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政对象刘世昌夫妇
采访缘起：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７日，因迫于某种现实压力，我从成都出走到云南丽江，一下子被古城的明媚阳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惑，安顿下来，不觉在此逗留了４０天。
我于万古楼旁找了一家纳西族的民居，客房高高在上，既能鸟瞰波涛一般无尽起伏的古城瓦脊，又能遥望纯银一般永远闪耀的玉龙雪山。依着习惯，我天天在仙境中与房东夫妇东拉西扯，混得烂熟。我不仅了解到房东的阙姓祖先于清朝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之际，从江西吉安迁入此地，并且数代单传，至今人丁不旺；而且搞清了今日花３０元才得入内参观的木姓土司府邸，文革之前还是公安局和看守所，高墙电网，不少人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阙家大嫂读完了《底层》，向我慎重引见一个“很惨很惨”的老人，他就是本文的主角，修过滇缅铁路、公路以及太多路的老工程师刘世昌。
从古城绕到新城刘家，大约要走２０多分钟。太好的阳光，太多的游客，令人觉得这世界不存在一丝丑恶。但是一扇门开了，我看见枯坐在阳台边的老者，他生于１９１４年５月，几十天前中过风，半边身子已不能动了。
这是一部转瞬即逝的道路史，它穿过了两个朝代及无数现实和精神的战乱，伴着泥泞和血，渐渐湮灭在永恒的昏暗之中……。
在随后的数天里，我贴在老人的耳畔，边听边笔记这最后的气若游丝的诉说。我不禁在阳光下哆嗦，我一再颤抖着嗓音，感谢老人对我的信任。
“路有阶级性么？”刘世昌一再用云南话问，“国民党的车跑得，共产党的车就跑不得？”
我用四川话答非所问：“天老爷晓得。”（以下，刘：刘世昌；威：老威。）
威：刘爷爷您好。
刘：嗯。
威：我是写过许多底层人物的老威，从四川成都来古城丽江，已在万古楼旁边住了一个多月。
刘：你是新闻记者？
威：新闻记者有体制，有单位，而我啥都没有。另外，记者以追踪当下各种热点为业，比如纳西古乐队又有某个老艺人去世，宣科先生与崔健的摇滚较上劲，丽江妈妈胡曼丽侵吞孤儿捐款，等等。他们可能没功夫光顾您这样的旧闻人物，而我感兴趣的正是旧闻，是随着旧闻被淡忘掉的寻常人的命运。
刘：哦，你是作家。
威：一个写书匠，当不起家，也没权势改变您的处境。但我的长处是用心听，用心记录您的话，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两天不行，就耗它个七八天，直到把这一点一滴汇集、整理成一篇比较完整的东西……９０年，这不容易呀！如果再过９０年，人们能通过查阅我的书，知道“刘世昌”这个名字；并通过这个人物索引，了解一点滇西北的道路史，我也就十分知足了。
刘：我９０岁了，没两天活头了。原想人太老了不死，就学点养生之道，尽可能健康一点，不拖累别人，但没办法，心静不下来。于是我每天早起，慢跑，跑跑走走歇歇，一两个钟头。运动的好处，就是转移注意力，逐渐平息往事在心里搅起的波澜。唉，这台机械不听话了，三个多月前，我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中风了，行人把我抬起来。送医院，抢救，结果就这样，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你已看见了一个修了一辈子路的人，一个四海为家好动成性的人，却只能坐着，从早到晚，吃饭要人端碗，屙屎要人解裤带，想看一眼太阳，还得憋足劲儿，把这发硬的颈项拧过去。
威：您的头脑还很清楚。
刘：儿子、儿媳都孝顺，我拖累了他们，心里不好受。有时候，我挣扎半天，终于把住窗台，站起来，坚持一会儿，浑身汗水。我太老了，您看这桌子上全是我的各种荣誉证书，还有十几年前的剪报，称我为元老，新中国的开路先锋。可顶屁用。冤没伸，反没平，工资一分没补，好话说得再多，也顶屁用。
威：慢慢说，从头说，刘爷爷，您千万莫动气。
