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分子刘德
采访缘起：
刘德这个名字，我最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那是1992年隆冬的某日黄昏，我与老李一块在大墙内兜圈暴走，不料他突然刹步发问：“晓得刘德么？”我边摇头边继续赶路，他只好追着我叫道：“此人是1985届反革命，因为一堂课，判了7年刑。”
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李必丰有没头没脑、独往独来的艺术家脾性，你若较真，他反而会前言不搭后语——直到2002年隆冬的某个夜晚，我再次听诗人雨田提到刘德，内心不由一震，赶紧打探，得到此人仍在绵阳本地做临时工的确切信息。
圣诞节前夕出了点事，我家受到警方突袭，散失了部分冤案资料，但我始终没停止追踪刘德。几经周折，我终于在2002年2月21日下午从成都出发去绵阳，约见一位刘德的故交。经四处联络，方在天色黑尽时探明刘德的大致去向。
我们找了辆车，在城郊十几公里的路段来回跑了三趟，终于在一加油站旁边发现一鬼火闪烁的土路。车缓行几百米，在一派凄凉中抵达新华书店储运料仓库的门。叫门，无人应答。我们才注意到在车灯照射中的楹联：“祥云普降意欲达；金光高照气如虹。”原来是座无殿无香火的弃庙。
我们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到底感召了守门人。“刘德？”他将我们上下盯了好一会儿，方接过我朋友的小灵通，给一个双方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得到不是匪类的担保后，就给了我们不确定的指点——跟着，我们就驶入了迷宫中的村庄，并迎着寒风探出头，撕心裂肺地叫“刘德”。犹如一个梦，所有的房屋都相似，脑袋一个接一个从二楼或三楼窗户探出来问：“喊啥子？”“这儿没刘德。”
车再次撤退回来，载上守门人进村。我们停在一个路口，守门人下车，七拐八弯，消失了大约半个钟头。终于有一只手在黑暗中向我们招摇，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墙根蹦出来说：“我是刘德，你们跟着我，绕过两根土埂和一个大坑，就到家了。”
老威：刘德先生，总算找到你了。
刘德：这荒郊野地，真有点难为你们了，没跌跤吧。
老威：我们从成都出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快车，抵绵阳天已快黑了。没顾上吃饭，就赶到新华书店宿舍，在大门收发室，××兄一个个联络与你沾点边的人，小灵通（一种类似手机的区域性通讯工具，因单向收费而备受用户青睐-----老威注）都用得烫手了，才打听到你在这离城十几公里地租了间农舍。
刘德：农舍？太雅了。你当我是晋代陶渊明躲在这儿隐居么？
老威：你没电话，没呼机，也没有门牌号码，相当于隐居吧。
刘德：原准备安个电话，想想又算了，白交几十元话费，图个热闹，不好。热闹要惹祸。
老威：这房实在太简陋，还是毛糙的水泥墙面，连钢筋都露在外头。家徒四壁，你空荡荡的朝里一站，倒像个搞建筑的民工。
刘德：我就是民工，不过一般民工都这个地那个地的流动，我这个民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钉在新华书店库房里捆书、码书、装书、卸书，月工资500元左右，所以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跑这么远栖身。难啊，老婆是农村户口，一家三口的嘴都栓在我的裤腰带上。
老威：不容易。
刘德：像控诉旧社会的歌里唱的，星星满天就出门，走出一段村子里的黄泥路，去赶进城的头班公共汽车。我是临时工，饭碗没保障，所以不敢迟到。好在干体力活不费脑筋，人一累瘫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老威：你一个四川大学的老牌高材生，曾经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如此安于现状？
刘德：这是命。
老威：那我们今晚就从你的命谈起吧，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你的大致情况：出生于四川安岳乡村，1977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不愧为天之轿子……
刘德：以我当时的成绩，可以上全国任何大学，但我出于乡土观念，最终选择了川大。77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多叫人羡慕呀！不仅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瞩目。我们中文系，102位同学，大约30%为高干子弟，另60%有家庭背景及知识渊源，只有6位同学来自农村，我呢，就是这6位中年龄最小的。
老威：不简单。我晓得77，78，79，连续三届高考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因为65年后，由于“教育要革命”，致使高考中断，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从学校涌入“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政治方面早熟了，可青春和学业却被耽误了。
刘德：老三届的特点是年龄偏大，自学能力强，思想活跃并超前，加之教材滞后，经常在课堂上，老师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无所适从，无法照本宣科。因为稍不留意，就会受到诘难，下不了台。这可是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呀，当红卫兵，造反，武斗，上山下乡，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要说辩论演说的口才，随便抓一个都比老师强。但是，历史的错位使他们成了学生，在当时，也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在一夜之间鸡犬升天。回忆起来，我对课堂印象不深，激动人心的好时光都在课外，例如参加锦江文学社，写诗、小说和评论。伤痕文学很风行，文学社自筹资金创办的《锦江》文学杂志影响相当大，在校内发行一部份，我们就成群结伙，拿到校外去卖，春熙路、总府街、校门口、锦江宾馆周围都是发行点，一元钱一本，抢购一空，没买着的还不甘心地追着我们问这问那，场面火爆。那时，文学社最有名的才女是徐慧、龚巧明，一诗人，一作家，诗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伤感，叫人读着读着，眼里不知不觉有点湿润。她们毕业后，都分配到作协，徐慧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干了一段，不久就出国了；龚巧明一腔热血进藏，写了不少好小说，却死于一次翻车，太可惜了。另外，评论界的名人王岳川，北师大教授，我在中央电视台还看见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老威：解冻之后就是文学的繁荣期，毛死后的中国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些相似吧，民间的各种压抑已久的情绪都想借文学发泄出来。好了，长话短说，你毕业后就分配到绵阳吗？
