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犯李必丰（上）
采访缘起： 有关李必丰，我在文学纪实作品《证词》里，曾花费过不算少的笔墨。记得93年的某个夏夜，监狱院子里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电影，众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丰却退在人群外面仰望星星，讨论在宇宙当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问题。李必丰突然说，他创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诗，探问我有没有“指教”的兴趣？我却倒抽一口凉气，摆手答“不了不了”。
在我们那批六四难友中，李必丰的文字才华很醒目，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札记、哲学探讨、政论、呼吁书等等，但我从未把他的作品读完过。因为他的思维和双腿一样，走得太快，有时还是跳跃的，令人费解。例如“二进宫”才几天，在审讯的间隙，他就坐在黑牢里思考：“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
真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味儿。
李必丰真正打动我的，是以下这首诗：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养／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这首诗带给我的回忆，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我读叶赛宁的青春时光。叶诗写到俄罗斯的冬季，阴郁的晴空，用了“打补丁的碎花布”或“肮脏的包头帕”等比喻；接着是政治犯在狱中仰望星空，讨论自由的情景；然后才是作者本人。“我们都爱冬眠”——李必丰说，其实他是个起早贪黑的人，一天睡不了两三个小时的觉；他“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梦想“彻底冬眠”——他才41岁啊，就先后坐过两次共12年的牢，还曾偷越过3次国境，畏罪逃窜若干次！
我还回忆起26岁就卧轨自杀的海子；还回忆起自己——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是什么令我一行诗都写不出来？
于是，在2005年5月18日，我专程赶回成都，在金沙遗址附近重逢了刚刑满释放的如今的诗人。
老威：时间晃得太快，一眨眼，你的7年刑期又满了！
李必丰：六四都6年了，廖胡子，你算我们这批难友中最幸运的。
老威：你指没有“二进宫”？
李必丰：不错。当年关在三监狱，你和佘万宝是上下铺，都判4年，没料到几年后，佘万宝又因中国民主党的案子栽进去，判了12年。你我加上许万平、蒲勇，总爱凑一堆，在晚饭后兜圈子，半个操场那么大的院坝，我们要暴走几十圈，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畅想将来，猜测六四什么时候翻案，共党的寿命还有多长，等等。可如今，关满10年的蒲勇，出来3年就死了；许万平已经三进三出，累计刑期十几年，这次又栽了——他本来只有半条命，重庆警方又那么黑，再判个十年以上，就只有报销在狱中；而我，六四16周年，就坐了12年牢，人都快疯球了。
老威：听说你在里面写了200多万字的作品？
李必丰：被搜去了许多，剩下的还有几十万字。我整理一些出来，你看看有没有市场。
老威：我手里还有你一沓诗和日记，保存了好些年。我晓得，你狗日的命贱，越遭整，想象力越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什么忘了，被关押了50年，写了一本青史留名的著作：《太阳城札记》，北岛曾借用这个书名作一组诗的题目。还有更厉害的一位，被绞死的前一天，完成了《哲学的慰籍》，从容解脱……
李必丰：所以……
老威：所以丰子啊，即使大限将至，也不可绝望。
李必丰：可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民运家的料，咋办？
老威：那我们就在此地此时，一句话一句话地说。
李必丰：原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老威：那是断断续续的闲话，十几年了，大部分都忘了。
李必丰：我想想，你得有点耐性。哦，眼下最早的记忆是1970年，我6岁时，背着书包上学堂。大群同龄娃娃，放羊似地涌进教室，我个头最矮，所以抢坐了第一排。老师进来了，在黑板前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同学们，大家都出去，按老师的点名，一个个地进来，照先后秩序坐。”
于是，小朋友们就乖乖听指挥，重新进一遍教室。一会儿，53人都坐好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外头。老师放下点名簿说：“现在开课……”
我急了，以为老师没看见自己，就垫脚探头，叫道：“老师，还有我呢！”
不料老师回答：“没有你的位子。”
我哭了，可还是鼓起勇气问：“为啥？”
老师笑了，并且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你是四类分子的狗崽子。”