刘：１９１４年５月，我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老海地村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刘永臣，母亲刘李氏，子女十个，我排行老七。那时我父亲种大烟和三七，兼做贩运生意，逐渐发财，成为当地有些影响的大户。记得我家还被土匪抢过，最小的妹妹被匪帮开枪打死。我父亲没啥文化，但家底殷实后，他就从外头请来万世师表孔夫子的牌位，供上神龛，让家里的男娃都读私塾。按封建习俗，男读女不读，所以我的母亲和五个姐妹都是文盲。我入私塾念到九岁，有了一定旧学基础，家里就选送我去县城，直接上小学三年级。三年后小学毕业，我顺利地考取了刚成立的云南省立开化师范学校，地址在文山，离老家西畴县几十公里。我在文山读书四年，虽然为父母长了脸，但花钱太多，成了家里的沉重包袱，于是父亲反对我继续深造。当时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感到父亲目光短浅，一赌气，就自己逃到昆明，进补习学校。稍后考取了云南省高级职工学校，这在乡巴佬看来，相当于中举了。乡邻们敲锣打鼓吹喇叭，往家里送红贴，讨喜酒喝。父母见木已成舟，只好召开家庭会议，让在家的子女分工，除了加紧耕作、生意，还纺纱织布，日以继夜，如此才勉强供得上省城高昂的学费。
威：一大家子就您一个跳龙门，不简单。
刘：还有四哥。不过他当兵拿饷，不拖累家里。后来他考取了化学兵团，随部队从昆明开拔，抗战初期时抵达南京。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立过功，接着就泥牛入海了。直到云南解放前夕，某一天，兄弟俩突然在大街上碰面了。可又能怎样呢？兵荒马乱，前途渺茫，只能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听说他大半年后就落网了，进了劳改队。刑满释放后，孤苦一人发配到蒙自，没多久就病死了。我父亲也于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大地主，挨打挨斗，受尽摧残，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彻底解脱了。
威：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家庭是您求学求知的经济支撑……转眼之间，它就成为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
刘：解放了，像我这类旧时代甩过来的旧技术人员，思想改造是头等大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提高了。我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都公开表态，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坚持拥护共产党镇压恶霸父亲；我为自己吸贫下中农的血汗而真诚悔罪，我流着泪发誓永不回家。果然，后半辈子，直到现在，我再没回过西畴县。至于父亲死后，家产的去向，母亲及兄弟姐妹的命运，我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威：那就搁下这话题，接着讲求学？
刘：没啥好讲的。１９３８年职校毕业后，我被对口分配到在云县的滇缅铁路局十四总段当练习生，中间又去西祥公路工程处实习，经过两年的野外考核，我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就任滇缅铁路第一工程处工务佐理员。
从此我的全部人生就与公路、铁路、飞机场缠上了，穿山越岭，东奔西颠，至１９４９年，我逐渐从普通员工提升为工务段总工程师兼代理段长。我亲自参与了滇缅、川滇、滇黔等铁路；云南境内百分之九十的公路、大型河桥以及昆明、保山、思茅和四川成都凤凰山等军用机场的勘测、设计与施工。八年抗战，我作为政府工程队中一员，赴印度参加铺设由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战时输油管道。滇缅铁路最初也是美国人投资，中方动员了十几万人力，日夜抢修。我们技术人员也受爱国热情的鼓舞，天当被地当床，几十天不刮胡子，不换衣衫，连吃饭也数秒，终于历尽艰辛把路基铺入缅甸。不料小日本还是比我们抢先登陆。他们以密支那为大本营，几天就扩散到缅甸全境。蒋介石急了，冒死飞临祥云视察鼓劲，没用，铁路工人不是军队。滇缅铁路被修了炸，炸了修，几年下来，铁轨七零八落，终于半途而废了。我们在印缅边界拉锯一般撤退，日本飞机每天在头上盘旋，一旦盯准目标，就一个俯冲，机关炮在人群中射出一条槽。工程队被打散了，在滇缅公路上，逃难的败兵如洪水一般，路旁随时有浓烟腾起，带不走的战备物资就这样被烧掉，令人心痛。唉，战争，无可奈何的浪费！如果把这些浪费兑换成钱，恐怕够上百万饥民吃几年吧。
