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二卷

序言1 余杰：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 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让所有参观者都难以忘怀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由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韦塞尔倡导成立的博物馆，向全世界公众揭露了纳粹集中营地狱般的残暴、邪恶与黑暗。在此意义上，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的韦塞尔堪称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的骄傲，而作为那段悲惨历史定格的大屠杀博物馆则堪称受难者们的一座活的纪念碑。

然而，就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所承受的种种血腥与苦难而言，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仅仅是其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横断面，而绝非全部。同样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匈牙利作家、二零零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仅将惟一的一个国家——执政短暂的希特勒政府——送上了审判台。假若能够听到真正的指控！——假若整个世纪所有被无辜处死的人们能从骨灰盒里站起来的话，假若他们的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话，假若数以亿计的骷髅的指骨指向所有负罪累累的国家，并指出在那些国家里将国家视为己有的统治者们、那些毫无胆战之心地倡狂犯罪的罪犯们、那些毫无良心可言地进行屠杀的杀人犯们以及那些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的富人们的话！——那才是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不仅经受过纳粹集中营中死亡的威胁，他还在实行史达林式极权主义统治的匈牙利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更为痛苦的生活——那是一种“日常生活无所事事的悲剧”，一种时刻都在等待秘密警察敲门的恐惧，一种更加深入每个人骨髓的监控与自我监控。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全部作品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纳粹的集中营和共产制度下的匈牙利，如何活下来并保持自己的尊严？

还有更多的罪行没有被揭露，还有更多的罪行没有被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廖亦武面临的问题——用曾经调查过“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的中国作家郑义的话来说：“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 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早已垮台，越来越多的罪行正得到揭露和审判；而依然“健在”的中共政权俨然以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 ”（摇滚歌手何勇《垃圾场》）自居，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有的罪恶依然是“现在时 ”。那么，在中国作家当中没有人立志于成为“中国的韦塞尔”或“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呢？

廖亦武不是法官、不是审判者，他是受难者中的一员，他是受难者中发出声音的一员，他是记录者和见证者，他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工作，他的文学与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背景比巴金所呼吁和梦想的“文革博物馆”更为广阔，它将包括这个政权“过去的罪行”和“正在发生的罪行”。为此，他与一切官方的御用作家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作家决裂，成为生活在伦理道德底线崩溃的中国却坚守良心的“异端”；为此，他成为秘密警察和公开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一名全球罕见的、大部分作品的“第一读者”都是警察的作家；为此，他以富于独创性的诗歌、音乐、散文、小说和传记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这座“大屠杀博物馆”的奠基石。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廖亦武在中国当代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是以一名先锋诗人的面目出现的。七十年代末期，作为偶像的毛泽东崇拜和作为“伪信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像肥皂泡一样不可抑止地破灭了。如同美国“垮掉的一代”一样，许多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诗人以叛逆、反讽、绝望和玩世不恭的姿态开始了他们的写作，这样的 “诗歌江湖”延续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此后的中国迅速进入商品经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时期。与此同时，僵硬的政治体制对文学创作和新闻传播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当年喧嚣一时的先锋诗人们，要么 “下海”成为成功的商人，要么进入学院、期刊及出版机构成为循规蹈矩的“学院派诗人”。在这一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廖亦武可能是惟一的例外——他因写作并朗诵长诗《大屠杀》被捕入狱长达四年之久，此后更是彻底地被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说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廖亦武在长篇自传《证词》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他四年可怕的牢狱生活，读者似乎可以用此种残酷的逻辑来完成以下推论：正是这四年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完成了廖亦武从“旁观者”到“见证者”、从“游戏者”到 “控诉者”的根本性的转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中，四次高考落榜的廖亦武以诗歌作为叩门砖，使得自己从川藏公路上的卡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某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那时，对“诗歌”的狂热既来自于青春时期原始的生命激情，也有某种功利性的目的。而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全国性的镇压和搜捕之中，廖亦武却因诗歌而获罪， “诗歌”成为起诉书上无可推卸的“罪证”、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如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追问，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之后，写诗是否可能？廖亦武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活着，并且写下去；活着，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在非人化的监牢乃至差不多会将人逼成疯子的禁闭之中，廖亦武却重新获得了艺术的灵感：他在几张巴掌大的废纸上写下了数万字的《古拉格情歌》。他用自己制作的笔写下写作，每一个汉字都比那体积最小的蚂蚁还要小，不用放大镜一般人根本无法辨认。这份手稿是中国当代文学“囚徒困境”的最为真实的写照，它昭示了一个生活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的作家捍卫文学独立价值的令人感佩的努力。这部迄今为止依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作品，挽回了中国当代文学日益声名狼藉的声誉。从昔日名噪一时的诗歌《死城》等“三城”到如今依然只能在地下悄悄流传的《古拉格情歌》，廖亦武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蜕变，他变成一名真正具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的诗人。近十余年来，他一直是警察重点监控的物件，多次遭到抄家、传唤和囚禁，与警察的周旋成为他无法摆脱的“业余爱好”。他的作品偶尔能够突破官方的封锁而以笔名发表，但无不很快便遭到中宣部的查禁并导致编辑和出版商受到株连。他的更加完整的作品陆续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得以出版，震惊海外华人世界，却很难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所接触到——“长城”依旧在起着严密封锁的作用。