我才6岁，当然不懂，只能挂着眼泪回家问妈妈：“啥叫四类分子？”妈妈不好说，我就死缠，稍后才晓得，我爸爸在解放前加入过袍哥组织，当过保长。那一年，姐姐和三哥都小学毕业，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升初中的资格。妈妈见我懵懂可怜，就托熟人关系，找到小学校长。校长沉吟再三，才在最后一排给我放只独凳，后来见没人检举，又悄悄添了张桌子。
就这样，生命在屈辱和贫穷中萌芽，我从小就穿补疤衣裳，满山遍野挖野菜，因为父母的收入加起来才10多元钱，远远填不了6张嘴巴。我不得不学会忍辱偷生，但往往忍辱也偷不了生。比如有一次，几个娃娃到家里玩，比赛着在糊墙的报纸上画圈圈……
老威：糊墙的报纸？
李必丰：70年代，由于太穷太匮乏，城镇居民普遍用过期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糊砖墙。刚巧，我碰到了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头版合影，就鬼使神差地用铅笔“包围”了副统帅的头像——这非同小可，没隔几天，不知被谁检举了，我们家突然降临了大帮公差：包括绵阳县公安局、丰谷区革委会、人保组、所辖居委会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十几个人，屋里屋外，反复勘探。还拿相机四处拍，重点钉准被圈的副帅像，啪啪地闪。临走前，干脆把屋里有图片的糊墙报纸小心翼翼地起下来，都揣走，据说要带到县里去作透视化验，检查有没有隐形反标。当时，我一个8岁儿童，吓得钻床脚，公差们一出门，却被爸爸拖出来，狠揍一顿。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是第一次与政治沾边，很莫名其妙。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后来没查出个啥，才不了了之。但从我降生以来，阶级斗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14岁那年，我爸爸患胃溃疡住院，我们在替他收拾床铺时，突然从凉席底下发现了许多份《申诉状》，还有《思想汇报》一类的东西。原来爸爸对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一直不服，已申诉多年，却至死没个结果。当时哥哥姐姐要把这些犯忌的材料销毁，我却把它们捡起来，在心里，我发了个誓愿：将来有一天，把家里经受的这一切写出来。
由于家庭背景，我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完整，经常被赶出校门，只好忍辱求情，再转学。我曾经转过六、七次学，还曾失学去河滩拉船、背鹅卵石，备尝生存之艰辛。1985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却因户籍上的名字错误（把李必丰弄成“李必凤”，连性别也错了）耽搁了。为减轻家庭负担，转而考国家干部，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绵阳税务局。
文学的痴心不改，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并接触了一些文学青年，大伙一道搞了个“寻梦园”。不料文学青年的聚会也引起公安们的警惕，1987年的某一天，绵阳市公安局一处传讯了我……
老威：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时代，诗社多如牛毛，咋会独独传讯你？
李必丰：绵阳是四川最左的地方，我在狱中对你提过的《剑南文学》编辑刘德，仅仅讲了一堂课，质疑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被判刑7年。所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吓一吓我这种小虾米，不算反常。我进了一处办公室，见桌子上有一份《本地区国民党特务名单》，就溜了一眼，竟瞅见“李XX”，我爸爸的名字！
震惊之余，急忙后退，一处的便衣出现了，他问：“你就叫李必丰？我还以为有多大岁数呢。”接着他又自我介绍姓罗，并且说：“据调查，你们的诗社是非法组织，国家法律对跨行业、跨市县的结社行为不允许，所以要取缔。”那时我才23岁，血气方刚，就反驳：“你是公安，头顶国徽；我是税务，也头顶国徽，难道你说取缔就取缔？”
姓罗的愣了一下：“当然，目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你还很客气，可总有一天……”
我没理睬，转身就走。可没想到，诗社很快就被查封，印《寻梦园》的油印机、刊物、纸张全叫没收。公安一处找到我单位，要送我去劳动教养，但我是业务骨干，单位领导替我作了担保。
事后，局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妈妈谈心，还叹息道：“这个李必丰啊，工作、生活都没啥毛病，可以后在政治方面要出问题！”
老威：税务局长有此先见之明，也算难得。
李必丰：80年代初，绵阳警方取缔过一份叫《自由魂》的地下杂志，抓了不少人，而《寻梦园》上登了一篇评论，名为《试论西方文明》，其中引用了《自由魂》上的东西。当局捕风捉影，将两者牵扯上，暗地对诗社重要成员进行监控。后来成为我同案犯的唐先全这时也回来了，他曾是新疆《阿勒泰日报》的编辑，思想活跃，在该报上，他甚至搞了“20世纪影响中国的十大人物”的评选，其中有孙中山、蒋介石，也有魏京生。所以，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全国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阿勒泰日报》。唐先全惹了祸，就跑回绵阳，我们一碰面，即臭味相投。对于我，这两年是黄金人生，我创作了大量的诗和小说，也结识了更多的文学同道。