刘德：先准备到〈〈四川日报〉〉内江记者站，因名额被会拉关系的一位同学占了，只好再分配到绵阳地区文教局。８４年，文教分家，我就到文化局所属的〈〈剑南文学〉〉杂志当编辑。现在这份杂志属文联，还在办，不过主要刊登中、小、学生的作品，发行渠道也主要是中小学。
老威：记得８０年代，我还在〈〈剑南文学〉〉上发表过散文诗。
刘德：文学时代嘛，所有的杂志都火，名家稿子也多。绵阳地区不少作家都是通过〈〈剑南文学〉〉走出去的，赵敏，女诗人；郭同旭，气功大师严新的专职吹捧作家，一本书卖好几十万本；还有雨田，得过两岸很多奖的本地大诗人，过去跟我在同一张桌子编稿。绵阳是省会成都的卫星城，文学青年一浪接一浪，在学校，文学社团更是雨后春笋，密密麻麻地长势喜人。为了适应社会，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剑南文学〉〉的编辑或作家、诗人经常应邀去学校讲课。
老威：多少钱一课时？
刘德：完全免费。那年头在有一点上延续了毛泽东的经济计划时代：蔑视金钱，至少不重视金钱。特别是以普及文学为己任的文化人，一说钱，自己都觉得该煽自己两个嘴巴。我敢说，当时所有的杂志编辑都讲过课，而不象现在，编的编，写的写，分得很清，举手投脚都要经济效益，所以就只有文学垃圾而没有文学。
〈〈剑南文学〉〉小说编辑耕夫是我的朋友，他与本地各中专混得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课讲，忙不过来，就摊派些“任务”给我。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７日晚饭后，一辆大货车刹到我的住处，车上跳下一群绵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热情洋溢，不由分说，将我“请”上货车就一阵风驰电闪，驶向该校礼堂。
老威：这么说，全校师生都出动喽？
刘德：没有。开始礼堂内就２０多个学生，因为那年头请校外文人讲课很风行，跟日常生活一样，我又不是名家。但是我年少气盛，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比许多名家更有名堂。果然，我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续讲了三个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而听众也由稀稀拉拉的２０多个增加到好几百，不仅座无虚席，最后连过道、窗台、门口都挤得不透风。许多人挤不进来，就一堆堆地趴在窗外，我边讲边用眼角环视左右——连一人多高的护窗，甚至树上都有人。
老威：你也算超水平发挥了。
刘德：现在这副倒霉的小老头模样，你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刘德了。《列宁在1918》，记得吧？如果让我继续发挥，我能讲到天亮，那场面说不定比老电影“1918”中的领袖演说还要壮观。我的题目是〈〈今天和今天的文学〉〉，作为例证，我评论了众多当代作家及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故土〉〉、〈〈花园街5号〉〉。由于解放军作家李存葆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受到官方推崇，风靡一时，我就拿它作为靶子，阐述了我与正统的“主旋律”相佐的观点。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就该反对一切战争，包括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也反对。
老威：现在的所谓反战同你80年代的反战可不太一样。
刘德：总之，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堪称战争英雄的将军，他的双手肯定沾满了鲜血，古往今来都如此。可〈〈高山下的花环〉〉却从正面肯定，喧染了非正义的战争，鼓励战士们去送死。
老威：这叫爱国主义。
刘德：中越、中朝过去都亲如兄弟，因为要并肩作战，打美国鬼子；后来美国鬼子跑了，人家要搞人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要投靠苏联了，我们的脸面下不来，两兄弟马上反目为仇。先是老山的边界摩擦，然后投入野战部队，终于一口气打到越南重镇谅山。深入别人国土几百公里，还叫“自卫反击战”么？当然，这是国家行为，小人物奈何不得，但总可以发发议论吧？兄弟邻邦打来打去太没意思了，而文学对一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有另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
老威：〈〈高山下的花环〉〉我也读过，还拍成了电影。但是现在，我几乎全忘了。这种按中央文件打造的应命文学，虽然名噪一时，但留不下来。花环飘零后，花环下的累累白骨就再也引不起后人的兴趣。
刘德：我的话还没有你说得狠。
老威：我恍惚记得魏京生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也就是说，他在中越之战打响前夕，同一位西方记者聊到当时路人皆知的时局，并阐述了与你相似的反战观点。他因此坐了十几年牢。
刘德：我不晓得魏京生，但同老外侃国内敏感问题总有不妥。
老威：除了文事，你还涉及到哪些方面？
刘德：我谈到改革，中央雷声大，地方雨点小。比如绵阳，人事机构越改越多，越改越浮肿庞杂，编一份文学月刊，两三个人就够了，偏偏十几、二十个人，从科级到处级，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还谈到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历史倒退，百姓遭殃；我还点评了“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抵触。因为说到底，执政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合法性就值得怀疑。