出狱之后，廖亦武即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五卷分别为《汉人》、《魔界》、《黑道》、《证词》和《传与记》。其中，《证词》以《古拉格群岛》般的真实性刷新了“现实主义”这一陈旧概念在当代文学中的内涵，而《汉人》诸卷则如《堂吉诃德》般堪称一个时代深切的寓言。这部不同部分呈现“两极化”的作品显示了廖亦武杰出的文学才华，他在写实性的作品和虚构性的作品之间游刃有余，两者的张力是一般的作家所望而生畏的，它反倒成为廖亦武写作时巨大的快感和动力。廖亦武发现了中共体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戕害人性，在当代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少有人具备此种洞见，正如耶鲁大学文学评论家康正果所评论的那样：“中共的极权之恶与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瘪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廖亦武书中的若干小人物均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庞大的暴力机器的压榨之下，迅速退化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说纳粹集中营致力于取消人的“人性”，泯灭人的尊严，将人变成“非人”，将活生生的人“物质化”为平面的号码和数位；那么中共的监狱不仅消灭人的正面价值，同时还强加给人以负面价值，竭力将人的高贵置换成卑贱，将肉麻当作有趣，在此种过程中，虐待狂和受虐狂达成了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可以说，廖亦武的作品同时具备了极权主义体制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成果的双重价值，他的发现为当代优秀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富于刺激性的思想资源，康正果就是从其作品的若干细节中发现了撒旦统治中国的秘密：“同样是不把人当人，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中共的极权之恶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而制造凌辱之余，还要在伤害的手段上挖空心思，变出花样，把残忍发展成可以把玩的活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廖亦武还开始了多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中国冤案录》的写作。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各自以近百万字的庞大篇幅，为世界展示了与“正在迎接奥运会的北京”迥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中国”。在职业分工相当明确的西方世界，“新闻采访”、“社会学调查”和“文学创作”是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写作规范和原则。但是，中国自古便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在当下仍无新闻自由的状况下，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得不同时兼任新闻记者和社会学家的多重角色。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廖亦武本人即身处社会底层，像古希腊诗人荷马一样以音乐说唱维持生活。他漂泊于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民众和各种离奇冤案的当事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死囚犯、小偷、骗子、警察、士兵、民间艺人、车夫、农民、和尚、巫师、上访者以及当代中国最敏感的“不可接触”的群体，如“六四”难属、法轮功修炼者等。廖亦武成功地复活了这些本来只能无声无息地诞生与死亡的无名人物的生命。要完成这两个系列的写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时间和精力，更需要精湛的文学技巧和丰富的语言天赋——廖亦武的写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和笔记小说的传统，同时汲取了现代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的若干方法，从而独创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廖亦武式”的“访谈文学”——这种以原有的文学理论无法归类的“文学体裁”，正随着廖亦武访谈物件的拓展而日渐丰满和成熟。