转眼到了19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学潮兴起，我因不堪公安机关的迫害，就向单位交了辞职报告。5月份，绵阳大中专师生上街游行，我们看了，心潮澎湃，就亲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学校，企图与学生联络，却被纠察队拦在校门外，骂我们是“社会闲杂”，图谋不轨。把个唐先全气得跳脚大叫：“凭啥子？龟儿子们懂个卵！”我急忙劝住，耐心向对方解释：“人人都有权爱国，我们也可以组织市民游行。”
第二天，我们当真弄了些“声援学生”的标语和横幅，动员了一些市民参加游行。5月21号，太阳热辣辣的，却有两三百个学生娃娃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围观者不少，竟没人给汗流浃背的爱国者递一杯水。于是我的脑子一热，就站上一辆三轮车，开始演讲，号召大家给学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悬河，一讲几个钟头，嗓子嘶哑了也顾不上喝水。于是路人纷纷解囊，学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也士气大增。而我却因公开煽动，惹火上身，公安局扬言：“要抓税务局的眼镜！”
几个月后，演讲了啥子我自己都忘了，可警察记得，并且还上了《公诉词》。开场白大意是：“我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鹏所说的‘社会闲杂’，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
为了追溯我犯罪的思想根源，《起诉书》里还引了我登在《寻梦园》上的诗句：“这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见。”检察官曾是书生刘德的检察官，法官也曾是刘德案的法官，好象绵阳地区的政治案都是这套审判人马。检察官曾将大学同学写给刘德的毕业戏言——“莽娃子，你要改；若不改，要劳改”当作证词当庭宣读。而这次，这个文盲竟故伎重演，质问我“这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没任何意思。”他说：“你狡辩，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漆黑。”我说：“我的眼睛不好，看黑就写黑……”
后来，经过绵阳《剑南文学》主编，你的盐亭老乡谢宗年的“专家鉴定”，“这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动诗，构成铁证。
老威：你当场落网了？
李必丰：我闻风而逃了，径直去成都投靠同学。在爱国运动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我们宣告成立成都市青年自治会，我当选为主席。
老威：具体有什么组织活动呢？
李必丰：与北京大学南下演讲团接触；并去西郊的四川工业学院，动员学生参加5月30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还开会，想组织敢死队去北京声援。凭着诗人直觉，我发表末日演讲，认为“民主的5月将变成黑色的5月”，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甚至去派出所告密，说我是“台湾派遣特务”……
老威：你怎么预感到末日的？
李必丰：5月28号晚上，我睡在老毛招手像的脚下，梦见6个公安，手持警棍，凶神恶煞地喝问我：“干啥的？”一下子把我吓醒了——可没料到，6月4号凌晨，梦境重演了——我在同一地点昏睡至7点，朦胧中，先看见两辆救护车钻出若干医护人员，忙碌着；而后有几辆警车哇哇叫着冲到观礼台下，清场开始了，坚持在广场的几十个人都被带走。嘿，果真有6个公安沿观礼台阶上来，用警棍指着我喝问：“干啥的？”我出身冷汗，就答：“记者。”随即摸出《四川经济文汇报》的《记者证》。公安没查出破绽，我又漏网了。
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至今内疚：我们通过与院长辩论，好不容易从四川工业学院带出了几十名学生，不料在成灌公路上游行时，被仁寿县XX酒厂的货车直冲进队伍，当场造成1死6伤，死者为该校食品工艺系女生沙洁——而交警在处理这桩特大车祸时，却指责学生阻塞公路，拒不拘留肇事者。
话说回来，我漏网后即去四川大学，找地下高自联报信，于是大批学生又去广场声援。我亲自蹬了辆三轮，充作宣传车，直驱广场。车上除了印刷品、喇叭，还有川大二年纪的一位女播音员。学生与警察对峙时，宣传车就插在中间，女播音员举着喇叭，在我肩头上向敌阵喊话。可突然，一片绿森森的钢盔和盾牌冲过来，嘭嘭乱响，催泪瓦斯就弥散开来。我泪水长流地瞎撞，待眼前清晰，宣传车和播音员都失踪了。当时传言播音员死了，多年后才证实，她没死，只是被俘虏了。]
我们都徒劳地扔了些汽水瓶子，但很快抱头鼠窜，差点连鞋都跑掉了。我们又满怀硝烟地去工厂动员工人，无效；再转回广场边缘时，碰到绵阳朋友杨伟，未及寒暄，一颗催泪弹击中我的屁股，我哇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针扎一般疼。杨伟拽住我瞎跑，远远近近，全是棍子打人的闷响，许多脑袋被敲得鲜血淋漓。
