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开卷语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早已指出，一个人对于他所不了解的事物并不是“反对”，而是“忽略”（ignore）。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Fernando Pessoa, 1888—1935）也意识到：“一个人只能看见他已经看见的东西。”（《惶然录·视而不见》）
而值得省思的是，在忽略之下，人们不仅看不到他所不了解的东西，对于他已经看见的也往往以既有的成见来理解，导致在投射中失去原貌。
有如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所说：
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哲学史演讲录》）
所以，一个人必须不断让自己看到更多，才能在熟悉的文本与生活世界里“重新看见”——让原来所看到的恢复原貌或创造新貌；并且因为“重新看见”的原故，进一步macht sichtbar——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绪言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
对《红楼梦》的研读与探索，自清中期以来就已经蓬勃发展，甚至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形成了所谓的“红学”。民国以来，由于空间的承续性以及人口的优势，大陆地区的红学研究更是欣欣向荣，在历史考据上屡出新见，版本、传记、文物等等，也都成绩斐然。著述丰硕的学者专家不胜枚举，尤其集合众人之力，收到汇整之效的书刊，更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对《红楼梦》之爱的持久与深刻。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早期的论著汇编，如一粟（周绍良、朱南铣）所辑的《红楼梦资料汇编》，收罗自乾隆至民国初年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各种评论资料，贡献厥伟。民国以后，散见于报刊书信的论红见解，零珠碎玉，亦有可观，则可参考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另外，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上编包括：词语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人物、文史、地理等二十一类；下编则含：作者家世交游、版本、译本、续书等八类，允为齐备周全的工具书。
二是现代的学术论著，专门的学术期刊早在1979年就开始成立并运作，如《红楼梦研究集刊》自1979至1989的十年间，共出版了十四辑，收录了许多优秀的论文；同样于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主办，则迄今三十五年仍屹立不摇，是红学研究的常青树与领头羊，凝聚了无数《红楼梦》爱好者的心血。
以上只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远不足以涵括红学发展的长江大河，更多请参见陈维昭《红学通史》[1]一书。两百多年来，无数涓滴汇流为澎湃汪洋，从中可以得见众多前辈所灌注的庞大心力，至于研究上的大方向，在时代变迁之下，也已经开始从意识形态的主导而转向纯文本的分析，进行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的内缘探讨，足证人类历史的曲折道路上，文明的进展仍是可以期待的。
唯个人深深感到，在如此之异彩纷呈的多样研究角度与丰富的研究成果中，似乎仍然缺乏一种比较切近于作者与作品之特殊阶级的视野。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使读者容易把文学“扁平化”地思考，以为无论时空的差异，“人”都具有相同的本质，所追求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也大致相通，而忽略了其实连“人的本质”都是后天建构出来的，因此与他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也会随着不同的时代文化与家庭环境而改变。扁平化的思考，使我们误以为人都是追求平等的，都是以个人的自我实践为终极意义，因此，在探讨作者与小说的阶级属性时，即使涉及曹雪芹的内务府世家背景，或贾府的满洲旗人文化或贵宦生活，但对这等富贵阶级的认识仍是停留在概念的层次，以致对于“富”往往以奢靡看待之，或艳羡、或抨击，却不免有所隔阂；对于所谓的“贵”也笼统地以权势为说，有关“贵”的精神性更不甚了了，从而对成长于其中的人物会有何种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就几乎是置之不论了。