在廖亦武的笔下，跃动着的是被蔑视、被凌辱、被抛弃的“另一个中国”，它有自己的存在逻辑和生命力。“恶”是其诞生的根源，亦是其生长的动力。廖亦武并没有将底层苦难和冤案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制度之恶，他进而发现了人性之恶——人企图以作恶来抵抗生命的虚无感，却没有料到作恶反倒让人陷入更加虚无和荒谬的处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鲁迅式的“无物之阵”的俘虏。在廖亦武的作品中，不再有伟大而光明的正面人物。包括作为传记主人公的他自己在内，都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 “流氓性”。正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廖亦武拒绝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他超越了一个单纯的政治抗议者和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而选择了一个对人性有着悲观而诚实的评估的哲学家的身份，将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危机凸现出来。

廖亦武的多部作品已经被翻译为法文和英文出版，并引起许多汉学家的研究兴趣。一九九五年和二零零三年，廖亦武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其获奖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二零零二年，廖亦武还获得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之“倾向文学奖”。廖亦武以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以其对政治勇锐的批判和对人性深邃的体认，而成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一个令人敬重的异数。他虽然没有王蒙、余华、莫言、贾平凹等在权力与金钱之间玩弄平衡术的作家那样拥有巨大的世俗知名度、社会地位和作品发行量，但他的作品显然具有更为辽远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更为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廖亦武笔下的每一个汉字，都是这座“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具有永恒性的砖石——对于长期以来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无价之宝。廖亦武的写作乃是一个饱受摧残的肉体和心灵进行自我疗伤的过程，这位伤痕累累却始终不屈服的作家庄严地向世界宣布：在暴力与自由的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自由。

序言2 北明：自由的现状

――境外通信节选

**兄:

……晓波、余杰、张祖桦放了，但是闻风而逃的亦武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及时了解有关安全与否的资讯，是否能够回到家里。他和其他兄弟们至少应该过一个平安的年吧。一定还有不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北京挂号或者各地公安部门挂号的自由言论者，潜逃在外，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

随时可能被捕，时刻需要藏好手稿、笔迹、通信，警惕一切异常动静，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白天黑夜都不安全，还得有另外的信箱，另外的地方放些现钞，随时准备离家出走……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常态。不过是为了自由地说话而已。我当年狱中归来准备上路找郑义的时候，经过了几个月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惊弓之鸟，提心吊胆。我知道他们监视、监听、跟踪我，试图通过我找到他们通缉一年、四处搜索但劳而无获的老大。后来过了很久，大声说话，我都不习惯；到了香港，在书店里听见人议论共产党，我还是要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最初的甩尾巴、转火车、换方向、换交通工具，找到老大，又一同过了两年的地下生活之后，至今，偶尔，我还会梦见一个做过多次的梦：在一个宽阔的地下通道里逃跑，背后是追来的安全人员，然而跑来跑去，前面到了一条死路。出口是封死的。

一个人若是长此生活，神经、心理都会受损的。这跟价值观念、思想精神无关，这是病理、医学意义上的损伤。如同一个人72小时不睡觉，情感会变的脆弱，人会变得容易激动一样。我当年在天安门有过如此经验。

说的远一点，人的这个物质的躯体，过分折磨，就无法容纳灵魂了，无法承载精神了，甚至无法驾驭思想了。高尔泰先生在他的《寻找家园》中从来没有论述这一点，但是当他从夹边沟劳改农场出来，为了完成画毛像的任务，住了招待所，吃足了定量，有了足够休息之后，他发现自己浮肿消失之后，先是变得很胖，然后又瘦下来，几个月之后恢复了正常体重。这时他渐渐发现自己看见对面过来人，知道躲避了，对周围事物的知觉感受回复了，有了情欲了，对与自己无关的事物，比如天上的飞鸟等感兴趣了……，他于是知道自己活回一个人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重新思想了，他开始回复自我意识了，他开始反省自己一直以来所处的生存环境了，他开始反省人的异化了。我读这书，看到这一小段平静的描述，尤其看到那几个字：“看见对面来人知道回避了“，感觉惊心动魄，思之，满腔悲情。