我们目睹人民商场燃起大火。许多警察聚在那儿，有救火车，但没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头的行人。有个女娃在二楼窗里喊：“不准打学生！”一个警察就闻声把催泪瓶甩进去，只见一股腥红色的烟嘭地喷了出来。
四处狼烟，我只好又回到四川大学。高自联的人却警告我：马上逃，部队已占领科技大学，转眼就进入川大！他们提供了三轮车和一顶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头，见到六四这天感人的一幕——6个居民老太太，跪在东风路中间，苦劝电讯工程学院的声援队伍别去广场：“全部都是兵，你们莫去送死！”
4号和5号，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荡，部队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在进行拉锯战，许多人受伤，鲜血迸溅，我亲眼见成都五医院里躺着不少伤员，有个女学生正在抢救中。
人民商场的大火燃了很久，直到5号下午，我又转回来，还见焦梁断柱在冒烟。有个人从灰烬中捡了瓶高橙，却被围观群众痛打一顿，责骂他“发国难财”。
有人说，人民商场大火是隔壁人民东路派出所警察开枪引发的，他们甚至抵着人的胸脯抠扳机，激起众怒。大伙把固定栏杆的水泥桩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门，阻挡里头的警车冲出来。
6月6号，成都沦为一座兵营，大势已去，我们七、八条落水狗就结伴逃往云南，其中有工人、学生和记者。我躲在昆明一个同学家里，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公安局的大搜捕。于是从上海、北京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结伙窜向西双版纳，到了景洪，再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网，在景洪县看守所关了一宿，我坚称自己是记者，在边境一带体验生活，写报道，就蒙混过关。释放后，我重新联络了几个幸存的逃亡者，在缅寺雇了个和尚充向导，开始偷渡。
边防较混乱，我们过国界时还照了集体像，跟着进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失踪了。我从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里猛窜了一会儿，就与其他同伙失去联络。我“哎哎”叫唤了几十声，也不见应，于是牙关一咬，透过枝叶判断过方向，朝南走。我起码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虚脱了……
老威：这段历险，我在监狱就听你讲过。
李必丰：印象太深刻了。原来想象密林内有毒蛇猛兽，还买了把砍刀带着，后来也嫌重，就丢了。出密林时我躺在地上，稍远处，隐隐有缅地村庄在阳光下闪烁。我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就顺着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触到一片旱地芦苇，才站起。我拨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哗啦啦地往前，走了几百米，突然出现了岔路口。
直觉告诉我，向右拐是正确的，而我却鬼使神差地直走。脑袋嗡嗡响，“向右拐！向右拐！“的声音老在回旋，可我还是不回头——这个意识无法支配双腿的情景，我曾经梦见过多次。直到树叶越来越密，迈不动脚，有一枝头还斜插进镜片，啪地扎了眼皮。我一痛一惊，方猛然刹步。我的耳边响起人声，听不懂，待我听懂“不准动”三个字时，已被包围了。
估计有七、八个人端枪指着我，“举起手！”又是三个字。我下意识地刚把双手举过肩头，蓦然看见一团红光冲着我——那是乌黑枪嘴上闪耀的太阳！汪地一声，我双膝一软，灵魂骇出窍了，裤裆也尿湿了一大块。
待灵魂回窍，我已被两个人架着，双腿拖地进了一村庄。你猜怎么着？俘虏我的居然是四川老乡，70年代跑过去参加缅共人民军的重庆知青！当时，人民军正在中国的支撑下，与政府军打游击战，所以虽是故乡人，他们还得遣送我。
我怎样哀求都没用，这些，我对你讲过，你还写进书里了——他们通过中缅百姓杂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绑，交给边防武警。松绑后，8个武警列队，叉开腿，命令我从肉胯的通道钻过去。我不干，武警班长一起腿，我被踢飞起来，至少几米开外，才一个狗吃屎跌下来。裆内一阵剧痛——自此，落下了疝气这病根，夏天乘凉，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点没被打死。而后，哨所雇了辆拖拉机，把我双手捆牢，连一根长绳，在后面拖拉着跑。脸已变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们就这样把奴隶带回景洪，关在看守所。审问我：“烧了多少军车？杀了多少解放军？抢没抢东西？”我否认，他们嘲笑我：“哪你为什么越境逃跑？”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记者，来边境体验生活，写报道，不慎迷路越境。他们搜出了我的《记者证》，竟意外地释放了我。
