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唐存理（上）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 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 ——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台胞唐存理（下）
（续前）
三
唐存理：1963年1月，我在荞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荞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16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蓝萍）。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20年，但关押到1967年3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8年刑期。
老威：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51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1979年， 38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四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1966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8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帐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荞窝农场还补发了8年的就业工资，3000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38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17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20年的校友，我在西郊132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2000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壁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著。你在无背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现状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慨。但1989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形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80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而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19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20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5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17天，超过17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3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 1989年11月8日，我女儿满5岁，11月9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记者蔡ΧΧ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祖，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14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老威：你们真够幸运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顾，当我们联络救总办事处的张主任时，他答复：台湾入境证已办好，随即会寄来；并且答应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们的女儿被送了回来。我抱住她亲了又亲，问她哭没哭？她答没哭；我假装不信，五岁孩子就替爸妈坐了两天牢，咋会不哭？她说，警察叔叔没打我，我还问他们：眼镜在哪儿，压坏了妈妈要骂。我还说：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没过几天，西德也批准了我们的避难申请，但我们还是选择去台湾，当时我已49岁，去西方还得学语言，从头开始。还是去与自己同种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产党杀害了的父亲的宿愿。
1989年12月，我们乘坐华航班机抵达台北，可谓历经了沧桑。
五
老威：看来在97回归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们这种符合条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贼一样躲起来。
唐存理：父亲的亡灵保佑吧。六四之后，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问青红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边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哭着喊着挣扎着，没有用，只要“榜上无名”，就关起来，有什么道义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学美术教师，叫刘季华，学潮期间卷入街头政治，六四镇压后潜逃香港，结果被遣返收容好几个月，吃尽了苦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国殇周年祭》，满重庆散发后，又在潜逃过程中被逮，依律判刑3年；出狱后再次越境，终于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若干年前他写信给我，称赞丹麦的冬天，说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许多。
唐存理：这位姓刘的也算幸运儿，只要逃到自由世界，并被接纳的都是幸运儿，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同独裁政权耗不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堂兄为了救我于水火，动员了所有的政界关系。你知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吧？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才50多岁，称得上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堂兄通过我父亲的同僚周天固、滕杰等人，写信给马英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天固甚至说，如果台湾不接受唐存理这种我党国先烈的子弟，我就个人出钱，哪怕买假护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脱中共的魔爪。
老威：这个周天固是什么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过蒋经国的新闻秘书和新闻处长，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我父亲是中央政大的先后同学。我父亲当县长时，他还在当科长；去台后，由于身居要职，影响很大，人称“周三爷”。由于他和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等人的活动，李登辉不得不表态。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份马英九给周天固的亲笔回函：大陆民运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们一定要给予重点的关注。等等。虽然写得比较含糊，但意思是明显的。
老威：我听来听去，觉得这种官场斡旋极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内里却潜涌着一阵阵的世态炎凉。
唐存理：李登辉上台后,对蒋家父子的班底进行换血, 如陈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势,但其声望和影响还在。我这个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长任上退休的,关于他,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上海被解放后,他本来要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去”自新”,不料来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处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排队自新的几乎是上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数，而自己属于国军嫡系部队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还要逮住杀头。于是立即回家，带上老婆，星夜潜出层层岗哨，从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后去了台湾。仓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儿也丢在了大陆。
老威：你堂兄也算几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亲带大的，对我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到台湾也是变相的投亲靠友。我们在“救总”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月，就凑款开了家小公司自谋生路，我虽然以八九民运的名义“政治避难”，可民运也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们在大陆的公司呢？
唐存理：转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继续，不过早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我刚到海外时，对民运还挺关注，也见过不少学生领袖，稍后，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种妄自尊大，那种争权夺利，都离我的做人准则太远。所以，虽然我在台湾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但我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除了做点小生意，就是读读书。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长大了，入读了教会学校；我与前妻也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各奔东西。由于我一直低调，只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陆当局也对我往来两岸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回头一看，人生真如过眼云烟。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个多月，如果那时被逮住，就没有今日的回头一看了。
唐存理：对啊，那四个多月，除了蜗居在朋友房里看书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换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绝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宁愿自杀也不能！
老威：你对自己的台胞身份满意吗？
唐存理：这是个尴尬的身份。首先，我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其次我对陈水扁和台独也不以为然。但目前在岛内，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都倾向于台独，反感中共的战争讹诈。拿陈水扁的话说：“民主的台湾怎么能统一于专制的中国！”我在两边都找不到归属，在那种高唱“亚细亚的孤儿”的群众集会上，甚至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台湾话呢？台湾受中共压迫，难道我就没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却眼睁睁地盯着国民党的近百年老店风雨飘摇，所谓“同种同根，血浓于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大陆这边有我的亲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记忆和存在的价值；而在台湾，除了生意，谁和你谈六四？谁和你谈劳改？谁和你谈赵紫阳？你表面上成台胞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在专制，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老威：六四过去已经15年，新的一代也不会和你谈赵紫阳了。
唐存理：时间在磨损记忆，就这样吧。
老威：我感觉你已经忘了许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读过吴弘达的书，震惊了一下；我今天愿意跟你谈，也与此有关——在没有全忘光之前，还是留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