老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1985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1984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1983年1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1985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德：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60%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老威：你在骂我？
刘德：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老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德：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1985年5月26日，也就是9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7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8月26号，我入狱刚满3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王律师30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11月6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老威：真他妈胡扯。
老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1985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1984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1983年1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1985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德：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60%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老威：你在骂我？
刘德：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老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德：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1985年5月26日，也就是9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7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8月26号，我入狱刚满3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王律师30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11月6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老威：真他妈胡扯。
刘德：接着宣读了证词，即工业学校50多位师生写的揭发材料。我的脑袋嗡地大了，因为证词上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老威：比如哪些话？
刘德： 就是《起诉书》《判决书》里引用的“我要看到共产党垮台”，“新的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新的政党代替共产党”之类。
老威：有证人出庭吗？
刘德：没任何证人露面。我当时情绪反应强烈，一再要求揭发者出来与我当众对质，都被法官喝断了。什么群众揭发？公安局和校领导往师生跟前一站，再启发、动员，谁还能不写？文革中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夫子弄成一家子，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写了批判文章吗？
老威：有演讲录音吗？
刘德：我的律师也质疑过，没录音，没证人，所谓证词也是学生们事后根据回忆提供的，这就不能排除诱供，受唆使作伪证的可能；甚至证词提供者是否在场都值得怀疑。公认人回答不上来,律师就趁势申明我无罪，并强调不能把过激的政治言论或政治错误与犯罪混为一谈。眼看公诉人招架不住，法官却赤膊上阵，连吼住口，并威胁要把律师赶出去。
老威：这幕闹剧太有意思了。
刘德：公诉人有法官撑腰，缓过劲来，又继续出示东拉西扯的证据，《剑南》负责人谢××、刘××创作的“我一贯对党不满”言论，连玩笑话也记录在册，什么“犯了毛病你要改，你不改，要劳改”等等。连我谈恋爱也被斥为“流氓罪”，警察还调查审讯了我的对象×××，与我保持通信的×××，×××，指称耍流氓也同反革命有前后因果关系。我的律师气得脸都变色了。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奈何？终于，法官看了看表，宣布休庭。整个过场走了一个多钟头，稍后接到〈〈判决书〉〉，徒刑7年，剥权3年，我不服上诉，被驳回。原来我的刑期早就定了，开不开庭都是一个结果。
老威：你咋晓得刑期内定了？
刘德：律师透露的，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离开了绵阳。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案不由公、检、法说了算，而要上报政法委员会。省里管政法的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主任。