然而，既然《红楼梦》是一部清代贵族世家的小说，贵族世家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岂非是其中所有情节的基础吗？身为读者的我们，是否因为历史的、人性的种种因素，而严重地忽视了这一点，以致所热爱、所争辩的，其实是自己想象的《红楼梦》？固然极端地说，所有的阅读研究都是“误读”，作品的意义也是被创造出来的，《红楼梦》的丰富性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累积；但既然一部作品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要了解这部作品是否也应该像了解一个人般，必须回到他的生命史来掌握？而一个生命，尤其是心灵特别复杂奥妙的人类，在孕育、成长形成个体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基因、家庭的直接影响，并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息息相关，是“个案”而不仅是“通例”，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于是，认识“清代贵族世家”以及他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岂非是理解《红楼梦》的必要前提？透过“（清代）贵族世家”的角度，在探索寄寓其中的是非判断与价值理念时，也才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标准或需要而曲解误判。
也就是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我感到也许有另外开拓红学视角的必要，《大观红楼》系列即是为此而生。简单地说，一般而言，《红楼梦》的多数读者都同意、甚至坚持曹雪芹是反传统、反封建、反礼教的，情、礼（理）是对立的，小说所写的就是情、礼（理）的对立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为此而对诸儿女发抒不平与同情。本系列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曹雪芹和《红楼梦》都是站在传统的、封建的时代脉络里，去面对和思考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而对于人与人之间，包括亲子、婚恋、朋友的各种关系，也都是主张“情、礼（理）合一”为最高境界。小说中固然出现了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但缺憾作为存在的必然，本来就是每一个个人、家庭、社会都无法免除的面向，如同第七十六回中透过一段对话所表示的，湘云笑道：“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恰似托尔斯泰（Leo N. Tolstoy, 1828—1910）在《安娜·卡列尼娜》这本小说一开始所说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2]
可惜世上的幸福家庭何其稀有，描写幸福家庭的作品也明显少得多，海明威（Ernest M. Hemingway, 1899—1961）甚至说：“如果你有一个不幸的童年，那么恭喜你，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可见就“不幸的家庭”而言，小说和小说家之间似乎有着不必然、却常见的关联。从本质来说，《红楼梦》所写的并不是幸福的家庭，也和每一个家庭一样都有其幸与不幸，只是因为贾府这个家庭是非常罕见的贵族世家，时时、处处都牵动到“封建礼教”，因此与别的家庭所遇到的幸与不幸并不相同，而当它触及贵族世家的不幸时，其实是谈不上反封建礼教的。
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回到传统中去理解这部在传统中诞生的作品，并且重新由文本出发，探测到无论是作者曹雪芹或作品《红楼梦》，“清代贵族世家”的习俗、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都是最根本的核心，“封建礼教”则是这一切的先天规定，小说中的人物、事件，都是根植于这样的意识形态而展开。本书是《大观红楼》系列的第一卷，之后将会透过众多的文本举证说明，呈现出这一重要特点，使之更为清楚而全面。
其中，“本卷”作为《大观红楼》系列的第一部，带有总论的性质，对关于《红楼梦》常见的阅读现象与理解方式的省思也最集中。考量《红楼梦》阅读史上最主要的几个面向，书中各个章节的安排，希望能以主题性的、全局性的角度一一分擘。
第一章“总论：经典的阅读与诠释原则”是对于理解、研究经典时，阅读活动的本质的思考，包括其中的历史限制与心理盲点。而这确实是引导乃至误导我们的理解方向的重要因素，可是却因为这些引导力量是潜意识的、不自知的，因此是最难以察觉而跳脱出来的。因此，本章中，我们期待读者也必须自我要求、训练有素，在享受读小说的乐趣之际，也应该勤下苦功，避免受到“直觉反应的常识性意见”“忽略细节”“时代价值观”等等人性弱点的左右。如此一来，所热爱的就不会只是投射出来的《红楼梦》，更不会在莫名的坚持中产生没有意义的争辩；而在理性的认识下，才会有知识的进展。
第二章到第四章，则是从外缘的范畴来把握“清代贵族世家”的种种特性，包含：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以便于建构出理解《红楼梦》的认知框架。
第二章“清代贵族世家的回眸与定格”，虽不能免俗地要从作者的范畴切入，但其重点并不是传记的考察，而是对“清代贵族世家的阶级特性”的贴近。由此，在矫正一般对“内务府包衣”的错误认知后，可以重新认识到，“内三旗”出身的曹雪芹是没落贵族的落魄王孙，他的才性内涵与此是分不开的；而《红楼梦》其实是清代贵族世家的阶级反映，那不只是泛泛的“富贵”而已，而是非常具体细腻的写实再现，包括：世袭爵位、经济财务、诗书礼法、生活运作等等，都有着历史的客观依据，而这也正是影响到人物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的直接因素。小说是在这个特定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虚构，却不能脱离这个阶级背景来塑造人物情节，因此认清《红楼梦》是对清代贵族世家的回眸与定格，实为至关紧要，而这一阶级特性将会贯穿于以下的所有章节主题中。
