！你动手就是违法。
我动了你。靠，我就是要动你。你嚷嚷啊，谁看见啦？他妈的，你个四川土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全国人民的首都，懂不懂？晃悠来了，这是你晃悠的地方吗？把我们当3岁小孩啊？
我的胳膊被狂怒的梁家辉拽来拽去，稍不留神，领子也叫扭住。我一下子毛了，血涌脑顶盖：玩黑社会是吧？执法犯法是吧？你这墙上写着“执法为民”，不认识字？好好。你他妈的敢打人，你他妈仗着没目击证人，老子就跳楼！！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甩开梁家辉，反身就扑过去开窗。刚出一条缝，冷风如强盗一般尖啸。三个警察顿时手忙脚乱，与我扭成一团。原先装着看报的话唠子此刻也过来，隔在我们与窗户之间，并迅速关窗，放下卷帘。我肯定以失败告终——被警察们反剪双臂，按在桌面的当口，还作垂死挣扎。但是他们也累得够呛，毕竟不是刑警。
真他妈无法无天！我还在叫骂。
谁无法无天啦？梁家辉喘嘘嘘道，我们打了你吗？没打；我们骂了你吗？没骂。你平白无故要跳楼，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救人嘛，当然急，动作也大。
你们平常就这么执行公务吗？你们到底逼死了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人在你们的眼皮下跳楼？我不是罪犯，有种的就将手铐拿出来，老子把命交给天！死不了，我就要跳楼，我就有病，你们把我送精神病院嘛，检查嘛。狗日的继续整，在“执法为民”的招牌前继续整。国家呀，法律呀，就是被你们弄黑的。这种素质还当警察，不要脸。你们去朝鲜当警察可能更合适。
好啦好啦。梁家辉终于泄气了。坐下来谈行不行？
于是撒手。大家站着僵持了两分钟。梁家辉道：还是个牛脾气呢。怕了你，老廖。我先坐。
双方这才禽兽一般，重振衣冠，摆出谈判架势。不过我和梁家辉的位置正巧互换，他靠窗，我靠墙。我的左右依旧两马仔，后来我弄清楚了，他们都属公安大学刑侦专科毕业，入行不久，自然要凶神恶煞挣表现。可笑的是右边这位，白净面皮，镜片度数也不低，却双臂环抱，从斜刺里怒视敌人达半个钟头，终于疲软，方取下眼镜做起眼保健操。
话唠子还是旁观者，打个哈欠，继续看报。
重新拼接的台词节奏趋于平缓。
梁家辉：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廖亦武：那你承认打了。
梁家辉：没关系。事情完了随你怎么写。网上类似文章多了去，警察如何如何凶残野蛮，维权人士如何如何英勇抗暴，文人的天职就是给我们抹黑嘛。老廖啊，你也没少给我们这个行当打交道，谁不明白谁呀？看你刚才跳楼的架势，就知道是老手，懂得制造新闻爆料。如果是10层20层以上，你还敢吗？不要怕我们交不了差，不要希望谁谁谁会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我大不了脱掉这身警服，转行到地方，说不定挣钱还多多。
廖亦武：你真够无耻的。
梁家辉：你又骂我？没关系，只要能消气。这世道谁不无耻？知识分子，小百姓，都无耻。可老廖啊，做事要有底线，底线之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沟通。像你的铁哥们余世存、刘晓波，还有那个维权律师高智晟，都清楚底线，都和我们是朋友。只有傻屄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撞南墙不回头的献身者，按照丛林法则，都他妈琢磨着让别人献身，自己活下来……
廖亦武：行啦行啦，你们找我干什么，直说吧。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你们不挑明，我就不知道。
梁家辉：好。你是不是得了一个独立笔会的奖？
廖亦武：对。我得的是国际笔会下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