老威：我明白，政法委属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它既管法院，又管律师。不少案子，连当事人的律师及辩护口径都由政法委安排。
刘德：关于我的事，海外报道很多，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都做了醒目的标题，如“共产党培养的反党大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据说四川方面把我作为反动典型报到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乔石还签了字：“此案全国少有。”并把四川的刘德反党反人民与上海的杨巍投敌叛国相提并论，要杀一儆百。
老威：听李必丰讲过，你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
刘德：铁案嘛，翻不了。随后去四川广元荣山煤矿投入劳改，编入掘井队，没日没夜地 陷在几十米深的井下。不过，我的个头矮，腿软皮松，只能跟在打巷道的屁股后干些杂活，修修水沟，调调水泥。一年多后，时来运转，我上地面当起了教书先生，教文盲劳改犯识字，瞎混了四年余。
老威：你被整服了？
刘德：我申诉了五年，每年至少申诉10次以上，每次我都把〈〈申诉状〉〉同时抄写六份，中央、省、市各相关部门一份，同时投寄出去。
老威：有回音？
刘德：石沉大海。最后两年，大队长找我谈话，暗示只有停止申诉才能减刑，于是我照办，监狱就给我减了两次，让我提前一年半出狱。
老威：按常规，政治犯是很难减刑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刘德：你指国际压力吧？我承认，自判刑以来，海外媒体一直关注这件事，西方各人权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坚持追查我的下落。但是他们和我的立场、情感不一样，他们只会干扰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
老威：我不明白。
刘德：我出来后收到不少信、杂志、书以及贺卡，寄自英国、荷兰、挪威、美国，有普通的同情我的市民、学生；也有各个国际笔会中心，他们一直想帮助一个叫刘德的在狱作家。可惜劳改时，我蒙在鼓里，政府对内对外都封锁了消息。这是毛时代的传统，你施压越凶，他反弹得越厉害，就象大墙内的红衣主教龚品梅，关了30多年，西方年年都在呼吁，连罗马教廷和政府要员都数十次出面交涉，要求放人，可咋样，牌在我手里，想押多久就押多久。幸好我不够资格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张牌。
老威：你这种心态有问题，你冤枉坐牢，别人关注还有错？
刘德：邀请信不少，挪威、德国、美国，组织和个人都请我去，人家把我当成历尽沧桑的作家。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会外语，除了早年给《锦江》投了几篇幼稚习作，几乎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所以，在所有的邀请中，我只选择性地给英国笔会中心回了一封信，大意为：1、我本人不是作家，因此不会接受对一个作家的邀请；2、我没有作品，因此没资格，也不会考虑成为国际作家笔会的会员；3、作为中国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应当爱国。当然，如果能去西方旅游观光，我很乐意，可是没钱没护照，去不了。
老威：你倒诚实。
刘德：老实人吃亏吧。鲁迅先生说：一个人说真话，就不被别人理解。
老威：被人理解是两方面的，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寻求别人理解你嘛。
刘德：啥意思？
老威：你先是被动坐牢，到后来，你不知不觉放弃了前半生那种闪光的青春冲动，自我封闭太久，灵魂就成监狱了。
刘德：一个人的命是有定数的。
老威：知识分子也信命？
刘德：我老家安岳乡下，出了个算命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19岁那年，这位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以及腰间的一颗大红痣，就掐指算出我22岁要离乡外出，读书升学跳龙（农）门。当时没人信，因为1974年，老毛没死，文革还在搞，城里人出差还要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证明呢；一个农村娃离乡去升学，更是天方夜谈。于是我妈就请求作进一步解释，先生爱理不理地抛了句“天机不可泄露”。
果然，这天机就是唐山大地震，中国连死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接着粉碎四人帮，再接着恢复高考。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那可是我老家几十年出的第一个状元。
老威：这么神？也许是撞上的。
刘德：更神的是1985年，我出事前的半个月，一向不太出门的妈妈到绵阳来，硬要拉我回家避祸。我年少不懂事，就嘲笑妈妈迷信。可老人家说：那神算先生推断我有牢狱之灾，要离开绵阳这是非之地，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先生还说：要老实，少说话，少动气，切忌跟人吵，这一劫要持续到1987年阴历8月间，不出事，方免。
我不信这一套，妈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总算回去了。唉，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第三次是1992年，我新婚燕尔，就趁回门，把妻子的生辰八字给神算先生看。先生把我的八字重新翻出来，对照着，边掐算边念念有词地“合八字”。结果，脸色刷地变了，连命金也不收。我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不死则离”四个字。我象挨了一闷棍，晕乎乎地回到家中，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我前妻真从二楼摔下来！当时她正搭凳子，垫脚往阳台上晾衣服，不料旋头风一刮，她就倒栽下去，脑壳戳在铁桩上，头盖骨都稀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