兜里揣着他们发放的1元钱释放费，我露宿景洪街头，走投无路，却不敢贸然去联络任何人。缅寺更不敢接近，因为和尚向导一旦暴露，问题更严重。我只好走回头路，过了澜沧江大桥，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个长坡，顺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这其间，花1元钱买东西充饥，敲老百姓的门讨水喝，却没脸讨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树，我爬不来树，偷不来东西，抛石头砸，累瘫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涩口，咽几口就头晕目眩，有中毒的感觉，所以不敢多吃。拢普洱，半步也挪不动了，就晃着《记者证》，死皮赖脸拦了一辆车，许愿到昆明再加倍补车费。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学，他二话不说，就下了一洗脸盆面条，我嗖嗖地吞下，才揉着肚皮，有了说话的气力：“报国无门，逃亡无路，我只有回家。”同学当即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车——可没料到在当夜10点钟，我刚出门，没走远，迎面就来了十几个便衣。
“李必丰？”
我点头。
“你被捕了。”
跟着，我被关进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你被抓抓放放了几次？
李必丰：景洪看守所就进了两次，虽然发现了我随身带的《成都学潮记实》，可还是放过了；昆明看守所关了7天，又放了，让我自己回四川。最后是在绵阳老家彻底栽的——审讯时，出示了我这一路的照片，同谁接触了，全记录在案，太悬了，幸好这长线没钓到大鱼。
我的同学受到牵连，关了几天，教育释放；98年我再度东窗事发，又去找他，刚从他家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钉上了。我二进宫后，他被命令天天去国安局报到，工作也开除了。
老威：你兜了一大圈，耗了多少时间？
李必丰：我7月几号栽的，差点连脑壳也耍没了。当时，成都东城公安局连夜提讯，追问人民商场被焚的细节，我吓出一头冷汗，晓得一旦定性为纵火犯，就死硬了。于是，提供了一连串证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较多，有两个书面证明商场起火时我不在场——这一定是父亲的亡灵在保佑。
我在收审所关了两个多月，定了性，就转绵阳市看守所。本来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会”为题目，做成集团案，无奈证据不足。于是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治罪，我判5年，唐先全3年，杨伟劳教3年，刘家梦、刘应德另案处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李必丰：加上收审，总共一年多。
老威：里面的状况如何？
李必丰：自从坐牢，你一直在写作，我也是。受你的影响，我也描述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贼向外头寄信，却被告密，我被整惨了。
老威：我在看守所挨过整，看守惯常的刑具是土铐、绳子和电警棍。他们怎么整你的？
李必丰：拳打脚踢，还把其他犯人提出来打，让我欣赏；使电棍烙舌头，一股青烟，一个跟斗；还端来一盆水，令我站进去，以电棍戳水，触电的波纹一翻，人就痉挛，向后一个倒栽。反复几次，就鼻青脸肿了。
老威：看来，各地狱警弄人都挺有智慧。
李必丰：我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一个叫王X的变态女警察，她喜欢提英俊犯人出去，举行专场演唱会；还喜欢提着电棍巡视监房，只要发现门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蹑手蹑脚拉开铁门，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脸，老娘也不要脸！”举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入地无门，犯人越惨叫她越狠毒，两眼冒红光，还不由自主地哼哼。还有，每隔一两个月，她要领医生来检查性病，有病就一脚踢回来，没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场。
老威：怎么取法？叫大伙打手虫？
李必丰：自己当众弄不出来，医生就掐敏感部位。总有办法嘛。
老威：继续讲。
李必丰：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涨。你的《证词》写过狱中雨季：发霉、挨饿，我们更惨。有个晚上，正迷迷糊糊，却梦见蛇在添我的脚板心，本能地一缩，却溅起一片水花。我惊叫一声跳起来，原来洪水已淹上床铺。众犯睡在水里，逃跑无门，大伙一齐呐喊：“开灯！开灯！”可平时通宵通明的灯却没了，大伙漆黑一团地搅着水，没人敢挪半步，因为一跌下铺板，就陷入灭顶之灾。
放风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们垫起脚，避免水进嘴巴。此时听见门响，一个警察游泳进号，指挥大家手牵手地转移。一直折腾到天亮，我们脱险了，水还没退。
我们被转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间号房约15平方米，却塞了70多人，肉贴肉。雨过天晴，盛夏的毒日头一出，号内热毒蒸腾，许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鱼一般开闭着，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们又转回原地，满号的稀泥浆子，没法弄，人都变成赖蛤蟆了——将就着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来，维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的省一监狱劳教。