梁家辉：怎么回事儿？
廖亦武：很简单，我的创作有成绩，笔会就奖励。
梁家辉：具体是谁发给你的？刘晓波？
廖亦武：与刘晓波无关。按程序，这是自由写作委员会的评选结果。
梁家辉：这个委员会都是谁？
廖亦武：我哪清楚？又不是我伸手要的奖。
梁家辉：你这次就是专程领奖来了？
廖亦武：当然。
梁家辉：知道在哪儿领吗？
廖亦武：还没接到通知。看来你先接到通知，就直截了当吧。
梁家辉：明天是冬至，好好过节吧。
廖亦武：我是要去参加颁奖会，好好过节。
梁家辉：我给你一个建议，仅仅一个建议。
廖亦武：洗耳恭听。
梁家辉：明天的奖就别去领了。
廖亦武：为什么？
梁家辉：真逗，还问我为什么。你的名声已经够大，何必还去出这个风头？
廖亦武：我是不能缺席的。
梁家辉：我还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如果我一定要去呢？
梁家辉：那就只有留在这儿，或者另换一个地方。我们也辛苦，得陪着你。
廖亦武：这个意思是，我想去也去不了？我被拘留了？
梁家辉：你没被拘留。只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你建议？！好好，我不去了。
梁家辉：这算不算你的正式表态？
廖亦武：我知道我插翅难飞。即使今天飞了，明天，也会在半路，也会在颁奖地点，被你们带走。
梁家辉：你太有想像力了。
廖亦武：我一个文人，搞不过一台国家机器，我不去了。
梁家辉：谢谢，谢谢。这样，你我就不用死耗下去。
廖亦武：那么，我可以走了？
梁家辉：我得向领导汇报。耐心一点，我们都陪着你，等待结果。喝水吗？
气氛顿时很缓和。话唠子外出几分钟，抱了一捆矿泉水归来；换梁家辉外出打手机。接着就是乱七八糟的聊天，4个警察的烟瘾都大，一会儿就薰得我眼睛疼。我咕咚咕咚灌了一瓶水，话唠子又递过一瓶，还陪笑道：算见识你这样的四川人了，看起来挺温和，一上火就跳楼。
梁家辉也检讨道：这位老兄呢，做过多年片警，有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经验。我嘛，老家山东，出梁山好汉的地方，性子急，不太懂得幽默。所以你一说“晃悠”，我就以为是消遣我们做警察的。
廖亦武：晃悠不是四川话。我觉得嘛，你不仅懂幽默，而且懂火力侦察。你当过兵吧？你的形象这么好，不当演员真可惜。
警察们都笑起来。
梁家辉：真让你猜着了，我当过兵，而且是坦克兵，成天捂在一堆钢铁里面，人都快训练熟了。加上新兵蛋子那阵，总受老兵欺负，所以性格就一天天火爆。可火爆有什么用？遇上敢跳楼的四川人，全傻眼。
天色晦暗起来。我问时间，答5点多。
话唠子道：你是光棍儿怕什么？我和老江的孩子都才几岁，我们还巴不得早点完事儿回家。梁家辉也道：快了快了，已通知你的同乡，正往这边赶呢。
我吐一口长气道：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们送我也行，何必麻烦我的朋友。
警察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沉吟道：等着。等着。
6点钟，夜幕齐刷刷降临。不断有警察进进出出。我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虚妄的烟雾弥漫，但见其中漂浮着若干张嘴，叭嗒叭嗒，在反复念叨我几天前读过一段对白——
你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
为了遗忘。
遗忘什么？
我忘掉了。
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开的一个玩笑。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多灾多难。我在此时此刻记起这个玩笑，却没兴趣自问“为什么来到北京”——这是警察们的讯问，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重复的讯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绝不允许回答“遗忘”。