开头技术人员还受优待，乘了一段汽车，后来就没油了。加上日本飞机日夜追撵，汽车目标大，只好放火烧毁。不晓得步行了多久，拢了畹町，边防哨拦住盘查，有意刁难。我们只好掏腰包行贿，才入了关，汇入了滇缅公路上一望无际的伤兵队伍。我们也“入乡随俗”，捡些血纱布把自己裹成伤兵，一拐一拐向前挪动，许多人的脚都拐变形了。
威：何必如此？
刘：不如此，肯定会被乱兵轰抢。有个同事叫瞧出破绽，乱兵就拿枪逼着，搜光了他身上的钱财，甚至连制服上的镀银扣子都扭下。当时的逃难人流中，还混入了一些汉奸，他们都藏着一面小圆镜，窝在手心，乘乱就向上瞄太阳，把光点往人密处晃。日机有了靶子，就怪叫着栽下来扫射、投弹，眼睁睁地把人打飞起来，那胳膊，那腿，那喊爹叫娘声，不晓得谁是谁。一轮炸过后，人们站起来拍土，冲天大骂，心里却暗自庆幸肉和骨头还在身上。
经过畹町到祥云，这一个多月的地狱之旅，整个工程局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２０多个残兵败将，受命搞完铁路决算，就暂时集中在蒋介石的军事工程委员会名下。
威：滇缅铁路也泡汤了。
刘：日寇投降后，它的战略价值就不大了。内战时期也修修停停，解放后就干脆放弃了。
威：请继续讲。
刘：我们在祥云休整了两三个月，我就被派往下辖云贵桂三省的第四公路局（当时全国划分为五个公路局），一直干到１９４９年７月。
威：您没想过逃跑？
刘：我是总工程师兼段长，若要逃，从芒市一伸腿就入缅甸，可技术人员嘛，哪个朝代都能发挥作用。况且，我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一种崭新生活。
威：所以您就留下来了。
刘：不是被动留下，而是起义。７月份，时局凶险莫测，先是云南边纵第七支队和平解放丽江，派代表朱家碧与我接头；稍后，接第四公路局集体起义的电报，称：共产党中央命令段内一切物资要严加妥善保护，违者重处。而在边境一面，由土匪、败兵、少数民族武装纠集起来的保山共革盟，上万之众，攻破龙陵县，杀人放火，搅得天昏地暗。芒市与保山近在咫尺，种种屠城谣言甚嚣尘上，闹得人们纷纷弃城逃难。我夹在两股势力之间，审时度势，决定弃暗投明。
段里几十人，有不少国民党骨干，他们主张把库存的汽油、钢铁、水泥、经纬仪、水平仪及电台偷运到缅甸卖钱，然后分赃，各奔前程。我断然回绝，并严令追查已分散偷运的物资，发动下属一件件地找回来。我怀着对新政府有个交待的心理，熬到１２月，卢汉宣布云南全境起义，芒市的土司衙门仓皇出逃。我终于完成任务，把物资库顺利移交给惠通桥抢修队，然后敲锣打鼓，去迎解放军。
威：您算是为党为国立了一功。
刘：在护厂护库斗争中有突出表现的人都受到奖励，我也于１９５１年被省交通厅授予三等劳模。
威：日子有盼头了？
刘：那时人人都觉得有盼头。特别是我们这类搞技术的，打心眼里想以一技之长为新生政权服务。因为路是没有阶级性的，同一条路，国民党的车跑过，共产党的车也跑，同一个工程师，国民党能用，共产党为啥就不能用？
威：您的底气挺足的。
刘：党的确在用我的一技之长。我的人生就好比一把铁锹，不断在碎石路上磨损，直到废掉，被丢弃在一边。
威：我看过您申请退休的简历，从５０年１月直到文革前，您一直在计统股长的任上。
刘：对，股长兼总工程师，负责过南大、丽中、中乡、中德、德盐等几十条公路的测量、预算和具体施工。一年中，我恐怕有２６５天在路段现场，这同民国时期没啥区别；而另外１００天，我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运动现场，要么写认罪检查，要么挨斗。可总的说来，斗争方式还比较文明，低头站台上，不管群众情绪有多激烈，逆来顺受就过去了。况且，革命要搞，路也要修，一派往工地上，我的气就顺了。与工人一道，泥里滚，风里穿，长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直至累倒，一觉到天亮。拍拍脑袋，还好好在那儿呢。
威：您挺乐观。
刘：是麻木。但文革爆发了，想麻木也不行了。我爱人比我先受到冲击，她被戴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
威：岂有此理！土改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有“漏划”一说？刘爷爷，您的老伴是什么样的人？
