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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女儿”势必长大，更必须走出花园，踏入世界，迎向宇宙；不再只是受保护之下天真无邪的纯洁性灵，而是足以承担万物的无畏大地。
在前面的七章里，阐述了“母神”的概念与象征意义，并就《红楼梦》中从神界到俗界、从贵族到平民的母神系列，展现她们各自所具备的风貌与内涵。整体而言，从神话学来看，这些母神们也都巧妙地体现了“母体复归”的崇拜心理。
犹如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回归母体”的地母崇拜并不是原始初民的专利，也不单单存在于丧葬活动上。作为一种心理原型的反映，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回归母体”主题都还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艺术中，并且以形形色色的许多变化，巧妙表达出人们寻求保护救赎以及疗伤止痛的心理需要。在《红楼梦》中，具有“母体复归”意识的情节，一共至少有四处，包括：
一次是宝玉被魔法作祟，被搬往王夫人的卧室寻求重生，参见第五章。
另外有两次都和刘姥姥有关，一次是刘姥姥到荣国府打秋风，被引到东屋这个巧姐儿睡觉的地方；再者是刘姥姥为了答谢，第二次来到荣国府，在逛大观园的过程中醉卧怡红院，参见第七章。
第四次则是迎春遭受婚姻不幸后，于归宁时表示：“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记挂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而回到紫菱洲这座旧居休生养息、抚平伤痛。那紫菱洲正位于元妃为金钗们所一手擘创的母性空间中，参见第五章、第六章。
固然在传统的性别规画下，“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易经·家人卦》）、“男不主内，女不主外”与“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礼记·内则》）造成了女性之生活空间与才能发展的严重局限，诚如探春所感慨的：“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第五十五回）便深刻道出其中委屈。然而，一则是作为“历史中的人”，在无法改变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如何找到突破的可能性与实践自我的积极性，仍然是才智之士可以努力的；二则是即使处在性别上有所限制的局面中，“观念”与“原则”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完全等于实际上的具体处境，尤其再加上权力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也使得女性的待遇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用“受压迫者”一概而论。正如西蒙·波伏娃所指出的：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会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抽象的权利不足以限定女人的现实具体处境；这种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经济作用；而且，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权力往往呈反比例变化。[1]
因此在了解《红楼梦》以及其他的古典作品时，我们同意高彦颐所建议的，以“三重动态模式”来取代五四时代“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去认识妇女史。所谓三重动态模式，是指中国传统妇女的生活为三种层面——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的总和，三个层面有时是被难以逾越的鸿沟所分开而不一致，有时则是完全相合的。[2]
当我们从小说的写实笔法中追步这些妇女们的生活实践后，已经足以充分地看到，宝玉的女儿崇拜是片面而偏颇的成见，毋宁说，曹雪芹的作者视角和他笔下的男主角并不一致，通过其他的女性角色塑造，极为有力地推翻了贾宝玉所说“女人个个是坏的”“老女人是鱼眼睛”的振振有词。因此，小说家在卷首中极力推崇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所谓的“当日所有之女子”，参照第十三回回末诗所总评的“裙钗一二可齐家”，可知必然包括具有“齐家”之补天才干的女性，而她们“出于我之上”的行止见识，也绝不只是如花似水的山川灵气之类。因此在第五回的人物判词中，王熙凤与贾探春这两位女子都出现了“才（干才）”和“末世”的结合，此一现象绝非偶然。无怪乎脂砚斋清楚地表示：
余为宝玉肯效凤姐一点余风，亦可继荣宁之盛，诸公当为如何？（第二十回批语）
足见曹雪芹所谓“出于我之上”的行止见识，并不只是“只钟于女儿”的“山川日月之精秀”，还包括入世的、实务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干才。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人生实践之最高理想的同心圆结构，“齐家”与“治国”分享了相同的本质，此所以第十三回以回末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来赞美这些齐家的女性，清楚说明了“齐家”是女性的最大价值。
[1] 〔法〕西蒙·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106。
[2]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页9。