尽管他们最终会把助纣为虐的罪恶忘得干干净净。
第三部分
傍晚7点钟，我没有等来我的朋友，却等来了自称是我朋友的成都市国保大队。带队的是年轻有为的副处长黄胜。管理了我7年的李航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进门就冲我嚷嚷：廖亦武，咋个搞的，你不是答应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吗？我应道：我当然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但获奖是一个作家的荣耀，我非来不可。
北京的众警察顿时松了口气，立即退到角落里，坐山观虎斗。梁家辉还打趣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瞪眼干吗？人家大老远赶来，饭来不及吃，水来不及喝，老廖你就给个面子，乖乖地跟着回家吧。
李航道：莫要在北京呆了，卖一个面子，跟我们连夜回成都。
不可能。
为啥子？安心与我为难嗦？
话说反了，是你们与我为难。况且，我已经买了26号的机票。
我们帮你退。
3折票，退不了。
这是小问题。明天的奖你领不成，还赖在这儿干啥？
还有很多朋友没见，很多台酒没喝，好不容易来一趟，风头没出成，却被警察押回去，你说窝不窝囊？
正好我们也没吃饭，就陪你喝嘛。喝得麻糊糊的，再打道回府，如何？
我是犯人，你们是警察，哪还有心情一块喝酒哦！
老廖，这话说得不够意思，我李航啥子时侯把你当犯人了？
总之，我不陪你们喝工作酒。想趁着麻糊糊，弄我回成都嗦？干脆点，把手铐摸出来，我就没得商量跟你们走；否则的话，交道多年，大家都知根知底，我自己也担保不了走到半路，哪根筋胀起了，就会搞点意外动作。
你想咋样？我也亮一下底牌：你不可能呆到26号。大家都换位思考，相互体谅。
既如此，那就明天起程。
一言为定，明天早上。
起不来床，明天下午。
就依你，明天下午。
好。那我们暂时散伙，明天再见。
不行，你我是朋友，肯定在一起。老廖，住宾馆嘛，住宾馆安逸哦。
都是男的，安逸个球。还是把我当犯人嗦？哪我就不走了。
龙门阵到了一定火候，领头的黄胜开腔拍板：好，老廖该住那儿还住那儿。我们小警察嘛，就随便在老廖住处附近找一个地方，将就一晚黑。
讨价还价结束，双方起身，奸商一般冲对方笑，然后一团和气地出门。持冷兵器的风从底楼直窜二楼，激得大伙直打寒战。李航和我耳语：老廖啊，天寒地冻的，跑到这儿干啥子嘛？少给北京的这伙子打堆嘛，最终吃亏的还不是你。
我懵懂道：吃啥亏了？我跟刘晓波两口子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文学朋友，可以说从小混到老，吃啥亏了？
夜色中，北京和外省的警察握别，彼此客客气气。我木桩一样插在当中，好似拉拢两地关系的万恶的皮挑客。梁家辉还拍了拍我的肩头：老廖，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到北京玩儿啊。我缩着脖子，一脸茫然。满大街都是车和人，满大街都是风和瑟缩的霓虹灯，我却不可能走进去。我再次记起右派流沙河说过：太幸运了，廖亦武，如果在老毛时代，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社会真进步了，警察更“人性化”，一个稍有知名度的异议作家的押送规格也由此提高——这是多少泪珠和尸骨堆砌起来的进步！作为“记忆工作者”，我不忍回头，却不得不一再回头；我不忍看四周有多少无名的反抗者倒下去，却不得不看。我从内心感觉疯狂，感觉累。可我的本性却是多么爱笑，多么向往轻松，甚至虚脱般的忘我的轻松。在狱中回忆录《证词》里，我曾有感于一大批六四蒙难者的遭遇，而写道：