刘：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招谁惹谁，却与我同命，这辈子写了数不清的检讨。我背一下她的简历：初升娴，彝族，原籍云南楚雄迤拉么村，家庭成份地主。１９３６年以前在家乡读小学，１９３６年以后在姚安县城读简易师范学校，１９３９年又回家乡当小学教师。１９４０年结婚后，一直做机关家属，随丈夫东奔西颠，充当临时杂工。１９６０年的饥荒中因“盗窃托儿所食物”判刑１０年，送往宾川农场改造，后经查证系冤案，法院于１９６２年裁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回家后，更加死心塌地随夫，公路修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威：８月２６日？有纪念意义吗？
刘：这一天上午，工作队副队长王书基把我叫去说：“大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通知，要你爱人回去一转，证实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丈夫，你有意见吗？”我哪敢有意见！只好回答：“组织上的决定，我没二话。”接着又请示该带多少粮票，需要多长时间？王队长笑着说：“多少都可以嘛，不过最好多带些，吃不完再揣回来。”
我急匆匆地通知了初升娴，她有顾虑，我就安慰说：“可能就是解放初你偷跑回去看你的地主妈，并领她到祥云工地住了十几天的事儿。多少年的旧帐，你去理清楚，表示个立场就完。”当时下暴雨，没买到车票。工作队老是催着上路，我只好冒雨跑了几趟车站，好不容易买到３０号的票，段上又派医生赵宁极陪初升娴“出差”，明为“顺道”，暗为“押送”。三天后，总段开会，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初升娴是万恶的逃亡漏划地主”，已被公安人员押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威：您在现场有何反应？
刘：我被喊出去接工作电话，刚放下话筒，“打倒漏网地主初升娴”的口号已震天响了。我一下子懵了，浑身筛糠一般发抖。我爱人一拢家就叫武装民兵接管了，没让证实历史问题，也没宣布新的罪状，只命令她与地主妹妹同挤一屋，并立即下地，每天劳动十几小时，夜里还和地、富、反、坏一道，接受批斗。可怜我爱人，为了与剥削家庭决裂，多年不回老家，这次昏头昏脑被骗回去，受累挨斗，还不敢追问原因。这头称是丽江公路总段发配回去的坏分子，那头道是公社党组织要过来的地主婆，把我俩口夹在中间，不沾天，不沾地。为了破镜重圆，我们两头都打报告，请组织核查。于是工作队长王书基又叫我去，提醒说：“３７年，你老婆收过租、逼过债；还虐待过长工，牵走佃农的耕牛；还私设黑牢，关押贫农。５０年土改期间，公然潜回家带地主母亲，携金银首饰出逃，躲避阶级斗争。”
我两眼一抹黑，只能喊天哪，因为初升娴１９３７年还没满１８岁，况且她在师范学校，受的是西式教育，讲的是人人平等，咋可能与此罪状挂上钩？我们为此写了上百份申诉材料。但没用，只要组织上口头一宣布，就成铁案。
到了１９６８年，一场有预谋的迫害开始了。先是派往公路十团（文革中丽江公路运输总段的改称——老威注）的军代表刘政委宣布，根据群众意见和政审结果，决定给初升娴平反。于是我喜出望外地拿着平反通知，风尘仆仆地往返几天，接回爱人，不料却上不了户口。原因是我单位领导又打电话告知公安局，要入户，光有大姚县人武部支左委员会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不行，还得凭公路系统的《平反证》。那年头，黑人黑户的待遇和逃犯差不多。初升娴去也不是，留也不能。一直熬到１１月１３号晚上，一伙造反派把她五花大绑揪进团机关，挂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２０多斤重的黑铁牌，游行批斗，并锁入单人囚室。
与此同时，我也被揪出来，三次定为“罪恶累累的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防奸组骨干，历史反革命”。斗争每天都在升级，直到１２月份，我俩口子被宣布为“工农民主党”的首恶，而初升娴被团司法部第二次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第二次押送回原籍“管制改造”。
威：这人玩人的游戏太残酷了……
刘：我连十分之一的残酷都没讲出来，人老了，脑子乱了。
威：莫急，刘爷爷，记不起来没关系，晚上想一想，明天再接着讲。
刘：万一睡过去醒不了呢？
威：您肯定醒得了。
刘：难说。
威：这历史也是一条路，再艰难，您也要修完。这样吧，您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推……
刘：我想一想。
威：您在文革中被抄过家么？