灵魂，思想，精神，自尊自爱，尊人爱人，甚至包括情欲，这些人的特征是可以离开人的躯体的,只要把人当成动物对待，把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剥夺到极限以下，而且长期剥夺，人就变成动物了。埃利?维索的《夜》，描写集中营的囚徒，父子俩，为了一块面包，争夺揪打一番，死在苏军追撵下逃跑的纳粹列车上。那是几天几夜的逃跑，皮包骨头的活骷髅们，在大雪纷飞的路上跑了整夜，落队者杀，躺下喘息者杀，半途休息时，睡著者死。一路不停地死人，上了火车，睡去不醒的又有半数之多。就是在那节车厢里，发生了儿子殴打父亲，争夺一片面包双双死去的事。谴责谁呢？我觉得可以谴责那个儿子，但是更要谴责那个造成这种状况，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谴责纳粹。谴责劳改农场，动物庄园。最根本的是谴责极权体制本身。我记得曾经有读者还是网人嘲笑过高先生在劳改营为了一块肉，跟别的劳改犯不和。我当时觉得此人没有权利发出这样的嘲笑。因为他自己是在铁丝网的外面。现在认为此人不了解劳改营的残酷。极权劳改这种非人制度，正在于把人，通过非人的手段，异化成动物。是人，除非死，没有能力抗拒这样的异化。神经都不能工作了，还能有正常得知觉吗？躯体得是一个至少接近人类的正常躯体，验血之后那几十种指标哪怕全部异常，至少也得能判断出来是人类的指标，这个躯体才可能容纳一个灵魂。我在电视上见过非洲的饥民，那些眼睛黑白分明的孩童，大大的头骨上，目光呆滞，面部肌肉木纳，没有一丝活力和笑容，没有一点稚气和灵性。他们在难民营里。连喝水都没有力气了，连食欲都丧失了。广告反复告诉电视观众说：一毛钱（美金），就能保证他们活??一天。没有那一毛钱的食物，他们明天就死去。这样极限底下的生活水准，如何可以让他产生人所应当拥有的一切精神品质，哪怕是正常儿童的眼睛？吴弘达先生总是说：在劳改农场里，我要是不坏不恶不抢不打，我早就死了。我过去只是理性上知道这不是谦词。现在我明确了解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那里面，你要象一个人一样活着？那先死了再说。因此，人的尊严早就被埋到那沙海里，荒漠上不知名的坟墓里，死人坑里了。

我不是说亦武们落到这种地步了。我是想说，他的生存状况距离一个正常人应当有的生存状况还是不够。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需要。许多中国想要拥有尊严的自由知识份子都是这样。今天网上看见王光泽的文章：“那一夜，中国知识界无人入睡”。王怡们，大小老鼠们，其实每时每刻面对着等待门被敲响的局面。谁要求公开发言，谁就得准备挨抓。亦武的状况比他们更甚：他折腾得太凶，八九六四学潮时期他闲着；开枪了，人家都跑了，他到跳出来了，满世界抗议。出狱这些年，他专门把这个体制制造的种种看不见的、要湮灭的悲剧剜出来曝光。而他自己还身在逆境：家二度散了。生活没有资金来源。四川的警察似乎还特别有职业荣誉感，从来也不放松他还有其他四川兄弟。廖亦武还整天采访记录生活底线的人那些惨痛的经历。苦厄在他那里不是文字和想象，不是过去和回忆，是他每天饭碗里的米和杯子里的水。他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告诉他应该怎么活着。他还能在你的督促下关心外边人的写作和健康，已经是他那赤裸在严冬季节的心，能有旁骛的最大程度了。这次，他刚写完“嫂子你保重”几个字，自己就不得不逃了。这就是他的生存处境。谁来关心他是否“保重”呢？谁来给他装一下行囊，检查一下衣服带的够不够，鞋带系得紧不紧？胡子该刮不该刮？我本来这次过节想起来要给他买一个质量好些的双肩背的包（我的一个亲戚特别喜欢这种包），让他出门吹萧卖艺时或者逃亡时用。可是包没买呢，人又流落出逃了！我和郑义在国内逃亡的时候，为究竟选择哪条路线，总是争执不下。因为事关紧要，谁都不让步，一让步，就将人就进去了。可是这个廖亦武，把先后两个太太都弄丢了，连个吵架的人也没有了。