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约半个小时后，我被警车载回亚运村，并与3位警方老乡在新开张的“川码头”共进晚餐。黄胜的话说得舒服：在哪儿都是消费，老廖，就去照顾你哥们的生意嘛。
堂子敞亮，4人抵中央落座，黄胜点了本店当家的干锅鸡杂，我则拿出舌战群警的骁勇，亲自去吧台要了两瓶“金六福”，50度以上的白酒，单价288元。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就腐败一把，希望作风正派的读者同志们见谅。
先碰大半玻璃杯烧酒，再夹菜吃，我的舌头哗啦一下木了，哪还品得出滋味？俺老廖在江湖上厮混多年，向来属于有酒胆无酒量的角色，相逢知交一二三，干杯四五六，拍桌子打板凳，忘情忘我忘死，可尚能一次次还魂，鼓琴吹箫，快意恩怨；可在不少场合，沾酒，甚至闻酒即倒。何也？意气阻隔，话不投机，抑或郁闷伤神也。不如诸位警兄先天有量，加之在后来的日常事务中，千锤百炼，自然而然，即成屡屡乘兴深入敌后的酒神。
所以，在李航和黄胜的轮番夹攻下，我败像立现，张口结舌，任两位大谈其和谐社会，警民一家亲。在另一桌招待朋友的忠忠见状，立即拢来救驾，平常滴酒不沾的他，也举起一个白酒杯子，先干为净。然后坐下来道：你们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费心了，感谢你们对廖亦武多年的关照，他是我永远的朋友，是中国最牛屄的作家，可也是中国最傻屄的不懂政治的作家，正因为最牛屄又最傻屄，所以我喜欢他。
我相信，酒精中毒的死鬼听了这等好话，也会立马爬起来，而在我的记忆里，赌徒忠忠，这个前先锋作家，现餐馆老板从来没说过我什么好话。所以我被折腾了多时的身心为之一振，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一番，舌头顿时顺畅：你李航，管了我7年，算最久的；在你之前，是小宋，不错的文学青年，因立场不稳，被调去弄法轮功了；在小宋之前，是科长曹建，在青海当过兵，身世坎坷，后来患急性胰腺炎，抢救不及时。我刚出狱那段，他隔三岔五拜访，偶尔是任务，多数时侯不是任务，只为听听我吹箫，仅此而已。我和他都很寂寞，甚至很潦倒。虽然他也带队传讯过我，可有一天得知他的死讯，我还是莫名其妙地难过。那是十几年前的往事囉，你们后来入行的，已经体会不到那种东西。曹建的继任者要狠得多。可总的说来，警察作为个体，都不算太坏，除非这一个体被种种欲望，特别是权力的欲望所驱使。你李航是本分人，撒谎都不太利索，这些年，你没帮上我什么忙，可也没害过我，不错不错。我相信2002年抄我家那次你真的不在，你出差去了。
黄胜道：老廖，过去种种恩恩怨怨就不提了，警察也是人，但愿人与人打交道，有个好的开始。现在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不同，现在讲究和谐社会，减少矛盾，你过得好，气顺，我们的工作量也就不大，成都人从古至今都是喝茶嘛，吃饭嘛，能帮忙就尽量帮嘛。如果你这位朋友，愿意到成都来开餐馆，帮你老廖转型，给我打个电话，放心嘛，搞得定。
李航也敲边鼓道：只要在底线以上，啥子都好商量。
我不以为然道：底线？那护照算不算底线？我申请了9次，有啥子理由不给办？
李航道：主要是你的户口压在涪陵，那些土老坎，不开化，有啥子办法？
黄胜也点头：如果在成都这样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早就不成问题。
我道：我的管理方在成都，我的户口在涪陵，那你们肯定有建议的权利，你们那个部门不是通的吗？莫蒙人了，我的律师滕彪，北大的法学博士，很厉害的，他的分析结果是，只要成都敢承担责任，小小涪陵算个屁。
李航坚持道：我的确给涪陵出入境部门打过电话，那个科长卓树明，很难说话的。
我冷笑道：永远卡我嘛，没啥。我还会一次一次去申请，就当玩行为艺术。这不是我要炒作，而是你们在炒作我。我还会得更多的奖，我的书在西方的发行量还会大增。这很有意思么？
黄胜道：莫说气话，老廖。我们回去再商量，再商量。