思想犯李必丰（下）
插记：
李必丰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改造”了1年多，由于会写诗，得到一位爱好诗歌的女警察的赏识，被分派卖小百货，日子好过起来。他还结识了民运战友杨伟、倪凯波等人，“杨伟当时不满20岁，做仓库保管员，却出其不意地往监狱生产的羊皮手套内塞纸团，提醒这是劳改产品，希望顾客不要购买。结果，一批价值200万的货从香港市场被退回。狱方轻而易举就查出内奸杨伟，于是恼羞成怒，倒吊他几天几夜。”
李必丰还见着了六四期间入狱的“打、砸、抢”暴徒，都是普通的成都市民，由于声援学生而对抗军警，下场是死里逃生，却被重判死缓、无期或十几年。“暴徒”中不乏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甚至包括川绵一厂的团委书记。
对于我，李必丰提供的极有价值的见证，是他亲眼看见我访谈过的冤死者杨继年，“那是91年秋天，我跟政府去监外进货，见一个乞丐跪在大门口，一声高一声矮地吆喝，求人民政府继续关押他：‘坐牢至少还有张床，还有个房顶盖着，一放回家，连块瓦片也没有了。’
“回舍房一打听，才晓得这个杨继年很出名，他11岁坐牢，关了34年，放回去却无法糊口，所以一门心思要重返监狱贡献余热。”
1992年10月，李必丰、杨伟等煽动类反革命被转往位于川东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不久，我也从重庆郊区的省二监转了去。于是，六四的难友圈急剧扩大，从四川各地陆续转来的20余人都集中羁押在2大队。
2大队一楼一底十几个囚室，加上篮球场大的院坝，却装了近200犯人。我曾在这儿接触过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反革命犯：会道门、暴动、封建迷信、土皇帝、潜伏特务等等，形形色色，这为我日后完成《证词》及《中国底层访谈录》积累了较丰富的原始材料。
因历史原因，六四犯与其他犯常有龃龉，但至少我在的时候，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狱方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变着法子赚犯人的钱。我与李必丰成了伙食搭档，日日享用高价“大肥肉炖萝卜”，把脸蛋营养得红扑扑的。我还炼成了吹洞箫，还在逢年过节时，以高墙电网为背景，照了不少高价像。
我导演的一张政治犯集体像后来成了海外竞相刊登的抢手货：两排六个人，一律着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抗大学员——我没料到此事引发了地震般的连锁反应，1994年初夏，我开释几个月之后，李必丰说：“狱方突然袭击，将六四这伙人集中控制，然后从身体到铺位，探雷一般仔细搜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缴了。此后，照像被禁止，我们被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大队的刑事犯中间实行严管，一举一动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丰却摇头：“谁也没埋怨你。因为露露脸，也算给外头一种提醒，总比付出了代价却无响无臭强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李必丰，一个普通的政治犯却无响无臭地刑满释放了。像成千上万同种类型的政治犯一样，他被警车专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规定的“剥权期管制”——如此种种，海内外至今不见任何报道。
老威：你出狱不久，我去绵阳丰谷镇上看你，还在你家乡的河里游过泳。当时，你似乎在社队企业打工，整天早出晚归……
李必丰：我想躲你，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因为家里人像警察一样，把我看管得很严。况且，我女朋友等了5年，不能再让她受累了。
老威：跟我出狱的状况差不多。
李必丰：你出狱就离婚，而我匆匆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本来，我规规矩矩，不再想入非非，政府也渐渐放松警惕。可是你来了，并且住了一个多星期，太扎眼，人家又以为我们在策划啥阴谋。特别是，你还爬上丰谷镇背后的小山，观察地形；镇上的天主教堂正在拆，你也天天赶去看，嘴里骂骂咧咧的。
老威：我骂骂咧咧什么了？
李必丰：忘了。总之你前脚离开，警察后脚就登门了，把我弄到派出所，逼我交待。我无名火冒，就吵起来了。此后，我不断地被骚扰，生活全乱了。家里都埋怨我，而我，无法与任何人交流，在父母家里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证明我的确贼心已死，我就结婚，搬到永兴，住我老婆的单位宿舍，很小一间屋，身子也转不开，煮饭就在楼道上。也许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贼溜溜的吧，即使见着警察只点头，不说话，人家仍疑虑重重。我被派出所呼来唤去，蹂躏得不像个人了，就产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时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还监视“四类分子”吗？于是又去成都，钻入大学参加一些社会改革的座谈。