刘：数不清了。第一次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晚上，造反派头头宋某某以监视地主婆为名，命令初升娴高举双手，走出家门立正，不准动。姓宋的满嘴酒气，晃着电筒，撞入我家乱翻，书架、桌子、壁橱全砸倒不说，还挺着匕首，象演练格斗，狂戳墙壁，撬开许多大洞。他打手电往洞内照射，检查夹壁里藏没藏变天帐和金砖之类，结果只有老鼠窜出来。姓宋的还砸散了床，甚至用竿子顶了瓦缝，方提着两大包“罪证”扬长而去。
我俩口子被分开关押在机关宿舍受审。５天后，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我和爱人又被造反派绑回家，站在门口，举手投降，引来几百人围观。他们当众翻箱倒柜，大抄特抄，将我家财产装走一大车。次日，又在囚牢里勒令我交出家中所有钥匙，大约有几十把，声称要“打扫战场。”后来听说，他们查抄家产后，就押送到总段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办“无产阶级专政成果展览。”
直到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０号，工宣队落实政策，才把我从猪圈带到家门外，扯掉封条，拿出一串钥匙塞给我说：“物归原主了”。我急性摇手说：“我是专政对象，老婆孩子还下落不明，这钥匙这房不能接。”
“什么，你不接？！”工宣队见牛鬼蛇神居然耍态度，就日妈操娘地吼开了，“反了你个的国民党！给脸不要脸。老子们代表人民群众，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勒令你立即收下钥匙，滚蛋！”
围观的几百群众，也一起为工宣队呐喊助威，我只好捡起钥匙，折腾半天才打开已封了三年多的家。臭气满屋，那股子霉味几乎要把人冲昏。仔细翻捡，没有一件东西可用，连早年的书籍、图纸、照片也被虫蛀了，被浸起来的地下水污给糟蹋了。我一下子软在门坎上，抱头痛哭失声，我好歹还算个知识分子，一辈子的家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就这么毁了。但铁蹄之下，遭此劫难又不止我一人。只好强咽悲愤，把一屋子垃圾统统扫出去，留出一片空荡荡。
威：您有被抄走的物品清单么？
刘：除掉被砸被腐蚀的家具、书刊，我凭记忆整理了一份清单，分文件、文具、衣物、金银首饰、药品和食品几大类。其中有《历代宗亲家史》、《历代祖先画像》、《道路测量学》、《铁路手册》、《铁路、公路、桥梁计算式》、《吊桥设计》、《公路手册》、《铁路测量学》、《铁路、公路标准图》《民国时期云南省公路局半圆、全圆拱桥图》、《本草纲目》２５卷等等；还有德国造绘图仪、计算尺、不同半径曲线扳、三角板；美国造指南针、三圆罗盘、有柄放大镜等等；存折和现金几千元、粮票几十斤也“失踪”，金银首饰“失踪”的大略有金银手镯、宝石戒指、玉片玉坠、金银耳环、项链、金锭、银元（含唐圆３０枚、龙圆２０枚、袁大头２５枚、孙头３０枚）等等。
威：您可以持清单去要。
刘：文革后，我已要了２０几年，如今９０岁了，还叫儿子接着去要。大约永远讨不回来了。
威：您对抄家这种事没有预感？
刘：啥意思？
威：前几天，我曾访问了白地东巴（祭司）第十二代传人和利军，据他讲，文革也波及到他家所在的不通公路的村庄，这么个骑大半天马才进得去的偏僻之地，也有贫下中农造反派。他们责令和利军的爷爷交出“搞封建迷信”所用的东文经书，可这位老东巴连夜在屋里挖个深坑，埋手抄经书近一千卷，盖土后，在上面垒个火塘，并叫齐一家数口，架柴围塘烤火，等着造反派来搜。当然，搜了一整天，墙都被掀倒了，谁也没发现这些从古到今传抄下来的“四旧”的下落。
刘：农村山高皇帝远，岂能和城里相比？况且，抄家之前，我和爱人都被控制起来。连我几岁的儿子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要回家拿点柴米油盐、旧衣雨具等等，也要打领条，请求专案组批准，然后才在专案人员的监护下前往。
我和爱人每天都被吊在房梁上，审问一句，抽几下，一天要打折好几捆竹条。晚上放下来。让四肢回一回血，吃口饭，再接着吊审。直至深夜，放回囚室睡觉……
威：讲不下去就别讲了……
刘：我要讲！过一天就少一天，万一我一会儿气不来，就没人知道了！这些王八蛋，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当官做生意，摇身一变，又成正人君子，好象从来没有
干过缺德事。他们一次次对我俩口棍棒相加，打得我们到处乱跑，群众追着围观。初升娴几乎是被抬上车押回老家的。伤势太重了，长期不能下地劳动，最后不得已，进了赵家店医院。公社医院条件有限，治不了，就出具证明，逼初升娴出院，回丽江找丈夫治病……