这次抓人，虽然是胡温一届政府人为的做法，究其根本，是这个一党化政治体制的性质使然。所以，虽然料定晓波余杰一此去会很快返回，但是我对这种体制下任何一届政府不抱幻想，对他们的黑箱作业具体内情不屑于猜测，对其中人事之争之斗了无兴趣。当事者迷。对这个这个体制性质，有时候我感觉竟然是外国人看得更清楚。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政局做出的判断也更接近本质，对具体事态的发展的判断也更准确。八九年的时候，我周围知识界圈子里，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共会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游行的人越多，外电报道越多，声势越大，人们越乐观。等到各界，连官方新闻界、民主党派、中共某些机关还有共青团某些机构什么的都上了街，等到游行人群里出现了解放军官兵、警察等，北京百万人一天天出现在街头，人们更是难以想象，共产党军队如何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对这人山人海下手？可是那些外国记者从头到尾对共产党的暴力镇压保持警惕。他们警惕的神经从来没有被万人空巷的空前抗议浪潮所麻痹，他们的忧虑总是随着民众抗议的每一个具体高潮而加深。我看过CNN记者麦克?奇诺伊（Mike Chinoy）的著作，《中国现场》（China Live）。这书中有三章是他亲临八九学运的记述。他和他的美联社等新闻同伴、汉学专家们，总是缺乏了解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消息来源，总是想方设法联络中国有关人士了解情况，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对时局的估计最后证明比知识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准确，而且是方向性地准确。这位元记者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几乎在每一次学运取得具体进展、民众情绪为之一振的时候，都心情更加忧郁。不是为中共的垮台操心，而是为中共的开枪镇压而忧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民众阻挡住城外军车的时候，当柴玲号召留在广场的演讲得到大部分学生支援的时候，甚至当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竖立起来的时候，等等。我还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对中共必然开枪镇压学运，从来没有怀疑。这个人是历经多年劳改、迫害，对极权体制有铭心刻骨地认识，当时人在四川的高尔泰先生。我是后知后觉者，我总是借助先觉者的眼睛学会看真相，学会不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左右。

评论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作为非常必要。法轮功被压迫者们的评论非常必要，漂亮。而且及时――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这个罪恶昭著的政治派别，任何时候开始评论它，都不晚，就像美国人说，为了您的健康，您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晚一样。然而，接下来进一步的问题是：仅仅打倒共产党，中国还是不会有希望。共产党的样板戏“红灯记”里，穷苦铁路工人李玉和的十七岁的女儿，李铁梅的著名咏叹（调）是:“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党当年就是以煽动、利用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仇恨，扩大武装，发动国共战争，最后自己扛着抢上台的。以暴易暴。多少年了，中国没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国运。下去一届残暴政府，上来一届政府残暴。所以，目的很重要，方法一样重要。造反的农民革命历来起于反抗压迫，顺理成章。但是没有一个民主体制，新的权力独占集团同样要控制言论，要宣传自己的理念（不管什么理念），控制人们大脑，从而掌牢自己手中的权力，中国必然遭逢新一轮的谎言和暴政。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今看见人们对某个政府领导人、甚或某届政府抱有好感或抱有敌意都不以为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听见看见民间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声讨和跃跃欲试的暴力复仇，虽深以为然，但仍不能解除对国家厄运的认知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