老威：你还到我家，替我用《易经》算命。
李必丰：你，还有汪建辉，除了写字，就对算命感兴趣。
老威：占卦是为了心里有数，有方向感，不至于像你，无头苍蝇乱撞。
李必丰：我的腿虽然野，但没乱撞。1995年夏天，当我听说绵阳的民运人物余XX从深圳逃跑，就动心了。当时，我的儿子出生不到100天，贫穷，加上被“关照”，我太绝望了，就与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动身去深圳，拢中英街，像个蹩脚的游客，边走边东张西望。叫武警发现了，命令我过去，查《身份证》。我强作笑脸，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3分钟，武警就让我进哨所；他打了个电话，不足3分钟，又让我上中队；跟着，我被关进沙头角派出所。此时，绵阳警方已在罗浮区公安局等候，我连资本主义的地皮都没踩着，就又回来了。
老威：你有渠道吗？这么瞎闯？难怪有人封你为“民运圈里的行为艺术家”。
李必丰：圈内朋友让我直接去，有人在沙头角桥头接应。我手里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应暗号，可我转来转去也不见同志。却迎头碰见我的高中老师，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师，你咋在这儿？”
事隔多年，我才听公安局内部的人闲聊，他们是一路旅游，跟踪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没带任何嫌疑物品。这次我只以“偷越国境”的罪名被拘留15天，出来后，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须事先汇报。
为了让他们放心，我就去一个朋友公司打工，做过几天部门负责人。这期间，国内民运比较活跃，北京上书请愿频繁，刘贤斌等人也在成都公开活动，经常在四川大学参与讲座。重庆的王明也来串联，要搞《公民自由宣言》，可没露几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窝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霉，偏偏耳根子软，受人邀约去歇脚，刚躺下，警察就敲门。这次抓了好几个，我和王明都进了铁笼子，审了个通宵。天一亮，我们被弄出户外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着验明正身，要劳动教养！”
老威：你没把柄吧？
李必丰：当时我兜里揣着一份致香港同胞的人权宣言，谈97回归的骗局。我曾瞅空子把这罪证丢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给捡了回来。你曾在《证词》里说：“这年头，写作就是制造罪证。”我一次次临阵毁灭罪证，几乎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绵阳，很意外，关几天就释放了；而王明被劳教3年，他第一次坐牢5年，才自由了两年，又二进宫。
这次事故导致随身的若干公司资料被没收，我失去工作，就邀约熟人张姐去成都北门大桥开“泉水鱼”。本来生意还过得去，可一帮吃不起饭的民运朋友天天来，有的干脆以“出谋划策”为名，住在饭馆里了——这一搅，警察就找麻烦。我记得关门大吉的那一天，你和老汪来白吃，顾客点了鱼，我也不卖，因为最后一条鱼要孝敬落难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始终是“来无踪，去无影”。
李必丰：我们这类人都没安全感，做梦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呆在家？
李必丰：几乎都没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习惯。
老威：真他妈不是人。
李必丰：对，不是人，是民主的困兽。
老威：终于又进笼子了。
李必丰：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也搞一些民生调查。在绵阳地区，老国营企业处境维艰，你晓得长钢工人几个月没领到工资。绵阳丝厂频临倒闭，可厂长不是东西，居然抱着职工们的住房集资款去成都炒股票，结果亏了，血本无归。这一下激起众怒。闹事那天，有人在长内黑板上公布消息：“冯市长今天要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可工人们耐心盼到上午10点多，连市长的影儿都没有！于是群情激愤，4000多人吼叫着涌出厂门，将门外的川陕公路扎断了。跟着，事态扩大，绵阳绢纺厂等几家国企职工也呼着口号，前来声援。10000多人顶着毒日头静坐路中，交通堵塞达几个小时。当然，专制政权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只能是暴力，警察出动了，抓了200多人，并且通过绵阳电视台发布在高新区实行宵禁的通告。
有人把这起事件捅了出去，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于是当局陆续放人，可仍然有80人被扣押。1997年7月16日，《绵阳日报》登载了市公安局长任XX答记者问，为“骚乱”定了性。我读罢义愤填膺，就连夜给国际劳工组织写了呼吁书，并要求彻底放人。我将文章传真给美国的“中国人权”，很快，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就下来了。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工人全部释放了，警方气得发疯，就来抓我。