由此，我们将可以了解到，《红楼梦》其实是一部追忆文学，本质上是对繁华往事的眷恋，以及对失落的悲恸与自我谴责，第三章“作品的主旨：追忆与忏悔”便是透过文本中作者所介入的种种自我表白，来说明这些意涵。“追忆”同时也就是“追悼”，而曹雪芹与《红楼梦》所哀吟的，除了一般人都深刻感受到的青春生命之挽歌、尘世人生之挽歌外，还包括了贵族家庭之挽歌，这更是专属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大失落与大悲恸。事实上，青春短暂、尘世如幻是一种文学中普遍的、常见的感慨，但贵族家庭之败灭是极少数的王孙子弟才会有的切身之痛，甚至可以说，《红楼梦》中青春短暂、尘世如幻的感慨又与家族的败落密不可分，也因此小说中对于无法挽救家业的自我忏悔、自我咎责才会如此之深重难遣，这才是《红楼梦》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而对于此等贵族世家的阶级自豪以及失落之痛最能体知的脂砚斋，透过他的评点批语也不断证成这一点，第四章“评阅的小众世界：版本与批点”便是从作者亲友的角度，透过与《红楼梦》关系密切的脂砚斋，看同一背景出身的人是如何理解《红楼梦》的，而这种理解又与一般读者有着多大的不同。脂砚斋及其评点的最大价值，包括：传记上补充了个人经历的提点、文本上则提供了八十回之后的线索与艺术手法的揭示，但最重要的是反映出与曹雪芹近似的生活背景与意识形态，而这一点却向来受到严重的忽略。然若采用贵族世家的眼光，将会发现脂砚斋指点了正确理解《红楼梦》的宝贵视角，而且与前面两章所谈的完全一致，可以互相补充加强。
从第五章开始，我们进入《红楼梦》的文本中，对小说的几个重要主题加以说明：由于“神话”是小说第一回开宗明义的设定，也是作者对包括人物、情节在内的许多基本内容所给予的象征性的解释，可以说是攸关全局，因此第五章“神话的操演与破译”就从这里着墨，包括：与贾宝玉有关的“女娲补天”神话，以及专为林黛玉打造的“绛珠仙草”神话。就“女娲补天”神话而言，“女娲”是母神崇拜心理的展现，后续拙著将有专章详述，此处便不再赘言；此外，我们则有几个不同于一般的新看法，也就是补天被弃的畸零石，其实就是“玉石”，在古代的玉石文化中，本即是贵族血统的隐喻，因此才能降生于诗礼簪缨之族；其次，女娲之所以必须出面补天，正是因为面临“末世”，而无力补天、回天无望就构成了畸零弃石，也就是贾宝玉的自忏所在。
由于无力补天、回天无望的这种设定，《红楼梦》自始至终都充盈着浓厚的命定色彩与强烈的悲剧预言，作者也煞费苦心地运用各种手法加以暗示，可以说是遍布全书，因此有必要作一整体的系统说明。第六章“作者的塔罗牌：‘谶’的制作与运用”，即是将谶谣、诗谶、戏谶、物谶这四种预言方式逐一呈现，从其中的兼容并蓄可以看出小说家的深厚素养，而若干的推陈出新则可以见到小说家的青出于蓝。这些手法像指标一样地达到预言的目标，强化了情节内容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呈现出精心结撰的巧思，增加小说创作的艺术能量，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四种预言方式中，“物谶”其实已经传达出曹雪芹对男女婚恋的真正看法。可是由于最令人低迴不已的，是以宝、黛之恋为主的各种爱情故事，于是许多人将这些爱情表现与传统中、特别是明末清初开始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相类比，以为《红楼梦》深受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以追求婚恋自主为最高价值，也以为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是来自封建礼教的扼杀。但基于贵族世家的阶级特点而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七章“《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就是要从文本的所有证据，结合这等簪缨大族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重新看待《红楼梦》之所以批判“才子佳人模式”的真正原因，并且指出《红楼梦》中的爱情关系本质上也与才子佳人类型大不相同，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
既然《红楼梦》中的爱情本质上与才子佳人类型大不相同，于是，这里就很有必要对《红楼梦》的爱情观仔细地探究。于第八章“《红楼梦》的爱情观：人格与意志的展现”中，可以看到曹雪芹是如何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为宝玉与黛玉两人创造出日常的、写实的、平凡却坚韧的爱情，而这其实才切合爱情的本质，也就是人格与意志的展现，因此超越了一般人所眩目陶醉的强度与速度，而在长度、深度上延展出持久而深刻的情感。说来吊诡的是，这既是在合乎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下所创造出来的，因此表现出“情礼（理）合一”的形态；但同时又是超越时代的，因为在讲究男女之防的世家大族中，缺乏日夜相处的必要条件，如小说中紫鹃所说的：“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第五十七回）因此这种知己式的爱情实属罕见。既合乎时代又超越时代，这就是小说家最了不起的地方。