心情一沉，酒劲顺势就上，我几乎连椅子也坐不住了，可黄胜和李航却正在状态中。勉强又与他们碰了一杯，眼皮就开始打架，啄木鸟似的额头，几乎磕着对面李航的眼镜。我往虚空挥了挥手，却乜见一个黑衣女子摇晃而来，高跟鞋音嘀嘀嗒嗒。定睛一认，却是我分手了1年多的女友金琴。稍后我才晓得，她是得知我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后，特地赶过来。
做过黑酒吧老板娘的她，面色苍白，笑容迷人。此刻就直直地立在酒桌边，左手扶着我的肩，右手高高端着玻璃杯道：我是廖亦武的女朋友，我代他敬3位警察哥哥。然后一饮而尽。
警察们连忙应酬，却只沾了一点点。
金琴亮杯底道：我这可是白酒啊。
于是干杯。金琴再一一满上，再率先一饮而尽。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个沾酒即醉的弱女子是酒鬼，因为4两烧酒下肚，她还风度翩翩地颔首道：我不在的时侯，感谢各位照顾了廖亦武。
警察们醺醺然、醋醋然地起哄道：老廖太有艳福了！美女一个接一个。
我却从地震余波中醒转，一把抓住金琴的手，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我口齿含混道：这个美女可不一样，我们要结婚的！
金琴闻言俯下身子：老威，你可当真？
我道：当真。
金琴道：好。我就想有个家。
刹那间，我眼泪差点就下来了。可我曾离过两次婚，已经患有严重的“婚姻恐惧症”！在前妻宋玉因缺乏安全感而出走后，刘晓波同志曾谆谆教导：老廖，黄种女人不适合你，就憋足劲儿找个蓝眼睛！你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热闹不就都到手了吗？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与万千渴望转眼之间改变身份的中国人相似，努力酝酿对白种女人的好感。我甚至仗着酒胆约会两次，近距离接触，却毫无零距离体验的冲动。咋办？世上没有不上床的“洋插队”，反之，也没有无代价的自由和热闹。
但是80后的不成熟的金琴，与我一起飘零两年多、仍继续飘零、有若干缺点错误的金琴——我曾一再拒绝，可如今想都没想，就答应成家！为什么？4两烧酒？
我老廖乃一穷寇，除开肉棒槌，身上别无长物，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家竟能如此待我，弱女子强出头！既是苍天有心，乘着醉意塞我一老婆，哪怕就是大脚农妇，也不能辜负于她。罢罢，犯不着同世间俗物一般，看似花前月下，内里却转花花肠子了。
次日中午起床，匆匆收拾行装，然后下楼直奔川码头，用完餐，警察们就已经在门外守候了。忠忠和金琴将我送至车旁，拱手作别。40多分钟以后，3警1民抵达北京机场。16点登机，17点，原定颁奖会的开头，我却鬼使神差，升至万米高空，与警察黄胜云里雾里地交流思想。另两位警察疲惫之极，正沉沉入梦。天黑尽，我们终于落脚在阴气沉沉的故乡成都。桑塔纳轿车接站，我两天里的第三次，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4个警察当中。
沿途堵车。抵家门口已是8点多钟。黄胜道：老廖，今天冬至节，跟我们吃羊肉去。我摇头：老妈还在等呢。于是开锁进门。空荡荡的屋里，老妈起身相迎，并埋怨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啥子嘛。我答：没鬼混，领奖呢。
时光刹那倒流至1994年，我出完狱，离完婚，光棍儿一条重归故里。老妈也是起身相迎，并一把扯住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这些年，把妈担心死了。我答：没鬼混，坐牢呢。
一晃近14年！地球和国家机器还在照常运转，可父亲已故，母亲及儿子均老去许多。
2007年12月25日至2008年1月11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