老威：你在外头逃窜了大半年吧？
李必丰：先在重庆的难友家躲了几天，杨伟来了，领我到广州。可等来等去，“人权观察”的XX又在电话里说香港吃紧，去不了；无奈折回，再去云南中缅边境晃了一圈，XX传话，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国清迈才有人接应。他妈的，就这么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察也不是太卖力，否则你早落网了。
李必丰：的确。重庆和成都警方都曾通过第三者传话，要我别在他们眼皮下晃。
老威：你为啥不跑远点？
李必丰：一言难尽。我与中国人权一直有联系，刘青说要资助我一点钱，办“下岗工人培训中心”。思前想后，种种收钱渠道都不安全，于是，我就在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的时候潜回家，要找老婆的表哥（当地邮电局长）设法。
刚入税务局大门就被人发现，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三楼，闪进门。老婆猛吃一惊：“你回来干啥子？”我在她耳边匆匆交待了事情，就转身要出去，可娃娃却突然抱我的腿，哭出声来：“我要爸爸！”
我真是肝肠寸断，因为这是娃娃平生的第一句话！但没办法，我只能狠心扳开他的手，红着眼圈出来了。从进门到出门不足10分钟，但我下楼时眼皮剧跳，赶紧出街喊了辆三轮，上公路又换了出租车，没讲价，就叫往成都方向开。
几十米开外就是收费站，十几个武警荷枪实弹候着。出租车还没进站，两辆警车就夹过来。我刚探头，就被拽出来，手铐咔嚓一响，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赃俱获？
李必丰：对，我落网10余次，都是人赃俱获。接着，在城郊的208招待所过夜，再转到江油市看守所。由于是个案，我自然“供认不讳”。但这次，当局没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处网罗污点证人，以“经济诈骗罪”判了我7年。
老威：当时你老婆找到我，一定要请律师。于是我与正大律师事务所的XX商量，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这是上面定的铁案，有没有律师，结果都一样。可是你“执迷不悟”，就满足你吧。
李必丰：其实经济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绵阳九院把一批保险柜寄存在XX公司，而我只在里面打了几天工，签了个收条而已。但政治案以非政治手段解决，已逐渐成为他们的策略，比如刘水嫖娼案，许万平白粉案等等。
老威：判刑后送哪儿？
李必丰：老地方。
老威：省三监狱？
李必丰：对，关了几个月。1998年1月17日，才将我转到川西的雅安监狱，两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头也滴血，脸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饭刚起身，就突然昏了过去。我住院几个月，担心活不出去了，才给汪建辉写信。老婆也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监区碰到一个熟人，摆了10分钟龙门阵，却被人打小报告。于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转到20里外的名山监狱。
老威：里面的情况如何？
李必丰：犯人的状态与三监大同小异，生产机器配件，工种有金工、车工、铸造等等，劳动强度大，很惨。而我大部分时间都病着，临出狱，才通过营养和锻炼恢复了一点。我创作了几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过回忆重写一遍。
老威：我有体会，重写的难度更大。
李必丰：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转来转去，我就这个命。我不断在写“命”，可“命”到底是什么东西？目前，我娃娃9岁多，正需要钱，需要安稳的父爱，可我一无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险公司，他们说：“你不是有宣传煽动的特长吗？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户推销人寿保险吧！”
老威：我出狱时，公安局还替找铺面，让我去卖服装呢。
李必丰：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一份保险也没弄出去。40多岁了，还白端家里的碗，脸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写，争取在海外发表和出书。
老威：你写时评吗？
李必丰：写不出来，也不感兴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诗歌和小说，要靠它们糊口比较困难。你在诗中骂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阳的金币收买人类”，谁懂？
李必丰：你懂。
老威：可我，给不起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