由于《红楼梦》是一阕宏大的悲剧交响曲，所有的美好人事物都注定是要幻灭的，宝、黛之间的知己式爱情正是其中的一曲哀歌；复在青春生命之挽歌、尘世人生之挽歌、贵族家庭之挽歌的齐奏共鸣之下，终究面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贾宝玉也就大彻大悟，随着家族的幻灭同时走上了舍离人世的出家之路。第九章“度脱模式：贾宝玉的启蒙历程”，是以贾宝玉为聚焦的主轴，回顾他在贾府这个贵族世家中的成长历程，呈现出由儿童式的自我中心到人我合一的逐渐成熟，从而了解到“真理”并不是只有一种，“真情”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群体与自我之间并不是互相对立甚至对抗的，而是可以互相辅助、彼此成就的，在符合家族的期待时也同样可以保全自己，曹雪芹称之为“两尽其道”的“痴理”。从这个角度而言，宝玉的出家就不是受到打击之后的灰心绝望，而是扩大理解后突破局限的宏大视域；不是对社会的逃避与抗议，而是圆善之后的超离与了结，可以说是成长步骤中最终“灵”的成熟。
于是，悲剧就不仅只是悲剧，而焕发着饱含沧桑之后的豁达与慈悲，再回首前尘往事时，可以绽放出一朵含泪的微笑。犹如弘一大师圆寂前所写的“悲欣交集”，高程续本第一百二十回卷终写宝玉由一僧一道伴随，在雪地上遥遥向贾政拜别时，脸上的表情也是“似喜似悲”，读者沉浸于《红楼梦》故事而掩卷醒来之际，那一种满足与惆怅的怔忡心境，亦莫非如是。
由于《红楼梦》本身的高度争议性，《大观红楼》的系列之作并不以各种红学知识的导读为目标，而是将个人十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作一统合，呈现的是透过《红楼梦》学习成长的成果，包含了对于个体、社会、时代的种种思考，不只是针对《红楼梦》，本质上更是对读书的方法与意义、应该如何待人处世的人生态度所作的反省。既然人智有限，而学海无涯，这一系列的《大观红楼》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面貌，也注定是一家之见。其中的未尽之处，幸祈读者谅察焉。
以下，就本书的若干体例加以说明：
一、由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特殊情况，不但版本考据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续书对整体叙事所造成的统一性问题也依然聚讼纷纭，这些都不免会牵引“文本”的建构，而松动诠释基础的稳定性。为了避免版本歧异与前后冲突所造成的混淆与干扰，本书的分析乃以前八十回为主要范围，相关之引文亦皆依据台北里仁书局出版、由冯其庸等学者撰定的《红楼梦校注》，此书前八十回以甲戌本、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补足，已经学界公认为最接近曹雪芹创作原貌的最佳版本；而考证、索隐、探佚等论题，亦与本书专注于文本之路径有别，为免枝节歧出造成失焦，故论述时多不涉及。如此种种，书中行文时不另一一注明。
二、各处所引述的脂砚斋批语，都出自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行文时仅标示回数，以清版面，读者可自行覆按版本与页码。另外，由一粟所纂辑的《红楼梦资料汇编》，收罗自乾隆至民国初年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各种评述，包括：评点、诗词、序跋、笔记、短论……等等。本书引述时，仍一一详细注明出处。
三、本书中有关清代皇族贵戚的生存样貌，除参考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外，主要还参考了两本爱新觉罗皇族出身者的著作，一本是金寄水（1916—1987）的《王府生活实录》，一本是金启孮（1918—2004）的《府邸世家的满族》。金寄水是睿亲王之末代子裔，自幼成长于睿王府中，而金启孮则是乾隆的第八代直系子孙，所提供的都是身历目睹的第一手纪录，两人名字中的“金”氏正是爱新觉罗的汉姓。固然金寄水之所见所闻，主要是民国成立后1911至1924年间的状貌，然而，此时不仅“小朝廷”犹在，王府亦未完全解体，一切力图率由旧章，以此等特殊阶级的制度规模与生活运作，若非大幅改变，约略还是延续着过去的常态而大同小异，犹如民国以前的世家大族之间也找得到一些不同处，但这并无碍于其主要架构与意识形态的共通性与延续性；而代代相沿下来的家族传闻与运作方式，更是对清代贵族世家的如实反映。因此两书及其他的各种回忆录所记述的，可以视为该阶级生活与思想感受身历目睹的第一手见证，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具有很大的价值。
四、全书中加黑体及楷体加粗者，皆为笔者所强调，不再一一注明。
最后，感谢曾双秀小姐、杨宜佩小姐认真负责的大力协助，两位极为精良的校对是我前所未见的，促进了本书形式上的完善；还要感谢昔日同窗李宗焜先生，念旧重情、诚厚笃实的性格始终如一，以其高妙书法为本书增光，至所感激！当然最要感谢王仁宏先生，既是好丈夫，更是平生罕见的良师益友，本书中有些发人省思的哲理良言，便是从日常对话中汲取得来的。
得遇这些情缘，是我的幸运，在此致谢，也将感念终身。
[1]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其中涵括自1754至2003年二百五十年中国及海外的《红楼梦》研究。
[2] 〔俄〕托尔斯泰著，曹资翰译：《安娜·卡列尼娜》（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