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30年指令性新闻制度的形成

1949年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回城市，所面对的是一个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元媒体结构。是否延续这一结构？应如何处理党报与这一结构的关系？如何建设全国的新闻媒体制度？这些成为党在建国初期要处理的重大问题。

党的选择最初是保留原有结构中的中间、进步的新闻机构，使之与公营的党报并存。经过大规模清理，1950年春，全国私营报纸有58家，公营报纸达257家。出于统一意识形态的考虑，党在1952年底对剩余的私营新闻媒体展开了国有化改造.此时其他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尚无动静。到1953年，私营报刊、广播电台全部公私合营，不久完全公营。全国形成了“凡报皆党报的一统局面”，新闻媒体都归为“党的新闻事业”。

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逐渐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战时建立的党报制度在吸收了苏联“真理报模式”的元素背景下，演化为全国性的媒体制度，其运行更加集权。一些研究者称其为“指令性新闻制度”，具体特点如下所述。

（1）在媒体经营上，创办报纸由国家严格审批，运营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印刷物资由计划统一分配，报纸发行由邮局包办，订报费用由单位公费支付。这种“官办、官订、官看”的制度使得媒体一切依赖于政府，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事实上成为政府机关的一部分。

（2）在管理模式上，实行党政不分、指令管理。1949年10月成立的新闻总署在1952年2月即被撤销，全国新闻事业被长期归口为党的宣传部门直接领导，报刊的新闻用纸、广播电台的技术改造等具体业务也由宣传部门负责；同时.党的宣传政策、指令取代新闻法制，成为对媒体的基本管理手段。

（3）在新闻采编上，媒体受到严格控制。记者在媒体内部受编委会的领导，下到地方又要同时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必须向当地书记汇报采访计划、服从其采访安排，而且在写完稿件后还须经过省委书记的审查。媒体在批评报道上尤其受到严格限制，“举例来说，如果报道涉及批评一个县的书记，必须通过省组织部批准.涉及批评一个乡党委书记，必须通过县的领导批准……检法部门是绝对不止碰的，解放军的问题更是禁区。记者发现社会存在阴暗面，只能写内参，不能写报道。只有内参送上去，上面认为应该写才能写批评报道，发生突发事件，报社无权主动采访”。于是，媒体只能按指示、文件办报.一切都变成计划新闻。媒体只需对上负责，不必顾及读者的兴趣与反应，缺乏追求独家新闻的动力，其内容基本是“吃新华社稿件的大锅饭”，甚至在版面编排上也照搬《人民日报》，呈现“千报一面、千台同声”的单调景象。

“文化大革命”中，这套媒体制度成为首先被打破的对象，《人民日报》第一个被夺权.中宣部也被解散，禁止私人办报的铁律甚至也一度放开，红卫兵小报小刊泛滥一时。这些变化虽然打乱了指令性新闻制度的运行节奏，但其真实趋向是使新闻制度朝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全国新闻宣传权力被集中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党报从对党中央集体负责变成实际上对党的领袖一人负责；省市报纸大多解散、停办，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三家中央报纸的发行却继续增加（见图7-1）。这使得全国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言出一孔格局.由此，中央通过“两报一刊”就能引领全国舆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汇编》，106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