威：这几年，您的儿女咋生活的？
刘：不知道。儿子大了，怕我难受，始终不肯说。儿女是娘的心头肉，有一次，初升娴在难中感到自己熬不了多久，就悄悄告诉儿子和女儿，老床的草垫子枕心里，夹着一个宝石戒指，两点药（大烟土），如果你们爸妈被整死了，你们就拿去变卖了，走得远远的。可俩孩子害怕，为了“立功赎罪”，竟向专案组报告，领着人去取出上交了。
威：后来呢？
刘：我爱人在老家硬撑了两年，感觉不行了，才拖着病体回到丽江。当时我每月只发给３０元的生活费。莫提治病，连吃饭也勉强。可人落到这地步，还招人忌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０日，造反派宋某某、解某某率十几人闯进我家，质问初升娴何时回来的？请了多长的假？为何长住不走？是否想永远赖在丽江当黑人黑户？我爱人一时答不上来，宋某某就迎面一拳头，同时起脚踢去。一伙人蜂拥而上，把我爱人打得满地乱抓乱爬，口喷鲜血，下身也流血不止，连几层裤子都浸透了。他们还抄起凳子打砸，把家里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宋的老婆揪住初升娴的头发，往地下磕，还骂：“你个女流氓，敢扯我男人的下身！”眼看出人命，我只好大喊“打死人”，惊动四邻。共产党员朱尚珍分开观众，进屋制止，并叫人把一伙凶手劝出门外。围观者还在呼口号：“打倒地主婆！”“叫公安局整死她！”朱尚珍是个坚持原则的好同志，他始终挡在门口，隔开人群。
当晚，我向公路十团党委书记汇报，我爱人由儿子搀扶进医院，仍吐血不止。接下来的几年，我一边寻求民间偏方，为初升娴治内伤；一边打报告，请求解决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其间，她又被抬回老家几次，但对方不接手，说：“人都整瘫了，万一死在乡下咋办？”就这样，她在黑人黑户和漏划地主的双重帽子下，伤病一天天恶化，拖到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号，竟含冤去世！
威：１９７７年？文革不是结束了么？她还没摘帽平反？
刘：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党组织解决问题，写了上百份报告，可直到１９７６年２月，总段落实政策办公室才给了个《审查结论》：“经复查核实，亲自收租、打骂长工、分散财，贫下中农有意见，一致要求应划为地主分子。但根据政务院划分阶级成分之规定，初升娴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９解放时止，跟刘世昌居住、生活，不应划为地主分子，本人成分审定为学生。”
威：留了一条剥削尾巴。
刘：初升娴把结论翻来覆去地看，大颗大颗地掉泪，当晚她又写了上万字的《伸诉》，吐血数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说：“刘世昌啊刘世昌！我这辈子为啥要嫁给你啊？”我也哭了，使劲抽自己耳光，骂自己是个只晓得修路的窝囊废。
威：可叹可叹。
刘：她没有撑到摘帽那一天。
威：您呢？
刘：我被专政了五年，除了审查、关押、挨打、坐喷气式飞机，就是养猪放牛牧马，挑粪种地。后来降级留用，设计公路和大研镇的街道。三中全会后，省交通厅发文件恢复为公路工程师，７９年１月２３日，总段党委出具《残废证明书》，承认我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打伤致残，成“颈椎压缩性病性改变。”１９８４年，我申请退休，被国家授予“少数民族地区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的称号。
威：工资补发了吗？
刘：工资没补，抄走的家产没退，我是公路局的起义人员，本该算离休，也一笔抹煞了。解放前，我每月领１８０块现大洋，解放后调整为一百多万新币（相当于后来的１０９元人民币）；１９５６年，套成技术八级工程师，拿１１０元；后来除改革开放全国普调一级，再也没涨过。
威：您被搞得家破人亡，应该通过法律索赔的。
刘：我写了２０多年的告状材料，直到中风前还在写。材料都由中央、省、地区一级级批示，然后转下来，又落到原单位的头头手里。这些头头，不少是文革造反派，如今摇身一变，又做了官，给我平反补钱，就等于戳了他们的旧伤疤。党委书记某某某曾到家中，送２００元钱，并劝我：“忘掉过去，放眼未来。”２００元钱就要买我的记忆？太廉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